【西南研究】刘旭临| “有形”与“无形”：和顺古镇之宗族景观
“有形”与“无形”:和顺古镇之宗族景观
刘旭临
摘要：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首先应该考虑村落原真性的传统结构和历史风貌。作为乡土景观中的根本性景观, 宗族景观的保护显得格外重要。通过一个地处西南边疆的边境古镇个案, 试图梳理和分析宗族的有形景观和无形景观, 以期呈现一个特殊人文系统中的宗族景观所承载的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 旨在引发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思索。
关键词：和顺古镇；宗族景观；土；镇化；传统村落
宗族是中国传统村落通过血缘、地缘、利益关系整合人群的一套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村落的形成大都与家族世系的扩大与分支有关[1]。由于家族繁衍造成人口过剩,土地不堪负荷, 某一分支便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家园。在同一块土地上, 扩大的家族往往发展成以父系世系认定成员资格并祭祀共同祖先的宗族。在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的互动和交融中, 宗族凝结下的人群创造出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造就了独特的传统村落原貌。由此, 宗族与村落的共生关系是理解和认识乡土社会的一个重要面向。乡土景观是人文地理和生态环境在土地上的表述方式, 包含着民居、农田、建筑、道路、庙宇、宗祠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 承载着传统村落的乡土性。作为乡土社会文化根脉的遗痕, 宗族景观自然成为乡土景观的重要典范。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引发了人地关系危机和社会矛盾, 这为重新审视传统村落的乡土性和乡土景观提供了契机。
一、宗族源起
和顺古镇位于云南腾冲市, 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边陲小镇。古镇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要追溯到明洪武年间到云南屯垦戍边的将士。《明史·太祖本纪》载: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 , “蓝玉、沐英攻大理, 分兵鹤庆、丽江、金齿, 俱下”。最早来到和顺的始祖是随将军傅友德、蓝玉、沐英征讨云南而戍边腾越 (1) 的寸、刘、李、尹、贾五大姓氏,他们原籍为四川巴县。战争结束后, 这些将士驻军腾越, 均以军功授予官职。接踵而来的有湖南的张姓, 南京的钏姓, 湖南、江西的杨姓以及河南的许姓。
《和顺寸氏宗谱》载:“我寸氏始祖讳庆, 其原籍系四川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寸家湾人氏, 自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 奉旨钦调来滇, 随至永昌腾冲守御千户所。”(2) 《和顺刘氏宗谱》云:“我刘氏始祖继宗公者, 原籍为四川重庆府巴县梁滩里刘家坡。乃于明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 奉命从征, 选充总旗。”(3)族谱对屯军移民和顺的整个历史过程, 包括始祖的来源地、迁移原因、屯军官职进行了详细记述。宗族在和顺的在地化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 从最初的16个姓氏, 到民国年间10个姓氏, 最后发展为8大宗族。据“和顺乡土主庙明成化大钟具名录”统计, 明成化年间 (1480年) 总计16姓, 共142人:尹姓18人, 刘姓22人, 杨姓5人, 寸姓30人, 张姓6人, 李姓45人, 钏姓1人, 贾姓2人, 番姓2人, 丘姓2人, 冯姓2人, 赵姓2人, 文姓2人, 阮姓1人, 王姓1人, 口姓1人。从人口数量得知, 明成化年间宗族尚未形成, 只有家庭的聚合体或小规模家族的雏形, 但人口数量明显增加, “具名录”中还出现同名的现象。同时,“具名录”中见于各姓《宗谱》者, 也多为第三、四、五代, 而始祖于1382年定居和顺, 时间相距百年, 这一时期和顺军户已经减少, 事实上, 至清兵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 平腾越卫, 在腾明室官兵几乎归农为民。关于和顺宗族形成的具体时间既无历史文献的记载, 亦无从推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宗族的形成经历了姓氏间的通婚、人口的不断繁衍、家族的自然分支过程。至今和顺已无番、丘、冯和文等姓氏, 而发展演化为寸、刘、李、尹、贾、张、杨、钏8大宗族。
问题的关键在于, 宗族如何在一个边陲地区落地生根。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两本著作中反复强调, 福建、广东大规模宗族的存在满足了边陲环境、稻作生产与水利合作三个条件。他指出:其一, 在边陲环境中人们为了开发和防卫的目的, 往往需要利用合作性的群体组织,中原迁移到边陲的汉人由于携带父权的意识形态, 有利于重构宗族的文化系统。其二, 稻作生产造成农业剩余, 从而促进共同财产的形成。其三, 农业生产中水利网络促成群体间的相互合作[4]。和顺的宗族形成符合弗里德曼“边陲理论”的第一个要素, 汉族移民为了开发和防卫的需要, 在地方化进程中进行宗族再造以适应边陲环境。而稻作生产和水利开发对于和顺宗族的形成并未造成深远的影响。和顺宗族的形成与移民到此的主体身份密切相关。他们是屯垦戍边的战士, 从同一个地方迁居于此, 并以军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和生活, 寓兵于农的生产方式、紧密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宗族的形成孕育了丰厚的土壤。
自古以来, 和顺是陆路通往缅甸, 进入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要冲。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古镇与缅甸形成一个山川相隔、但河海相连的整体生态单元, 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各族群的迁徙与交往促进了人群、商品、信息、资本、技术、文化跨越边界的流动, 由此形成的动态图景催生了有别于华南、东南、港台等地的宗族景观。这些宗族景观既有聚落、闾门、宗祠、墓地、牌坊等有形之景, 亦有由“移动”而形成的区域性社会网络的无形之景。
二、有形之景
宗族景观是宗族文化体系和观念在土地和空间上的适应性表达, 或人们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讲究的是一种视觉性效果。宗祠、祖宅、墓地、仪式、族谱、器物、符号和牌位等都是宗族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顺古镇是一个以宗族为纽带的乡土社会, 宗族景观随处可见, 主要体现在聚落的布局、闾门的形制以及宗祠、墓地、牌坊等一系列要件上。
《管子·乘马》载:“凡立国之都, 非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 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规矩, 道路不必中准绳。”中国村落的建制自古遵循天地之利、崇尚自然、人地和谐、因地制宜的理念。和顺古镇坐落于黑龙山北麓的山坡上, 居山而不登高埠, 临水而不陷泽国, 其聚落特点和空间分布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选择和有效利用。整个主村落, 由一条环村主道和与主道纵向相接的里巷组成。李家巷、大石巷、大尹家巷三条主巷贯穿南北, 北与主道相连, 南与横向巷道相连。里巷主要由小尹家巷、赵家巷、刘家巷、黄果树巷、大桥巷组成, 其余寸家湾、尹家坡、张家坡、贾家坡各据一方, 主巷与里巷纵横交错, 构成了整个村落的网状结构 (见下页图1) 。
和顺古镇存在“严格有序的里巷”和“组团式的聚居”两种典型的聚落形态。居住空间采用两种方式命名, 一是采用“开基祖”的姓氏, 如李家巷、刘家巷、尹家坡, 显见血缘与地缘相重合的聚居方式。二是以“来源地”命名, 如大石巷、寸家湾、黄果树巷,表明迁徙人群遥望桑梓的恋乡之情。无论哪种聚落形态基本是“同枝共派”的生活空间, 在村落形成之初, 鲜有其他宗族掺杂期间。以姓氏为单位的聚落布局在“我者”与“他者”之间划定了的一条地理边界, 成为不同宗族身份认同和归属的根本依据。
与巷道构成整体的村落结构还包含数量众多的月台。月台位于通往主道的巷道口下端, 呈半月形, 中间种植大树, 四周围以石栏, 是古镇居民乘风纳凉的休憩场所。月台并非只是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 还体现了风水观在聚落中的讲究。《阳宅会心集》载:“城门者, 关系一方居民, 不可不辩, 总要以迎山接水主……故其, 如有月城者 (瓮城) , 则以外门 (瓮城门) 收之, 无月城者, 则以城外, 建一亭或做一阁, 以收之。”瓮城是宋初以来于城池各门之外再添建的小城, 月台貌如去掉城墙的瓮城 (月城) [6]。富含“收、接、纳”风水寓意的月台, 与具有“放、散、开”特点的巷道, 构建了一幅独具特色的宗族景观。格局昭示的景观呈现出乡土社会中立体、多元和动态的生活图景, 记载着传统村落最根本的乡土特质。
闾门是和顺古镇一种形制特殊的建筑景观, 其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实属罕见。这种中原形制的历史建筑遗存, 不只是汉人栖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忆, 也收藏了古镇空间形制的乡土智慧, 承载着人群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说文》载:“闾, 里门, 从门, 吕声。”“闾”是里巷的大门, 源于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布局“里坊制”。“里坊制”从西周时期的闾里制度演变而来,是统治者进行城市规划和居住管理的一种方式。“里坊”形成一个封闭的公共空间, 便于统治者在清晰可见、便于管理的布局之中实施和维护政治权力。换言之, 里坊制是政治权力在城市建制上的反映, 用以标识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是区分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北宋时期, “里坊制”土崩瓦解, 打破了“权力‘制造’城市, ‘制度’安排空间的结构”[7],然而作为这种制度的重要物件, “里巷”和“闾门”成为中央王朝权威的象征符号被保留下来。
图1 和顺村落结构图 (杨大禹) [5]
和顺的“里巷设置”和“闾门建造”显然是对古代“里坊制”的效仿, 虽然不再是统治阶级藉以空间控制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 但却是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组成部分的屯军对中央王朝权威的敬仰和社会记忆, 也是连接中心与边缘的想象[8]。和顺古镇的闾门建筑材料各不相同, 既有气宇轩昂的气势, 也有古朴内敛的格调, 其中渗透了南亚、东南亚的建筑风格。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家巷、大石巷、大尹家巷三条主巷。巷道首尾均有闾门、题词、楹联、碑记, 如李家巷上巷口门额题“兴仁讲让”, 下巷口门额书“景物和煦”, 这种建筑风格既符合中国建筑寓情于景的手法, 又体现景物教化的传统风格。里坊格局的框架制约、儒化教育的道德规范营造出一种空间关系和邻里关系的秩序感。作为屯军移民和顺的历史记忆, 闾门在功能上对“门里”与“门外”还作了空间分割。闾门之内是我者、族人。闾门之外是他者、非我族类。“门”划定的地理边界更是一种社会边界的物化象征, 区分了屯军与边民、移民与原住民、汉族与少数民族, 强化了屯军的族群意识,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认同、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家”是亲人共同居住的生活空间, “门”是“家”的重要构件, 规定了家的空间范围, 闾门亦承担着同样的角色, 使之成为“宗族”的象征符号。特殊形制的闾门是和顺宗族景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宗族以祭祀共同的祖先为凝聚族人的纽带, 宗祠是实现这一根本精神要义的重要场所, 因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宗族景观。宗祠正是通过举行祭祖仪式来维系宗族成员的认同, 成为“尊祖、敬宗、收族”的场域。甚至宗祠的建立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存在与否、强与弱的外显性特征。奉祖敬宗的宗祠对于宗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也无怪历代族人为修建宗祠尽心竭力。宗族祠堂的兴建经历了一个祭祖权力由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祭祖的家庙由特权阶级向庶民普及的过程[9], 这一过程的演变和发展伴随着中国传统祭祖礼制的深刻变革。中国历代王朝对立庙祭祖进行严格的限制, 要求不同阶层遵守祭祖代数和建立祖庙的规定。先秦时期, 从天子、士大夫到庶民遵循不同的“庙制”, 贵族阶层可以立庙祭祖, 而庶人只能“祭父于寝”。随着朝代的更迭, 祭祖礼制虽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但官方仍然将祭祖立庙视为等级特权的象征。乃至明清时期, 中央王朝规定品官及庶民可以祭祀同样的代数, 但只有品官才允许建立家庙。然而, 宋代以降, 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设计的祭礼, 放松了民间对祭祖代数的限制,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奠定了基础。随着宗族规模的扩大, 庶民也开始模仿官员设立祭祖的祠堂, 突破了“庶民祭于寝”的官方规定。因此, 民间宗族组织的发展, 不是以官方的宗法制度为依据,而是以冲决这一桎梏为必要前提[10]。
宗祠在和顺古镇的广泛存在也是明清中后期宗法伦理“庶民化”的结果。和顺共有寸、刘、李、尹、贾、张、杨、钏八大宗祠, 建筑年代从1808年最早建立的寸氏宗祠至1926年建成的李、杨、钏宗祠, 历经了一个多世纪。建筑的风格和规模各有差异, 但都布局精巧、建筑宏伟, 展现出典雅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祠堂的布局以正殿为中轴线展开, 两边建有厢房、甬道, 正殿与一门和二门处于中轴线, 成为一族藏风聚气之口。正殿中央牌位的摆放以彰古代“昭穆之制”, 四周墙壁的族规家训以表“训诫之意”, 无论是宗祠空间布局, 还是尊祖敬宗的礼制都反映了宗法制的精神内涵。同时, 大门、二门分隔出的院落空间,随处可见的牌匾、诗词、楹联字画以及飞檐斗拱式的建筑风格, 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宗祠的建造中的运用。宗祠是放置牌位、供奉祖先、体现祭祖礼制的重要场所, 那么墓地则是安放祖先灵魂的住所。人们认为, 家族后代的兴旺取决于祖先安息的这块墓地。活着的人离不开“祖先”的庇佑, 祖先不仅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而且具有不可抗拒的“至高性”和“神圣性”[11],正因如此, 传统观念认为, 灵魂居所 (阴宅) 对凡人居所 (阳宅) 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而墓地的选择、墓穴的位置,城墙修建的方位都是安放祖先灵魂优先考虑的重要因素[12]。和顺八大宗族的墓地散落在古镇的风水宝地, 规模各异, 大多以始祖和第二代祖先的墓地为主, 或修筑围墙建以陵园, 或置于广阔的空间之中。
和顺古镇的宗族景观除了聚落、闾门、宗祠、墓地以外, 还有以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建立的牌坊, 这些有形景观是人类生活与环境相互作用遗留在大地上的印记, 集中反映了宗族处理人与地、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可视化的景观一眼便知,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和顺宗族呈现出的唯一图景。和顺由于地处特殊的人文生态系统, 族群间的“流动”与“寓居”形成了跨越边界, 并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网络。
三、无形之景
人类的生命历程和历史进程都贯穿于“移动”之中, 人因为行走、运动、旅行、迁徙将个体融入日常生活, 同样, 历史的演进在人群、物资、文化、信息、商品的移动中得以实现。人群在移动的过程中通常以血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宗族再造就是其中一种方式。传统村落一般是一个“开基祖”迁徙到这片土地, 经过繁衍生息, 人口的剧增导致部分家支离开家乡去新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园, 或作为一个外来群体融入到当地社会。这样的移动从村落建成之初从未停止, 而当今社会的移动性与旧有形态有很大差异, 更多体现在人群的移动与寓居、物资的流通与交换、信息的交流与传播。
和顺古镇是明朝时期汉族屯军进入边疆戍边屯垦而形成的村落。从这个意义上说, 和顺首先是一个移民社会, 明代以前世居和顺的古老民族是佤族。《张氏宗谱》载:“……移于和顺乡李蒲蛮之地, 家之父子, 生长于斯, 一名贾家坝, 一名张家坡。”(4)“蒲蛮”即指居住在和顺马头山一带的佤族。明代以降, 汉族屯军的到来改变了和顺的民族构成, 汉族成为该地的主体民族, 佤族被驱赶至距和顺5公里之外的荷花镇甘蔗寨。人口繁衍、家族分支是一个宗族发展的必然过程, 迁徙他处者众多。《李氏族谱》载:“和顺李氏宗族, 自始黑师波公于明洪武十五年 (1382年) 遂军从征, 戍边屯田于腾越阳温登村 (今和顺乡) , 且择于斯而家焉, 迄今凡六百二十四年。世易时移, 六百余年间, 李氏宗亲克勤克俭, 生生不息, 今子孙繁衍已逾二十代, 丁口数千计。期间迁徙流漫者,行迹遍及海内外者, 不胜枚举。”李氏宗族始祖“李黑师波”, 共生三子:长子李成, 次子李哱囉, 三子李喜。族谱详细记载了从十四世起, 各支派下迁徙的世系, 包括盈江昔马、芒棒、太平、弄璋;梁河囊宋、弄行、孟武, 河东、河西等地。在田野调查中, 笔者发现和顺的各大宗族的支系集中分布在保山市、腾冲市、德宏州, 和顺人称之为内五县、外五县 (5) , 具体而言, 内五县指保山、昌宁、龙陵、施甸、腾冲;外五县指梁河、盈江、陇川、芒市、瑞丽。
以上族谱云:“期间迁徙流漫者, 行迹遍及海内外者, 不胜枚举。”其中迁徙“海外者”主要指的是以缅甸为中心离散到世界各地的族人。和顺与缅甸历史上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一地区, 边陲与中心, 随着时代以及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革而发生着不同程度的交织与互换, 甚至经由边陲地带, 将不同类型的社会、国家乃至区域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政治与地理空间[13]。和顺与缅甸的人群交往甚至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边界尚未划定之前, 人群的流动更为常态。明朝后期, 人口的增加造成人均土地的减少,和顺人为生存的需要前往缅甸进行商业贸易, 开始了“走夷方”的跨国行为实践。缅甸在这一时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物资之间的互通有无给和顺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清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和顺的经济、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至咸丰、同治年间, 清朝统治者镇压滇西回民起义,兵祸蔓延, 和顺遭受严重的打击, 很大一部分人逃至缅甸[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随着国家疆界的确定, “走夷方”的传统习俗被迫中断。然而, 仍有一部分和顺人由于政治原因离散到缅甸, 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改革开放以后, 两国之间的交往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族群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 一些和顺人从“流动”转向“寓居”, 并在缅甸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华人华侨群体。宗族的复兴为侨乡和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结与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尤其是中缅跨境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成为构建跨国网络的重要因素。由此, 宗族通过其特有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 形成一个特有的引力场, 将散居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群紧紧吸附于和顺这一特殊的地理单元。
从空间上看, 和顺古镇通过宗族建立起一个以和顺为中心, 联结内五县和外五县的空间结构。和顺八大宗族的宗族组织大都与内、外五县及缅甸族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族人聚居之地必有联系人加入宗族理事会, 从而形成宗族权力的网络结构。分散在各地的族人正是通过权力的网络参与宗族事务, 最为凸显的是清明节的祭祖仪式。清明之际, 各大宗族都会在宗祠举办祭祖仪式, 族人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入和顺,特定节日把移动的人群瞬间定格在祭祀祖先的场景之中, 把抽象的空间网络具象化, 形成一幅可视的画面, 这种景观有别于建筑物在大地上的显现, 而反映了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联结, 虽然不容易发现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无形之景。
四、结语
景观是一个由人创造或改造的空间的综合体, 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背景。如果“背景”这个说法听起来过于谦逊, 那么请不要忘记, 在“景观”一词的现代用法中, 景观不仅强调了我们的存在和个性, 还揭示我们的历史[14]。乡土景观尤是如此, 深深根植于地方感中的“人气”与“文化”, 蕴含着空间中的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如今城镇化的蓬勃发展, 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 村落的同质化进程正一步一步消解乡土社会, 乡土景观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遭遇战。和顺宗族景观的案例表明, 景观展现了人与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家园遗产。试想, 这些宗族景观被所谓现代化的城市建筑所代替, 那么, 和顺人是否还能找到对其所处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明朝时, 腾冲称为腾越, 属于金齿司, 直隶布政司。后在腾越设置腾冲卫。
(2) 参见《寸氏族谱》之重修宗谱序, 1917年 (民国六年) 编撰。
(3) 参见《刘氏族谱》之重修宗谱序。
(4) 参见《张氏宗谱》小引, 1988年编撰。
(5) “内、外五县”是和顺当地人的习惯叫法, 实际上有一些是市、州级行政单位, 比如保山市, 而腾冲市原为县级行政单位, 2015年8月改为市级行政单位。“内五县”指原来保山市所辖的五个县, “外五县”指德宏州内的五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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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旭临, 女,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
原文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