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缪成长|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技术的文化属性
生态人类学视域下技术的文化属性
缪成长
摘要：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 基于生态人类学视角研究技术的文化属性, 实际上就是把技术作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文化纽带加以探究。从这个意义上审视, 技术结构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负载的, 技术功能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节制的, 技术应用是对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调适, 技术对象具有反馈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机制。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 技术; 文化负载; 文化节制; 文化调适;
众所周知, 就技术的不同形态而言, 技术也是一种文化。但是, 本文所讨论的不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技术, 而是从生态人类学视域出发, 探讨作为人工物形态技术的文化负载。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视角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因此, 基于生态人类学视角研究技术的文化属性, 就是把技术作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文化纽带加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审视, 技术结构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负载的, 技术功能是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节制的, 技术应用是对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调适, 技术对象具有反馈自然信息与社会文化的机制。
一、技术结构的文化负载
任何技术人工物都是以一定的物理结构形式存在的, 或者说, 物理结构是一切技术人工物最基本的特征展示。正因为如此, 人们通常习惯于首先根据物理结构来界定、比较和评价技术人工物。但是, “不是结构决定功能, 而是功能预设了结构”[1]62, 技术人工物的物理结构之所以多种多样, 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技术功能的需要, 技术功能才是技术人工物物理结构存在的依据。然而, 现实中的技术功能, 又总是首先表现为人类实践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然后通过技术设计环节, 把它转化成与特定物理结构相对应的技术物。因此, 技术设计是技术功能与技术结构的纽带, 没有技术设计, 技术结构无法形成, 技术功能也无法实现。
技术设计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加工和构造过程。技术设计一端联系的是自然界的具体问题, 另一端联系的是技术应用者, 所以, 技术设计既要保证技术在功能上能够解决具体问题, 同时又要保证技术应用者能够切实有效地应用技术。这就意味着, 所谓的技术设计, 实际上只是对相关自然生态信息和社会文化的加工和重塑。理由是, 只有对相关自然生态信息进行加工, 设计出的技术结构才能与自然界兼容, 否则, 与技术结构对应的技术人工物, 就不能解决自然界的具体问题。同样, 只有对相关社会文化进行加工, 设计出的技术结构才是宜人的, 否则与之对应的技术人工物就可能不适用。由此, 得出的结论是, 技术结构是自然和社会文化负载的, 而且负载的自然和社会文化信息越丰富, 技术结构就可能越合理。那么, 自然生态信息和社会文化, 又是如何通过技术设计转移到技术结构的呢?
按照生态人类学, 人类寄生的自然生态系统, 总是以自然条件和生态背景差异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差异对人类来说, 则意味着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可利用方式和可利用程度。故而人类要寄生于其上, 就必须模塑不同的生计方式, 用以向自然生态系统索取各种资源, 满足自身需要。人类模塑生计方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 在此只能根据行文的需要, 抽取其中的几个环节, 作简化的描述。在自然生态系统面前, 人类首先会利用已有的社会文化, 对呈现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物种信息进行加工, 以识别和甄别它们的特征和性状等。然后, 再根据它们的特征和性状, 对这些自然条件和生态物种等进行“汰选”。“汰选”的过程, 充分展现了人类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条件和生态物种的本性。第一步, 人们总是先把可以凭借现有条件进行利用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物种, 悉数作为资源直接利用;第二步, 对不可凭借现有条件加以利用的,也会设法创造条件改变其特征和性状, 然后加以利用;第三步, 只有对无法创造条件加以利用的, 才会被暂时淘汰出局。可见, 在“汰选”的过程中, 恰恰是第二步, 也即创造条件利用自然条件和生态物种, 对应着技术的产生和应用。
很显然, 技术的产生, 前提是技术设计的出新。而技术设计的出新, 则需要对自然生态系统信息进行深度加工。从本质上说, 技术设计就是设计者在技术功能的引导下, 对自然生态系统未知领域的探究, 是一种化未知为已知的实践过程, 因此, 在技术设计过程中, 设计者只有在充分占有已有自然生态信息的基础上, 再捕获更多新的信息, 才能做到化未知为已知, 从而设计出达到或逼近技术功能的技术结构。换句话说, 正是因为这部分新的自然生态信息, 凝聚到已有的自然生态信息中, 并通过技术设计转移到技术结构之中, 技术结构才会以特有的形式展现出来。值得强调的是, 自然生态信息通过技术设计转移到技术结构中, 有时不是一次完成的。如果根据设计制成的技术人工物, 在应用中实现了技术功能, 则表明技术结构是合理的, 反之, 则表明技术结构需要重新设计或者修改, 而重新设计或者修改设计的过程, 就是重新加工自然生态信息的过程, 也是再次向技术结构转移自然生态信息的过程。可见, 技术结构的自然生态信息负载, 是技术设计加工和转移自然生态信息的结果。
按照生态人类学, 人类虽然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 但是也必须依赖社会生存。这就预示着, 包括技术设计在内的人类实践, 在加工自然生态系统信息的同时, 也需要对社会文化进行加工。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在技术设计时, 设计者只有将技术应用者的文化程度、生理特点、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设计出来的技术结构才可能是合理的。例如, 汽车手动刹车手柄, 其设计的大小和形状, 既要考虑到消费群体地域人种手的差异, 也要考虑到男女不同性别手的差别。甚至, 很多技术设计还要考虑到应用者作为消费者的文化因素, 比如职业特点、收入状况、消费习惯等, 否则最终的技术产品, 就可能因得不到消费者的普遍接受而难以市场化。可见, 技术设计也是加工并向技术结构转移社会文化的过程, 技术结构也因此是社会文化负载的。
总之, 正是由于技术结构的自然文化负载,技术才有可能解决人类面对的自然问题, 技术功能才有可能实现。同样, 也正是由于技术结构的社会文化负载, 技术人工物的使用和消费才成为可能。
二、技术功能的文化节制
“技术应用其实就表现为技术结构的可能性转化为技术功能的现实性。”[1]61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技术结构对于技术功能的重要性。但是, 技术结构的合理性, 也只是技术功能正常发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 即令技术结构是合理的, 技术在应用中也可能表现出功能障碍, 甚至出现风险。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技术应用者参与其中, 增加了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具体地说, 一方面, 技术应用者生理和心理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 技术应用者是能动的因素, 所以在技术应用中, 是否遵守或在何种程度上遵守技术规则和规约是不确定的。后者典型的例子是, 酒后驾驶事故, 一般都是驾驶者饮酒过量操作不当或违反交通规则酿成。可见, 技术规则和社会规范等文化体系, 直接影响技术运行, 节制技术功能的实现。
那么, 具体是哪些文化因素对技术功能实施节制呢?文化又是通过何种机制来节制技术功能呢?要回答这些问题, 需把技术置于生态人类学背景下进行阐述, 因为借用生态人类学分析问题, 其优点不仅在于提供一种分析问题的文化视角, 而且让我们能够从人类生存的意义上, 找到问题存在和解决的实践基础。
按照生态人类学, “人能够观察到的社会与生态现象, 其实都是具体文化节制物质与能量运行的结果和表现形态, ”[2]25故而, 包括技术应用在内的所有人类实践, 根本上说, 都是在文化节制下, 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生命物质与生物能的不同表现形式。这就是说, 人类实践活动要受自然生态信息的节制, 也即人类在从事实践活动时, 自觉不自觉地会以生态系统呈现给我们的自然生态信息为参照。所谓自然生态信息就是关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元素的结构、性状等特征符号。试想, 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人类实践活动, 如果不以这些特征符号为参考系, 那么其实践方式、速度和进程就是盲目的。自然生态信息对人类实践的节制, 还可以通过其节制方式得到更充分的说明。在人类实践活动中, 自然生态信息通常是以实践活动规则的形式存在的, 只不过这些规则有些是明确的、成文的, 有些是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 有些是默会的、以技能方式存在的。这就要求技术应用者, 既要通过学习或培训的方式, 掌握技术规则, 又要通过反复实践训练的方式, 掌握和提高技能, 以便正确地应用技术。以上论述说明, 技术功能在实现过程中, 是受自然生态信息节制的。如果离开了自然生态信息的节制, 甚至很难想像技术应用是如何发端的。
技术功能不仅受自然生态信息节制, 还受社会文化节制。生态人类学认为, “(社会) 文化并不是按照生态系统的固有特征去实现物质和能量的转换, 而是将自然生态系统中千差万别的生命物质和生物能形式首先转化为它便于利用的形式……”[2]26这就是说, 在生态人类学看来, 人类的实践活动,其实就是运用已有的社会文化对自然生态信息进行加工, 使之成为人类能够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正确方式和方法。对于技术来说, 这种方式和方法主要就体现为技术规则和技术规范。很显然, 技术规则和技术规范, 不是自然生态信息本身, 而是经过系统化、逻辑化和专业化的知识体系。这里的“系统化”, 体现的是技术规则和技术规范制定者的智力参与, “逻辑化”体现的是制定者运用社会文化对自然生态信息的格式化, “专业化”体现的是制定者运用社会文化对自然生态信息的结构化。可见, 社会文化对技术功能的节制, 其实就体现在技术规则与技术规范的制定中。
社会文化对技术功能的节制, 不但体现在技术规则和技术规范的制定环节, 而且更清楚地体现在技术规则和技术规范的实施环节。在技术应用之前, 技术应用者要运用自己的智力和知识, 学习和掌握技术规则即技术操作知识, 在技术应用之中, 技术应用者同样要运用自己的智力和知识, 执行技术规则。但是, 由于个人智力和知识水平的差异, 技术应用者对技术规则的掌握和执行, 也必然存在差异。退一步说, 即令技术应用者的智力和知识不存在差异, 但由于人是能动的因素, 所以技术应用者执行技术规则的效果往往也是不确定的。因此, 为了保证技术应用者很好地掌握和执行技术规则, 常常还要制定和实施一套与技术规则相配套的技术规范, 以此对技术应用者形成约束力。技术规则与技术规范的实施环节清晰地表明, 技术功能至少受知识与制度两种社会文化的共同节制。
试想, 如果技术功能不受自然生态信息的文化节制, 技术将如何可能?同样, 如果技术功能不受社会文化节制, 技术又何以为技术?正是技术功能的双重文化节制, 技术才成为连接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桥梁。
三、技术应用的文化调适
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多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 包括普同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3]23反过来, 人类的社会行为也始终在对各种知识系统进行反向调节。技术应用也不例外。如果我们把技术应用对各种知识系统的反向调节称为文化调适的话, 技术应用的文化调适是技术功能文化节制的反向过程。技术功能的文化节制, 是指技术功能的实现受到自然生态信息和社会文化的双重节制, 而技术应用的文化调适, 则是指技术应用实际上就是对自然生态信息和社会文化的双重调适。那么, 技术应用为什么是文化的双重调适?技术应用又是如何调适自然生态信息和社会文化的呢?
技术应用对自然生态信息的调适, 是实现技术功能的必然要求。生态人类学认为, 生态系统的生物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 人类却可以在生物层面之外, 借助自己的文化, 按照自己的意志, 对伴生的生物进行控制甚至彻底征服, 也即人类能够超越于生态系统, 左右生态系统。[4]46生态人类学的这一观点, 恰好说中了技术的本质所在。从根本上说, 人类之所以发明、设计和制造技术, 就是要通过技术应用来实现对局部生态系统的控制, 从而获取人类所需要的物质或能量。问题是, 人类为什么必须通过技术应用, 才能从生态系统获取物质和能量呢?原因是, 根据自然界呈现给人类的自然生态信息, 人类难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 这就需要通过技术来对这些自然生态信息进行重新编码或修改, 使之成为人类能够利用的形式。丘陵地带能够改良成农田, 就是因为高压水泵的应用, 在旱季能够对农田实施灌溉, 从而保持水分, 改变土壤的性状, 为农作物的正常存活和生长提供条件。农田里有无水分, 土壤的干湿, 就是局部自然生态信息。水泵的使用, 实质就是对这些信息进行调适。例如, 空调的使用。空调的功能就是调节空气的温度, 而调节空气温度的标准, 是不同状态下人的需要。操作者在遥控器上设定温度, 就是对气温这一自然生态信息的修改, 而一旦按下遥控器, 空调就开始对气温信息进行调适。可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 技术功能的实现, 就是人们有目的地,并按照一定的方式调适自然生态信息的过程。当然, 需要强调的是, “调适”一词的原意是“调整使之适应于……”的意思, 也就是说, 技术使用对自然生态信息的调适, 是一个逐步调整使之接近理想状态的过程, 如果我们对自然生态信息一味盲目地调整, 则不仅技术功能不能顺利实现, 还有可能会引发对生态系统的局部破坏, 甚至引起生态系统灾变, 导致人类的生态危机。
技术应用对社会文化的调适, 是技术应用及其功能实现的必然结果。生态人类学认为, “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是基于其所处环境的一种文化选择。”[4]45如果把这句话在逻辑上颠倒过来, 那就是, 正是基于环境基础上各民族多样性生计方式的存在, 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可见, 按照生态人类学, 生计方式是孕育社会文化的摇篮。但是, 生计方式又可以分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从根本上说,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构成了社会文化生成之根。不幸的是, 社会文化生成之根正在“断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技术的角色转变。早期的技术, 所扮演的是社会文化“培育者”的角色。早期的技术是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诞生的, 是为了获取某种生存物质的工具, 它虽然具有一定的可调适性, 但专用性是其主要特征。而恰恰是早期技术的专用性, 造成了各地域人们利用和消费资源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通过社会层面展现出来, 就是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比如, 农耕文化之所以崛起, 并与畜牧文化比肩, 就是因为铁犁的发明与推广应用。然而, 技术作为专用性工具的时代渐行渐远, 通用性已经成为现代技术的主要特征。正是现代技术的通用性, 使技术从社会文化的“培育者”逆转为“掘根人”。综观当今社会, 现代技术的使用可谓无所不在。这种局面不仅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的逐步统一, 也引起人类生活方式的日益趋同, 甚至促使人类思维方式走向整齐划一。这三种趋势的综合特征, 就是社会文化的同质化。回溯人类历史上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 与其说是社会生产力的三次变革, 还不如说是社会文化的三次同质化革命。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电气化时代的到来, 标志的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的开端;计算机的出现, 标志的是人类思维方式同质化的开始;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网络技术的普及, 则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全面同质化时代的到来。文化同质化的必然后果就是资源危机, 资源危机又必然带来对生态危机。所庆幸的是, 人们似乎对社会文化的同质化有了清醒的认识。保护多样文化、继承传统文化、传承特色文化的呼声正在高涨, 对文物的珍藏, 对遗迹的修缮, 对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 都是对多样性文化载体进行挽救的举措。问题是, 在现代技术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的社会, 社会文化的生成之根已经“断裂”, 靠对现有的文化采取挽救和保护, 只能是权宜之计。
由此观之, 技术应用对自然生态信息和社会文化的调适, 不仅客观存在, 而且已经对人类的生存境遇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 在技术不可取缔的前提下, 是否可以改变技术应用文化调适的方向和路径, 值得学者们给予热切的关注和足够的研究。
四、技术对象的文化反馈
学界对技术对象的概念未加严格界定, 不同语境中的技术对象, 常常指称不同的内容。本文的技术对象, 是指技术主体应用技术客体作用于其上, 并对其进行改造的对象, 主要包括自然界或技术人工物。比如, 用锤子钉铁钉, 人是技术主体, 锤子是技术客体, 铁钉就是技术对象。由此可见, 改造技术对象, 是技术应用的目的所在。但是, 对技术对象的改造, 不仅体现为技术主体的目的性, 也体现为技术功能实现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在现实的技术应用中, 技术对象并不必然按照技术主体的目的被改造, 而是常常会出现偏离技术目标的现象[5]229, 因为技术功能的实现是不确定的。
那么, 技术在应用过程中, 技术功能的实现为什么是不确定的呢?让我们继续从生态人类学视角出发, 在分析技术对象的文化反馈机制中寻找答案。生态人类学认为, 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方法, 是人类生计方式的表现形式, 这些方法的具体应用, 实际上就是与自然条件之间以文化为中介的相互调适。[4]46毫无疑问, 技术是人类生计方式的展现, 也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方法, 因此根据生态人类学, 技术的应用就是技术与自然对象之间的相互文化调适。这就意味着, 在技术应用中, 以自然为主体的技术对象必然会连续不断地向外反馈文化信息, 否则, 技术对之调适就会因为没有依据可以参照而无法实施。
在技术应用中, 技术对象首先不断地向外反馈自然生态信息。这并不是因为自然生态信息本来就内在于技术对象之中, 而是因为技术对象在被改造的情况下, 其内在不断变化的信息, 比如, 体积、重量、温度、湿度、硬度、颜色、气味等, 只有连续不断地反馈给技术主体, 技术主体才能对技术应用的状态做出正确的判断, 从而决定后续应该按什么样的方式、速度和进程改造技术对象, 使之朝着技术目标的方向靠近。为了说明问题方便, 还是以空调的使用为例。空调遥控器温度指数的设定, 就是对空气调适的信息指令。当空调主机工作以后, 显示屏上显示的气温会慢慢上升或下降, 逐步靠近设定的温度。显示屏上空气温度指数上升或下降的逐步变化, 就是空气信息的连续反馈过程。但是, 等到温度指数与遥控器设定的温度一致时, 就不再上升或下降, 这时, 空调主机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出现休眠和启动的来回转换。这种信息反馈恰恰表明, 空调的设定也即空调对气温信息的调适方式是正确的, 空调工作状态良好。另一种情形是, 当空调显示屏上的温度指数还未达到设定的指数, 就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数值, 不再继续上升或下降。这样的信息反馈则表明, 空调对气温及气温信息的调适已经偏离了设定的目标。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常见的可能性是, 相对于室内外温差之大, 操作者对空调温度设定得过高或过低, 以致于超过了空调功能所能调节的温度范围。还有一种较常见的可能性是, 因为空调缺少氟利昂, 主机达不到正常工作效果。但是, 不论何种原因, 只要作为技术对象的室内空气温度, 未达到作为技术目标的设定温度, 就应该被视为技术目标偏离现象, 操作者就应该根据可能性的大小, 逐一排查具体原因, 调整空调的应用状态。
在技术应用中, 技术对象也向外反馈社会文化信息。生态人类学认为, 一个民族的生计方式, 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模塑出来的。[4]44-45如果把这个观点转译并稍加演绎就是, 人类在运用社会文化塑造自然对象的同时, 自然对象也反馈相应的社会文化信息, 并以此塑造人类的生计方式。按照该观点, 作为人类生计方式的表现形式, 技术在应用中, 技术对象必然会反馈与该技术背景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例如, 出土的古代陶瓷, 考古学家们总能正确地鉴定其年代, 甚至连哪种瓷窑烧制的也能做出准确鉴定, 原因是, 作为制陶技术对象化的产品,不同朝代和瓷窑烧制的陶瓷器, 总会反馈出那个年代和那种瓷窑与制陶技术相对应的社会文化信息。再如, 我国西南地区多产白酒, 且酒精度一般较高, 这说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豪爽的民风, 已经通过酿酒技术反馈出来。技术对象对社会文化的反馈, 主要通过技术对象被改造后的技术产品体现出来, 而技术对象对自然生态信息的反馈, 则清晰地体现在技术对象被改造的过程中。
揭示技术对象文化反馈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根据技术对象的自然生态信息反馈, 人们可以判断技术对象被改造的进程和效果, 而根据技术对象的社会文化反馈, 人们则可以大致了解与该技术形成和应用相伴的社会背景与文化。
从生态人类学视角研究技术的文化属性, 不仅对认识和理解技术, 具有新的启示, 对设计和应用技术, 也有着新的指导意义。这一研究, 也为人们从技术的角度理解生态问题和资源危机,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者将在本文的基础上, 继续从生态人类学视角出发, 对生态失衡、资源危机和文化同化的技术成因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多闻, 等.技术使用的哲学初探[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0, 27 (4) .
[2]罗康隆.生态人类学的“文化”视野[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08, 35 (4) .
[3]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04, 25 (3) .
[4]罗康隆.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 2004, 31 (5) .
[5]缪成长.技术使用不确定性的四维审视[J].东北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15, 17 (3) :229.
【作者简介】缪成长(1968—) , 安徽无为人, 哲学博士,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和民族哲学。
【原文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