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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人才能做到“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深度文章纪念叶剑英诞辰120周年

2017-04-29 客名君 全球客家名人堂

客名君按:120年前,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他一生文韬武略,关于他的文章汗牛充栋,而作为梅县同乡,这里客名君不设神坛,我只想写的,是一位光明俊伟的客家男人,在人生的每个转折点,是如何保持着过人的静气,识别出时代的真英雄的。与其说他在正确抉择自己的人生时刻,不如说他用自己的胆识在救英雄并引导乾坤局势发展(推势),又始终保持那种进退之间的分寸感。他的这种品质和智慧,我们平常人只消取一滴,对日常做人做事就受益匪浅了。先讲个小故事,《世说新语 容止第十四》中记载: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曹操)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叶剑英一生中所投奔或者尽力匡扶救助的,都不是当时看似“雅望非常”的那位,而是那个被迫旁立或者处于狼狈险境的“床头捉刀人”,例如被陈炯明部下炮轰之时的孙中山,被蒋介石倒戈屠戮之时的共产党,被张国焘背叛之时的毛泽东,被四人帮流放之时的邓小平,被西北局“一身剐”时的胡耀邦,蒙冤16年皓首出狱的习仲勋……人生百年,叶剑英目光分明地捞起了这些差点ST的股票,后来全部成了“涨停板”,而且还是保身保家的价值长线,实乃千古罕见。奇怪,在那些局势混沌的时刻,叶剑英怎么就知道那位旁立者“乃英雄也”?而且,他怎么就能做到让王者不生疑、政敌不记恨、诱惑不沾身、友人不忘怀?客名君翻阅了他的文章、诗词和传记,觉着,答案,就在于他心地里纯粹的“光明俊伟”,由于他自小所受的教育,他心中始终有一杆明明白白的尺子,他用这把尺子权衡审视天下、国、民,真诚通透豁达,所以才能看清形势的天平和人物真正“内在价值”,充分发挥自己文武双全的禀赋力量开展不负本心的行动。这里选择几个精彩的时刻,以文字重现历史背景光影,让我们如临其境,体会“乾坤巨手”的智慧和心路,以此纪念这位为中国国运做出伟大贡献的世纪“参座”、Key Man。


毛泽东送叶剑英的话,不是判言而是期望

其中吕端“姿仪瑰秀”,历三帝王而善终




禀赋

“眼底吴钩看不休”的客家子


先送上叶帅的原音(1977年建军50周年),带着正宗梅县客家话口音,中气十足,逻辑严密,念及领袖、导师、战将,亲切而有力量,宽厚中深孚众望。这时他的禀赋之一——“辩”,他从小善于演讲,20来岁就成功策反桂系军阀师长陈得平,孙中山北伐, 他去南洋筹款,三寸之舌,说入人心。30年代在战区讲课,每次听众逾千人,很多和尚都跑过去听。抗日战争时,他以八路军参谋长的身份出席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面对国民党各军队参谋长们集体指责八路军消极抗战的场面,叶剑英一人“舌战群儒”成为美谈。论“文”,他来自梅州客家地区崇文重教环境,从小饱读古诗书,写得一手大气好文章,少年时就是东山中学诗社的砥柱。客名君从他很多文章看出,他对科学知识相当重视,除了精于文辞,而且做事扎实耐苦,逻辑缜密,对数字敏感精准。作为参座最高的智慧是搞情报。论“武”,叶剑英从小习武,是客家人,客家男人自带血性,后经云南讲武堂毕业,教官、校制和作风皆来自纪律严明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叶剑英成绩类拔萃,曾用自练的劈刀术把一位嚣张的日本教官打得心服口服、解刀相赠;讲武堂高材生、孙中山警卫营营长、黄埔军校实质筹备人之一及课程创始人兼教官(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嫌领导不重视他,辞职回老家啦)、红军学校校长、共军战争年代参座、共和国武装力量监察部长、国防部长,数十年军事生涯,响当当的武略。论“相”,客家人喜欢说的“一表人才”,跟《宋史》说的吕端一样“姿仪瑰秀”,中原汉族相貌,两道剑眉饱含英气,眼神清朗睿智,黑如点漆,面庞端正,仪表堂堂,坚定却有一种儒者的慈和之态;相由心生,他一生以国以民为抉择首要,行事公正,救人无数。在十几岁时,他就认识到:“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他也是这么培养自己的,最可贵的,是他的“利人”和“不争”,这个在搞政治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引用佛家的话,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神力(领导力、影响力)不可思议、慈悲不可思议、智慧不可思议、辩才不可思议”。


智足以营身,而不失其志

进可以问鼎,而抑己从理




孙中山赞叶剑英:“年轻有为” 

孙中山的随员参谋和护卫

黄埔军校的筹备骨干和早期教官



事件时间:“六一六”事件前后,1922年6月16日(民国11年,叶剑英25岁)

关键人物:孙中山,陈炯明,蒋介石


孙中山、陈炯明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人,秀才出身,为人忠直,廉洁自守,从1906年就开始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也是一路抛头颅洒热血打过来,他的治省治军能力都很出色,短期内将广东和漳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建立了纪律严明的粤军,广东成为”最开明最有效率的省份“,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就政治管理、军事实力和地盘实力而言,陈炯明比孙中山更强更接地气,是孙先生所倚仗的好老乡好兄弟(孙先生那时候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主要靠口才说动军阀打军阀,关于孙中山,参见本堂相关原创文章)。陈炯明与苏俄的联系比孙中山要早,要密切,他的老乡澎湃发起的中国早期工农运动,就是有他的支持才得以蓬勃发展。


但在护法运动后,两人在政见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第一,对苏俄的态度。苏联当时看日本多年经营朝鲜和东北,希望集结吴佩孚和孙中山的力量来压制受日本支持的张作霖等。陈炯明见苏共控制苏联的强硬手段后产生警惕,拒绝苏俄援助,而孙中山从长远考虑,立马吸收了苏俄的经济、军事、思想武器等援助。第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他认为,既然哪路军阀不能统一中国,不如仿照美国的“州自治”,成立全国联治政府,实行类似美国的联邦制。而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制,主张先通过武力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统一中国。两次护法运动之后有根据地有兵的陈炯明不想打,认为“天心厌乱”了,就不供应军饷,没兵没钱没兵的孙中山意志坚定一定要打,但他到处融资,只有苏俄支持(苏俄想培植势力来钳制盘踞东北的日本。第三、孙中山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发起护法战争,发起的时候发表过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黎元洪复职。于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蔡元培、胡适之等)要求孙先生守诺也下野,陈炯明也认为护法运动目的达到,没有必要再打内战,既然孙先生要坚持打内战,请遵守承诺,下野。孙先生统一壮志未酬,拒绝下野,坚持武装北伐,继续革命。


分歧演化成军事对抗,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先摊牌: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三十里地以外!6月14日,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等发表通电(陈炯明当时在惠州),《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呼吁孙先生辞职下野,并在6月15日秘报提前通知孙中山要炮轰总统府了,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随江防舰队司令陈策在码头迎接,并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在16日凌晨3点,在晓色之中,叶举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的总统府,放了三声土炮,是为“六一六”事件。然后,叶举在广州贴了个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无恐。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面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孙中山即令北伐军回师勘乱。6月17日,叶剑英乘“宝壁”舰紧跟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挺进,当舰队前进至白鹅潭附近时,遭到陈炯明叛军密集炮火伏击。叶剑英沉着指挥还击,并亲率士兵巡逻。


如果穿越回去看,孙陈的这种分歧是希望救中国的两个政治家的两种不同施政纲领,在当时能分辨哪个是对,哪个是错。表面上看来,陈的“联省自治”方案成本要小,牺牲要少些。当时国际上怎么看的呢?苏联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刊物把陈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人之一”,孙文则被说成“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革命领袖。1922年4月28日,美国武官菲兰少校(Major Philean)向美国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孙中山,一个梦想者及自我主义者。眼睛注视着北京——他的目的地,相信全中国会匍匐在他的脚下,宣布他是中国的救主,劳工的救星,全国唯有他唯命是从。”“陈炯明,担任省长,把广东的税收用在工商发展、交通及学校等项目……已备为中国下一代新教育的需要而准备。”可见,当时在这些外媒的眼中,孙陈哪个是“雅望”者,哪个是旁立的“捉刀者”,很明显,但是,历史证明,他们都看走眼啦。


叶剑英1921年在广东


叶剑英怎么判断的呢?叶剑英早年在家乡梅县就听说过孙中山,孙中山的支持者中客家志士(孙中山的警卫队大部分都是客家人,孙本人也会说客家话),而叶剑英和孙中山深度接触,是在孙的晚年(1921-1924),是孙中山一生思想的最高峰,孙中山此阶段总结的建党、建军、政治等思想精华,以及他矢志不移的大无畏意志、长远宏大的格局、超凡的演讲口才、对新思想的快速判断和接纳,都对叶剑英产生了影响。1920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这几年他做了几个抉择:一、1920年放弃留校云南的美差,放弃占据粤省的桂系军,而选择参加孙中山领导、陈炯明为总司令的粤军。二、1921年在总司令部任见习参谋时,自己申请下基层部队打仗,同年加入国民党,只身到潮汕策反了桂系两个炮兵连、一个师(陈得平部),以扎实的军功引起高层注意。三、孙陈关于北伐意见分歧时,反对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做法,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的北伐策略,组织“请缨北伐”,得到孙中山亲笔嘉许和接见赞扬。四、1922年,孙中山乘永丰舰出逃,在广州蒙难50天,叶剑英始终率部乘宝璧舰捍卫孙中山(蒋介石在这期间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被孙引为“知兵”)。五、1924年受廖仲恺和王柏龄邀请,参加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任教授部副主任。前期筹备困难重重,筹备处负责人蒋介石“因为个人闹意见”,最初孙中山有意让资历更高的程潜当校长,蒋和李济深当副校长,但老蒋不甘屈人之下,加上对广东财政没信心,筹备又极其艰难,蒋请辞未准,很任性地撂挑子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在蒋的秘书宣布解散黄埔军校筹备处、准备散伙的时候,叶剑英坚决反对解散,并报廖仲恺先生,坚持筹建工作。叶剑英认为当时是廖仲恺而不是蒋介石理解孙中山建黄埔“党校”的深意。叶剑英成为黄埔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并按照孙中山的思路和格局,开始接触苏俄和马列思想。黄埔军校,后来造就了校长蒋介石,“他统率的国民军从广东出发进行北伐,不到两年便终于在名义上征服并统一了中国……(美国学者布赖恩·克罗泽)


叶剑英对孙中山的尊敬,注定了他一生的格局和走向,他到晚年都在怀念这位革命的先行者。





蒋介石让他当嫡系一军一师师长

叶剑英推脱不受,四一二之后通电反蒋

加入了当时处于黯然低潮中的共产党



事件时间:“四一二”事件前后,1927年4月12日(民国16年,叶剑英30岁)

关键人物:蒋介石,周恩来


北伐时的蒋介石


国共两党在1923年开始第一次合作,合作的一大阵营就是黄埔军校,合作项目包括:培养军事将才领导国民革命,接着二次东征把当时的广东王陈炯明驱到香港,1926年从广东起兵,不到两年时间就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打趴,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北伐”是孙中山《 建国大纲》中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一切施行宪政之障碍,是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1924年时,蒋介石曾向廖仲恺表达了“一年内整理广东,年半以内可以准备周到,年半以后乃可向外发展矣”的愿景,黄埔军校让他实现了。黄埔军校在蒋介石校长的领导下,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在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响,在前六期内也讲究资历,前后期之间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叶剑英是黄埔军校的筹备者和教官,全部课程体系都是他定的,老资历和声望不可撼动,同时负责粤军名将、梅县人张民达的二师军务。叶剑英在1924年6月就开始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共产党对这位高级国民党将领未予以答复。10月叶剑英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相识。


黄埔军校时的叶剑英


北伐鏖战正酣时,国民革命军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却加剧。蒋校长已经从一位炒股失败的革命浪人、一言不合就玩辞职且见识偏狭的军官,成长为了一位具有战略观、手握重兵的最高司令官。这个司令官好当吗?革命军里面驳杂了国民党左右派、苏联支持的先进的共产党、苏联派来的强势的党代表、各怀杂心的军阀分子等,蒋坐了龙庭,手握虎符,然而,一不听话,洋大人就断饷威胁,甚至逮捕他。1925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国民党公开分裂。蒋的嫡系第一军没有党代表的签名,蒋的命令不能生效,控制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的是苏俄顾问季山嘉和汪精卫,当时他只是蒋委员(后面没带“长”),掣肘他的军事决策不算,还给他套上“以党治政、以政治军”的紧箍咒,只要一纸决议,分分钟可以让他下岗。让他郁闷的还有,在前方拼命,打到哪里,哪里就被摘果果,农民要分田,工人要加薪,不答应就把土豪劣绅游街示众,直到枪毙,有产者觉着这是人人自危的“红色恐怖”,而且有时候会有误伤,斗地主斗到北伐军官兵家里,抓反革命抓到自己人头上。两党代表的利益冲突导致矛盾激化。为了忍辱负重,军事首长只得夹起尾巴做人,口号一律按照苏联要求。看看老蒋那段时间的日记:“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蒋介石性格里面一言不合就灰心辞职的念头又升起来了,他又想一走了之了,准备交出军权、远走莫斯科,船票、护照、行李都准备好,人也上了车。秘书问他,手握重器,为啥咱不干一下呢?咱不干让谁干司令呢?老蒋遂转念,让车转回寓所,接着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5月又出了个整理党务案,这时候他还是留了不少共产党人在军中的,因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远超很多国军。


土地革命时的叶剑英


1926年12月13日,在鲍罗廷的组织下,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齐聚江城,乘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因迁都而停止办公之机,组织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以徐谦为主席(绕过党主席蒋介石)。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免去了老蒋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等职务,给他留了个空头总司令,8名常委中,除摇摆的谭延闿以外,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直接架空蒋介石。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爆发,一部分北伐军士兵在南京抢劫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住宅、教堂、商店,杀死6名外国人,导致停泊在江面上的英美军舰向城内开炮泄愤,又造成无辜市民重大伤亡,为有人故意挑唆国民党与列强关系,好坐收渔利。1927年3月,南昌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工人纠察队和学生持械冲进省党部和省政府,当场打死国民党人周佐尧,拘捕程天放、关麟征等一批党政军负责人。4月,武汉政府干脆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废了,将蒋介石降格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然后命令他“克日离淞赴宁,专任筹划军事”。蒋介石终于忍不了啦,在1927年后公开亮出清党旗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15日,广州国民党当局实行“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萧楚女、熊锐等惨遭杀害。当时在各地接连制造的一系列事件有:上海四一二政变、广州四一五政变、北京四二八政变、湖北夏斗寅叛变、长沙马日事变,等等。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无效。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这是大背景。这些争权政变导致国民党杀光了自己的底层组织,也杀光了走底层路线的国民党势力,国民党从此失去了对基层的控制能力,为后来埋下败笔;也导致中共对苏联和陈独秀的领导产生了质疑,而此时毛泽东正穿行在湘赣边界的蓬蒿之间领导秋收起义,他带领的坚韧而又接地气的“土共”开始冉冉升起并有望逆袭。这是后话,当时能看出来的人,必然心里明镜似的。


这种情况下,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曾护卫过孙中山的资深国民党将领叶剑英就特别得到最高司令官的器重,共产党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增强军队组织性方面比国民党人强的太多,而叶剑英是当时国民党中兼得这些才能的出类拔萃者。北伐开始后,蒋介石调任叶剑英为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两次攻打南昌,一师师长王柏龄(叶剑英在讲武堂的老师)和代师长王俊都不听叶剑英的建议,结果都招致败绩。参加战斗的黄埔学生怨气横生,纷纷向蒋介石告状。直到第三次攻击,才占领南昌。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一师驻守南昌。南昌之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使蒋介石深感自己的嫡系部队问题严重。他痛诫一、二师长官,责骂王柏龄、王俊“根本不是带兵人才”,提出对二王惩办、撤职。他听说在南昌战役中二王不听叶剑英的劝告,以致连连失利,于是特意召许叶剑英佩剑晋见,让叶剑英做他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叶剑英知道这嫡系复杂不好管,再说王百龄是他的恩师,就以身体不太好,婉言谢绝。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吩咐军医官给叶剑英看病。


看当时的“雅望者”,蒋介石,手握虎符的最高司令长官。当时的共产党,“旁立的捉刀者”,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清党”和屠戮,工作转入地下,叶剑英到武汉一开始连共产党组织都找不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一个月内便屠杀了近万人。当时的叶剑英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任扩编第二师师长。但在此紧急关头,叶剑英闭门想了三天三夜。决定放弃高官厚禄(领导器重,一年俸禄二十多万银元,享有优厚的待遇,行军时,有两匹马供他使用,一匹他骑,一匹驮美酒、咖啡、高级奶粉。),亲自起草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离开蒋系部队奔赴武汉,到当时的国民军第四军工作。他带领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兵变之时,叶剑英对部下说:“举兵重在择时,或早或晚都受其乱。”蒋介石一开始不相信叶剑英弃他而去,一再确认后,要求部下抓人的时候务必保其性命。张发奎是韶关客家人,任当时尖刀军笫四军军长(贺龙叶挺所在的部队),叶剑英被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当年还以妙计救了贺龙和叶挺一命。他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就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1927年7月上旬,在中共面临严峻形势下,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50年后,叶剑英曾对人谈起过当时的心情:“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二三万元不少了,十个月就是二三十万,公公道道,做二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已是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一边倒,倒到武汉方面。”他又一次选择了现实成本明显偏高偏难的决策,选择了旁立的“捉刀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叶剑英和张太雷、叶挺、聂荣臻等一起,以军官教导团全部、警卫团大部及工人赤卫队为骨干,组织领导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三大起义”,成为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 


抗战期间,叶剑英又多次与反复无常的蒋介石斡旋,促进统战抗日大业,并在重庆舌战群儒,驳得蒋介石无言以对。1949年12月10日,解放军横扫了大半个中国,蒋介石无奈,拟飞台湾。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中共获悉该飞机下午三点左右到广州上空,解放军15兵团管辖的广州白云机场建议迫降或者把飞机击落,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表示要请示中共中央,“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中央指示没有来,蒋介石父子得以顺利飞过广州并最终抵台。



毛泽东赠他“吕端大事不糊涂”

长征路上,在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叶剑英“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事件时间:1935年9月9日长征途中,张国焘草地分裂事件(叶剑英38岁)

关键人物:毛泽东,张国焘


毛泽东、张国焘


1931年4月初,叶剑英从莫斯科学习归来受命进入了当年的红色圣地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时第一次反围剿刚刚结束,叶剑英亲眼目睹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少胜多,连续取胜,苏区士气高涨。同年4月,借力苏联共产国际上位的理论家王明,委派自己的“ 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带兵的书生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王明为了拉拢他,撤了项英,让毛领导苏区,毛泽东任主席,叶剑英是参谋长,毛又成功粉碎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声望大增。王明一看毛泽东威望日隆又很有主见,赶紧另立临时中央,组织了几个会议,批评了毛泽东的“游击主义”,改让24岁的博古主事。王明、博古、李德等特别擅长搞兵家大忌,比如硬碰硬等,置毛泽东的种种接地气的方略为耳边风。在王明等人的指挥下,苏区树敌无数,处处碰刺,1934年5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为保存实力,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0月10日放弃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中革军委命令,由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一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被编在第一纵队。长征初期是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指挥,采取搬家式的逃跑行动,想和湘西的红2、6军团会合,尾大不掉、意图明显,让蒋介石部署了重兵看准了吃。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损兵三分之二。军事天才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由此中央最高决策层改变,博古、李德下来,毛泽东、张闻天上位,形成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新“三人团”,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红军开始避实就虚,改道贵州,迂回北上西北乾宫,一步步走向生门。


然而走向生门的过程是如此艰险,需要由死转生,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弱方唯一逆袭之道。例如,整个长征,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省二万五千里。毛泽东指挥地位确认后,精疲力竭的红军开始机动灵活,四渡赤水,行军路线绕来绕去,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当时中央纵队未单独设立司令部,由总司令部兼理。叶剑英在总司令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1935年2月28日,在第二次占领遵义的老城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叶剑英奉中央之命前往三军团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三军团作战。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收到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一方面军如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鼓作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当时走了1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2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迎接,一开始皆大欢喜。但是毛泽东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因为他遇到了张国焘这个“狠”角色,张国焘资历很老威望很高,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凭借“党指挥枪”原则上位,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冒险主义,并主持了十分腹黑的“肃反”运动。会师时张国焘手里8万红四军,以四川军为主力,川军敢打敢拼也是出了名的,而中央红军只有区区2万人。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的优势兵力开始伸手向中央要权,并与中央产生了北上、南下的分歧。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相持两个月,粮食耗尽。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总政委得听政治局的。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让他的指挥欲望得到满足。期间张国焘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去四方面军,党中央7月21日在黑水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并应四方面军领导要求,派叶剑英、李卓然等到四方面军工作,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


张国焘主张红军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向川、康地区退却或南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1935年6月26日)、沙窝会议(1935年8月3日),确立并重申“红一、四方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综合分析,北上才是生门,南下是死路一条南下地形不利攻击,经济条件不能供养大军,阿坝南至冕宁都是少数民族,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坚决北上(当时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未圆满解决贻误战机,使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中央决定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自然条件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毛泽东提出10万人兵分两路,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分家,带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北上,叶剑英主动带部分兵力先行开路。此时位于松潘的胡宗南部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上,蒋介石的主力尚在四川,甘南兵力空虚,机不可失。但张国焘犹豫了,一犹豫就误了战机,阿坝突然天降暴雨导致北上困难。9月3日,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出电报,借口“嘎曲河水上涨,左路军无法渡河”,不断要求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南下。其追随者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提出要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潘州的一个喇嘛庙,离党中央驻地不远。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同志,几次三番到前指开会,劝说陈昌浩等北上,并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晓之以理,说明北上理由,“务望兄等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尔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但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下,部署已定。同一时间,张国焘单独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电报,命令“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立即速北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给陈昌浩发出秘密电令,其中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和叶剑英(1944


张国焘,手下8万红四军,人多势众,非常强势,叶剑英当时在他麾下的前敌指挥部当参谋长;毛泽东,当时手里只有1万中央红一军,兵少力薄,灰头土脸,而朱德他们还在张国焘手里,而他手下左路里面的红四军后来全回奔张国焘了。当时谁知道南下还是北上好呢?谁是坐着的“雅望者?谁是旁立的“捉刀者”?1935年9月9日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将张国焘的那封电报密呈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用铅笔把电文抄在一张卷烟用的纸上,然后对叶剑英说:“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觉你到这里来。”叶剑英随即对毛泽东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毛泽东嘱咐他赶快回去,提高警惕,并设法脱险。叶剑英立即迅速返回前敌指挥部,趁陈昌浩还未讲完话,赶忙把电报交还给他。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陈昌浩坚决南下。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毛泽东此去赶紧带部队趁夜路北上。中央临走前张闻天、秦邦宪特意找到叶剑英,劝他快走,叶剑英决定带出直属队再走,后来利用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把直属队带走。1935年9月10日凌晨,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唯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部队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1935年9月10日夜晚,乌云密布,从巴西到阿西仅仅20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6个小时。第二天继续前进,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一边是湍急河流,另一边是高耸悬崖。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

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


在长征最困难之时,面对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及其部下咄咄逼人的逼宫攻势,毛泽东等人选择率部“走为上”,避其锋芒又不伤和气,最后还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之地,结束了各路主力红军均处于无根据地的移动作战之窘境,置之死地而后生。后来毛泽东1937年、1953年、1961年、1967年、1971年,毛泽东再度提及此事,多次肯定了叶剑英在长征中的功勋,“当时如果稍不慎重,就会打起来的。”“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又一次毛在一个会议上突然站起来讲:“剑英我送你一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吕端大事不糊涂,剑英足以当之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对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毛奇”,而“毛奇”(德文为MOLKT)也是德国一位富有文韬武略的著名人物。毛泽东与叶剑英自1931年一见如故,一直互相支持和充分信任,真是英雄识英雄。在人生的弥留之际,毛泽东还二次召唤叶剑英,令人感怀。1977年叶剑英八十寿辰回忆起自己一生跟随毛主席的革命生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八十书怀》诗一首:“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霸权共沉沦。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长征在张国焘裂党时,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是“党指挥枪”原则的模范执行者,历史上从来没有不服从上级决议(即使在自己事业起落之时,后面事实往往证明他是正确的),也从不拥兵自重。但是,即使在力量明显处于劣势时,毛泽东从不惧怕也不轻信,也不会听人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是审时度势,捕捉最佳时机,有所作为,一次次地逆袭。1946年解放战争(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号称三个月内完成剿匪大业)、1949年渡江战役(不理会苏联、美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和平”建议)、1950年抗美援朝(在敌强我弱、最佳出兵时机已失的情况下,毛泽东不信美国政府所说“不会入侵中国东北”的诺言,出乎斯大林、杜鲁门的意料,出兵朝鲜)、1962年中印战争(面对全世界敌意及国内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形势,忍辱负重,瞄准时机痛下杀手,同时不给美、苏干涉机会)、珍宝岛之战(集中力量,在最有利于己之地,以一次小规模战斗给“战斗民族”沉重一击)、中越西沙之战(中国海军与南越海军,在对方军舰以千吨计,中国海军军舰以百吨计的情况下,上演了现代海上版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好戏,扬长避短,以弱胜强)皆如此。



邓小平见面握住叶帅的手,“老兄……”

风雨如晦之时,叶剑英力挽狂澜,粉碎四人帮

匡扶“老帅中领班的”邓小平复出


事件时间:1977年怀仁堂,粉碎四人帮(叶剑英岁)

关键人物:毛泽东,邓小平



1966年5月,在今天看起来荒唐、魔性、癫狂、杯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迅速蔓延全国成为一股人人自危的风暴,不论何人,今天还在干活,明天就可能被批斗,被打倒。叶剑英当时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1967年1月,中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已显破坏,上海发生了“一月夺权”事件,四人帮组织造反派成立了所谓的火线指挥部,在上海搞了个上海人民公社,要取代中共上海市委,夺取党政大权。王洪文他带领十万人冲击机关事业单位,从一个普通的工人成为了上海造反派三号头目,然后这种事件开始传染,并出现了批斗干部现象,陶铸,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被打倒,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自杀……


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的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老将坐一边,另一边是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成员。会议正式开始后,叶剑英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们: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平日温和的叶帅,遇此大是大非,发雷霆之怒,如此拍了十几次桌子,把小手指骨都震碎了。老帅们一起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乱党乱军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抗争。江青等人经过密谋向毛泽东做了歪曲事实的会议汇报,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这次会议定为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称“二月逆流”,对“大闹怀仁堂”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和批斗,迫使他们检讨,叶剑英被列为二月逆流黑干将之一。此后,叶剑英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各种文件基本停发,生活上也受到种种限制。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1969年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林彪事件前,毛泽东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时,他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林彪拟另立中央,9月7日,林彪儿子、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向其政变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次日林彪写下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觉察异常,迅速北返。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在蒙古坠毁。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无疑是关键时刻的一次任命。叶不负重托,同周恩来等一起妥善处理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军队中的遗留问题。随后,叶剑英又开始与“四人帮”苦苦周旋。叶剑英与邓小平相识在抗日时期的延安,但真正开始共同工作却是在1971年林彪叛逃之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邓小平还在江西下放劳动,在听说了林彪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内容恳切,要求重新工作的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悄悄告知叶剑英此事。


叶剑英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率先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1973年4月12日,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宴会上露面了,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体争相报导,西方报纸甚至称呼他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毛泽东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特别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我提议,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1974年周恩来住院后,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四人帮”,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他不再主持军委工作,要邓小平主持,小平开始担任军委总参谋长、中央副主席(党和国家的日常在2月份中央发了一份文件,叶帅主持中央常委会的工作(军队日常)。为此,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写信向毛泽东告了一状,毛泽东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阁。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7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叶信上批示“同意”。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等人的配合下,邓小平在这年的7、8、9三个月主持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1976年风雨如晦,天灾人祸,如黎明前夜。1月8日周恩来病逝,7月6日朱德病逝,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四人帮继续群魔乱舞搞事情。9月9日,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排队与卧在病榻上的毛泽东诀别,当叶剑英经过时,毛泽东突然睁开双眼,活动手臂,轻轻招呼叶剑英,给叶剑英留下了一份无声的遗嘱。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却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当时的形势正如叶剑英指出的“情况已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立不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王震曾去看叶剑英,提到四人帮,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经过充分活动和准备,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与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10月6日,叶剑英7点整来到怀仁堂,安稳坐在当初怒斥四人帮的位置上。当天华国峰、叶剑英亲自坐镇怀仁堂指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前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费一枪一弹,就一举hold住并粉碎了“四人帮”。期间王洪文挣脱控制,向叶剑英扑了过去,试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叶剑英静气不动。旋即王洪文被警卫扣住时哀叹:“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两次怀仁堂显威,终于粉碎了荼毒中国的四人帮集团,为新中国的转型拔掉了最大的障碍。


叶剑英和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提出,应该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当时邓小平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叶剑英就安排邓小平一家住到西山,为了邓小平今后工作方便,叶剑英指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负责送文件给邓小平。当年叶帅生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订了一个这么大的蛋糕送给叶帅,邓小平来的时候说,老帅们你们都来了,都来了。叶帅说了一句话,说,你也是老帅啊,你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人。经叶剑英的积极努力,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以全票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在1977年复出,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复出在人们对于这个熟悉的领导人发出欢呼时,叶剑英已经开始和胡耀邦、习仲勋等更多的老干部接触,他希望能把文革中受害的人最大程度的解放出来。在拨开阴霾之时,这位光明俊伟者,以他的慧眼和格局识别出更多旁立的“捉刀者,然后“为花欣作落泥红”,为他们扫开更多更大的舞台……


写到这里,客名君想引用网上一段概括叶剑英一生的话:“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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