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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2016-06-07 胡适 大道知行


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文/胡适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能说广东话、上海话、官话,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刚(懋辛)诸位先生,离我们不远,住着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日本留学生,都有革命党的关系。在那个时候各地的革命都失败了,党人死的不少,这些人都很不高兴,都很牢骚。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


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也同去看戏。林君墨和唐桂梁发起学唱戏,请了一位小喜禄来教我们唱戏,同学之中有欧阳予倩,后来成了中国戏剧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学不会,不上两天我就不学了。此外,我还有一班小朋友,同乡有许怡荪、程乐亭、章希吕诸人,旧同学有郑仲诚、张蜀川、郑铁如诸人。怡荪见我随着一班朋友发牢骚、学堕落,他常常规劝我。但他在吴淞复旦公学上课,是不常来的,而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见面的,所以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天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有一个晚上,闹出乱子来了。那一晚我们在一家“堂子”里吃酒,喝得不少了,出来又到一家去“打茶围”。那晚上雨下得很大,下了几点钟还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为明天要教书(那时我在华童公学教小学生的国文),所以独自雇人力车走了。他们看我能谈话,能在一叠“局票”上写诗词,都以为我没有喝醉,也就让我一个人走了。


其实我那时已大醉了,谈话写字都只是我的“下意识”的作用,我全不记忆。出门上车以后,我就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时,我才醒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就觉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楼板上,就喊了一声“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个湖南仆人。喊了两声,没有人答应,我已坐起来了,眼也睁开了。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只有前面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没有门。我仔细一看,口外不远还好像有一排铁栅栏。我定神一听,听见栏杆外有皮鞋走路的声响。一会儿,狄托狄托地走过来了,原来是一个中国巡捕走过去。


我有点明白了,这大概是巡捕房,只不知道我怎样到了这儿来的。我想起来问一声,这时候才觉得我一只脚上没有鞋子,又觉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湿透了的。我摸来摸去,摸不着那一只皮鞋,只好光着一只袜子站起来,扶着墙壁走出去,隔着栅栏招呼那巡捕,问他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这是巡捕房。”


“我怎么会进来的?”


他说:“你昨夜喝醉了酒,打伤了巡捕,半夜后进来的。”


“什么时候我可以出去?”


“天刚亮一会,早呢!点钟有人来,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见我的旧皮袍不但是全湿透了,衣服上还有许多污泥。我觉得脸上有点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脸上也有污泥,并且有破皮的疤痕。难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吗?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一会儿就是8点钟了。果然有人来叫我出去。


在一张写字桌边,一个巡捕头坐着,一个浑身泥污的巡捕立着回话。那巡捕头问: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你说下去。”


那浑身泥污的巡捕说:


“昨夜快12点钟时候,我在海宁路上班,雨下得正大。忽然(他指着我)他走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皮鞋敲着墙头,狄托狄托地响。我拿巡捕灯一照,他开口就骂。”


“骂什么?”


“他骂‘外国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闯祸,要带他到巡捕房里来。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里有灯,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几下。后来我抱住他,抢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来了。两个人抱住不放,滚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马路上都是水,两个人在泥水里打滚。我的灯也打碎了,身上脸上都被他打了。他脸上的伤是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唤来了一部空马车,两个马夫帮我捉住他,关在马车里,才能把他送来。我的衣服是烘干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这都是在马路当中滚的。”


我看他脸上果然有伤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开上身,也看不出什么伤痕。


巡捕头问我,我告诉了我的真姓名和职业,他听说我是在华童公学教书的,自然不愿得罪我。他说,还得上堂问一问,大概要罚几块钱。


他把桌子上放着的一只皮鞋和一条腰带还给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来穿有一件缎子马褂,我向他要马褂,他问那泥污的巡捕,他回说:“昨夜他就没有马褂。”


我心里明白了。


我住在海宁路的南林里,那一带在大雨的半夜里是很冷静的。我上了车就睡着了。车夫到了南林里附近,一定是问我到南林里第几弄。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车夫叫我不醒,也许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坏心思,把我身上的钱摸去了,又把我的马褂剥去了。帽子也许是他拿去了的,也许是丢了的。他大概还要剥我的皮袍,不想这时候我的“下意识”醒过来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带是没有巡捕的,车夫大概是拉了车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没有鞋带,所以容易掉下来;也许是我跳下车来的时候就掉下来了,也许我拾起了一只鞋子来追赶那车夫。车夫走远了,我赤着一只脚在雨地里自然追不上。我慢慢地依着“下意识”走回去,醉人往往爱装面子,所以我丢了东西反唱起歌来了,——也许唱歌是那个巡捕的胡说,因为我的意识生活是不会唱歌的。


这是我自己用想象来补充的一段,是没有法子证实的了。但我想到在车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点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湿和脸上的微伤哪能比那时刻的生命更危险的呢?


巡捕头许我写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时候郑铁如(现在的香港中国银行行长)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带点钱来准备做罚款。


上午开堂问事的时候,几分钟就完了,我被罚了五元,做那个巡捕的养伤费和赔灯费。


我到了家中,解开皮袍,里面的棉袄也湿透了,一解开来,里面热气蒸腾:湿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热了!我照镜子,见脸上的伤都只是皮肤上的微伤,不要紧的。可是一夜的湿气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医生,姓徐,医道颇好。我请他用猛药给我解除湿气。他下了很重的泻药,泄了几天,可是后来我手指上和手腕上还发出了四处的肿毒。


那天我在镜子里看见我脸上的伤痕和浑身的泥湿,我忍不住叹一口气,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诗句,心里百分懊悔,觉得对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乡时时刻刻悬念着我,期望着我的慈母!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是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我当日在床上就写信去辞了华童公学的职务,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况且我已决心不做那教书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又听说考不取的学生还有机会备取,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


许怡荪来看我,也力劝我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我所虑的有几点:一是要筹养母之费,二是要还一点小债务,三是要筹两个月的费用和北上的旅费。怡荪答应替我去设法。后来除他自己之外,帮助我的有程乐亭的父亲松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节甫先生。


我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就和二哥绍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杨景苏先生(志洵)的厚待,介绍我住在新建筑中的女子师范学校(后来的女师大)校舍里,所以费用极省。在北京一个月,我不曾看过一次戏。


杨先生指点我读旧书,要我从《十二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80分,取了第10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55名。取送出洋的共70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南下的旅费是杨景苏先生借的。到了上海,节甫叔祖许我每年遇必要时可以垫钱寄给我的母亲供家用。怡荪也答应帮助。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忙,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国的。


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騂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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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胡适《孤独与大胆——胡适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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