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采访记：单纯——浅谈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讨会上的几个有趣的论点（内含视频）
2016年7月9日-11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儒学论坛——亚洲文明交流互鉴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国际儒学论坛”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步骤，也是为了讲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而采取的切实措施，已先后在新加坡、韩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成功举办了多届，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受到了有关各方的积极评价，已经成为国际儒联的一个知名学术品牌。
本次研讨会正式参会代表100余人，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到论文近90篇，涉及亚洲不同地区文明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贡献、亚洲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具有共性的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亚洲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启示等相关问题，有25位学者作大会主题发言，67位学者在学术分组讨论上围绕会议主题谈了观点和看法。
在两天半的会议期间，大道知行平台代表国际儒联儒学与企业管理委员会全程参会，认真聆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并在会议间隙，采访了多位专家，请他们就大会内容和现今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谈了一些个人看法。今天我们推出的是对中国政法大学单纯教授的采访。
单纯教授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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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简介
单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儒学院硕士、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实用国学研究所”执行所长。
下文为采访内容文字版
请简要谈一下您参加本次论坛的感受？
单纯教授：从亚洲这个角度来看，开这个会是比较有意义的，可以回应文明冲突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所谓文明冲突就是世界几大文明体系可能发生的冲突，而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严格来讲都起源于亚洲。现在我们说的三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起源于西亚、佛教起源于印度，但发展壮大是在中国，那么还有其他类似宗教式的信仰文明，现在我们不一定定义于宗教，但（它们）也起源于亚洲，你比方说犹太文明，有人叫他犹太教，中国的儒家，有的地方把它叫做儒教、道家里面有一种强调信仰和个人修炼的道教这都属于亚洲文明体系。它们之间在交互中有一些冲突，但是冲突不是主流，主要还是相互的交汇融合，这个时代从起源于亚洲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交往的历程可以看出，冲突不是主流，和平共处是主流。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日本的知名学者，他问我说，二战以后，为什么只有印度和中国想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是不结盟的原则，以前认为只有结盟才能和平相处，现在不结盟也能和平相处，而且由这两个国家提出不结盟运动而产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和支持、推广，这两个国家就代表了我们说的古老文明体系里面的两个重要的地区。当然印度很长时间不叫国家，就叫地区，中国严格来讲也不叫国家，中国是天下体系。这样的地区就有一种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经验，所以是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效果的，也可以从这个历史经验中反思，总结一些经验，应对未来全球化进程，为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交往提供一些借鉴。
您在研讨会上印象深刻的演讲内容有什么？
单纯教授：我今天也在讲，我们这一组是全用英语来讲的而由非英语国家的人去交流的小组会议，有14个国家的人，主要是来自于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学者。北非的埃及来了一个代表，北非是比希腊更古老的文明，还来了一个南部欧洲的葡萄牙学者，因为葡萄牙是近代西方航海的发源地，他们两个很具有代表性，葡萄牙这个学者主要是讲郑和航海的路线图和产生的影响，他很关注航海的自然科学和地理科学方面的意义。像郑和出去，并不是自然和地理方面的意义，主要还是人文的意义，是宣扬友善、睦邻、和平主义的外交使命，不像西方航陆大发现以后马上导致的殖民化运动，区别很大。
来自亚洲的讨论，特别是是西亚的学者，因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起源于西亚，而且它们按照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体系来看，他们实际是一个体系，叫做亚伯拉罕文明体系，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一神教，都是相信有一个神在那个地方启示给先知，先知再告诉大家，这种地方的宗教跟印度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它是属于先知型的、启示型的、一神论的具有天堂意义的绝对他在论的宗教。
那么中国和印度不是，中国是一种社会性的，是一个社会关系伦理的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的宗教，讲社会教化的。印度是讲个体主义，个人体验的神秘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所以这三种类型加在一起讨论是比较有意思的。亚伯拉罕信仰系统主要强调绝对外面的客观规律，上帝也像一个客观规律一样，讲它的外在客观性。印度是讲绝对个人体验的意义。中国是讲相互关系之间的意义。
所以这三者不能说哪一种是集体主义，哪一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我们说西方人也是亚伯拉罕信仰系统，说个体主义，他会说，hello everyone， 尊重个体主义，指每一个人好。中国人讲的是大家好，说出来好像没有讲一个个的人，讲的是一个群体，但你仔细想，他要说大家好，那么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已经包括我了，这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看出他们那个分析型的西亚亚伯拉罕信仰系统，后来跟希腊哲学结合可以看出是一种原子个人主义。
在中国讲大家好这样的说法，讲社会伦理也是尊重大家的权利，只不过是放在一个关系中，放在儒学说的絜矩之道，我自己喜欢的推荐给别人，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自己都很讨厌的，当然不强加于人，所以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它是一种在关系中形成的个人主义，也是尊重个体主义，不过他很强调这个关系的参照系，这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还有我们说的关系性原子主义，这个讨论的比较热烈。
还有一个就是犹太学者讨论的也蛮有意思，他们根据过去犹太教和中国人交往的经验，唐代的犹太人是作为阿拉伯人做贸易的一支跟过来的，以至于中国人不区辨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统一叫阿拉伯人。只不过他们跟阿拉伯人不一样的是戴了一个蓝色的帽子，所以我们把这些犹太人叫蓝帽回回。他们那时候到了长安、开封，在长安这种地方他们跟阿拉伯人一样都有他们自己的蕃坊，西亚来的这些商人都给了他们固定的地区，他们的贸易团体就像现在的某种特色的商业城一样聚居，相安无事，而且促进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和贸易，延续了汉代丝绸之路。因为汉代是外交军事要打开丝绸之路，他们来做贸易，而我们是建立国际关系、建立军事同盟，防止边患为主。到了唐代就是平等的商贸了，那时候犹太人已经过来了，以至于现在到了开封还有挑筋胡同，挑筋胡同还是被认为是挑筋教人住的地方，那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先知说是摔跤伤着筋了，所以以后吃东西筋就不吃了。中国人就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对筋这么敏感，像牛蹄筋啊，我们说这是很好的食品，但他们有这么样的传统。因此中国人还是很尊重他们的，知道他们有这个习惯就让他们集中在这里居住，所以就有了一个挑筋胡同。
还有就是一战、二战期间，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大量犹太人到了中国的哈尔滨，也有很多被接到上海。所以那个时期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交往是比较友好、比较仁道的，这就是关系中的个人主义，尊重他们的个体权利，接纳他们。
以至于这位教授说他的父亲就是生在哈尔滨，长到10来岁才离开中国到以色列去的。他对中国有很大的好感。再一个就是，二战以后有一段时期是意识形态比较重一些，所以那时候支持阿拉伯世界，支持发展中国家，认为以色列是发达国家，是西方盟友，那时候关系不是太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政策走向了平等友善开放的外交政策，跟以色列关系不错。他自己就说以色列在中国投资的大企业做得都不错，但是中小企业问题很多。为什么呢？他就总结了几点，一个是语言问题，一个是没有犹太社区，再一个就是文化不适应的问题。因为犹太民族是长期在历史经验中不是很稳定的民族，他们不得不经商，因为不让他们有土地，不让他们从事政治，所以他们远离了政治和土地，主要发展商贸和金融，所以他们的金融家和商贸集团比较多。以至于近代欧洲很多西方的金融体系都是犹太家族建立的，他们是为了快速流动确定财产的安全感和民族的安全感，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别人都是安土重迁，像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果他们是做贾行商。商人应该有一个信誉的，你挣了钱就跑了，所以这种文化相互可能不太适应，这对中小企业的犹太投资商是有这样的一个障碍，他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大中型企业，主要放在高科技方面，并且现在犹太民族自己也在转型，说要寻找一个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这样的情况就是大企业做得好的原因，对中小企业有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相信不断的磨合和讨论多了，大家不断的亮明自己的观点，分析它的原因，传播到社会上去，对中国社会接纳犹太中小企业和犹太中小企业主动转型，适应中国社会需要长期投资和长期发展的共同伙伴关系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还有一个比较热烈的问题我印象很深，就是中国现在搞的一带一路战略。当然这是一个很宏伟的构想，一旦成功以后，西方有这样的经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搞自己的大战略，比如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包括法国社会革命，就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心态。地理大发现就是到处建殖民地，社会革命就是我的制度好就拼命输出我这个制度，就导致了中东现在的乱局。中国的一带一路一旦成功之后，中国会不会重蹈西方近代殖民化大帝国的复辙，他们也有这个担心。我们这些学者有义务跟他们讨论这个可能性。我们说中国有一种理念，就是主导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儒家的理念。一个就是我说的絜矩之道，尊重别人，尊重别人个体的权利，不会因为我们做大了就把别人控制了，因为我们还是要注重他那个个体，我这个个体能做大，跟他那个个体接纳我们，相互合作，是一个接纳的关系，不能因为我做大了就消灭对方，那就是殖民化了，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絜矩之道和睦邻的意识心态和天下大同的传统。
现在我们政治主张还是提倡发展，不光要科技、绿色、可持续、还有一个是分享式发展，就是分享共同利益，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命运共同体，跟儒家天下大同的思想转化到现在的政治经济原则里面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里面是比较融洽的。
针对当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您怎么看？
单纯教授：我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国学是比较倾向于社会伦理这样的国学，它的重点不在科学和技术的运用，它不强调确定性原则，这样就很不利于科学技术发展。我觉得我们国学在这个方面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把过去传统有的，不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格物致知之学。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方便的法门，一个简单的工具，目的是要治国平天下，但是我说这个也要把它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来看待。因为我们往往强调它是一个工具的话，往往就会藐视这个工具，那么现代化或者追求社会发展，造福人民，它的功效性和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在格物致知这个方面，科学技术这个方面，要从中国传统里面有的这些资源，比如说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名家的逻辑确定性和科学的真实性中发掘资源。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让国学更大层面发挥社会伦理的作用。我们以前社会伦理是建立在政治教育、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从中国实践几十年的效果来看不是太好，但是我们有一个几千年的实践效果就是儒家的社会伦理。如果现在政治思想工作单一的说教方式，效果不是很好的话，我们应该考虑我们2000多年来适应了这样一套国学里面社会伦理的方式，就体现在家教、体现在社区的相互关爱主义，邻里守望相助，体现在国家的政权，最大范围的泽被民众就是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这些在儒家里都有很深的资源，这方面应该大力提倡。在中小学教育里面、在社区里面、在国家的各种表彰体制里面应该体现出来，这样会形成一个社会的，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国家的一个制度体系，来鼓励这样一种好的社会伦理风范或者叫政治正确性。
如果给国学爱好者推荐书籍的话有什么？
单纯教授：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以前政府搞的《经史子集》是为了政府文官制度，科举考试用的，跟政治跟急功近利很容易产生一些联系，很可能就是为了公务员考试学这个东西，不是带着真诚的信仰。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了，这个不一定学好，所以那套书可能就不能这样用了。什么样的教材比较好呢？我认为完全是面对社会的，跟功利主义脱节的，不挂钩的，包括一些自学成才的人或者社会大众普及的人，被经验效果证明比较好的教材就比较适应。像我认为南怀瑾先生的各种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讲稿的几本，像《论语别裁》《孟子旁通》《易经杂说》等都是比较好的，要正统的学习，按学院派接受高等以上教育的人来读的话，我觉得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比较好，那是站在中西方两种文化比较的角度，在美国、英美世界高等教育机构里面去讲的，而被半个世纪以来证明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两个人的书都是不错的。
您对大道知行微信平台有什么希望？
单纯教授：我们做这个微信要传播正能量，所以我们正能量尽可能在形式上，第一要选择好的题目、有吸引力的题目，但这些题目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设计的，而是怎么样提高你自身的质量、社会的和谐，一个是选题要好，再一个尽量短小精干，经常提醒人这个时间看2分钟，3分钟就可以，超过3分钟再好的文章都会违背它原来的初衷，会导致人的低头病或颈椎病啊，那你文章的设计就有问题 ，再一个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这样的互动。这样的媒体才是既是为大众服务，也是大众主动参与的。这样的国学通过自媒体的互动才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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