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的指挥棒究竟在何处？ | 光明网评论员
真要给中小学生“减负”，治理培训机构、延迟上学节奏的同时，还要依法规范中小学生上课、补课及作业时间，更要从根子上逆转分数至上、升学率为王的传统绩效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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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两则新闻，大可以比较阅读：一是有记者了解到，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已确定暂缓举办、备受关注的“学而思杯”今年也不再举办，由培训机构主办的多项数学“杯赛”被紧急叫停。二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从应试教育突围——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称，中国学生的课外补习时间“领跑”全球。
说实话，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不折不扣陷入塔西佗陷阱：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是好说歹说没人信。
这话不算危言耸听，因为就在昨天下午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答记者问时亦直言：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恰如古诗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也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中小学生每天课外写作业的时间是2.82小时，时长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将近3倍。”
论说起来，“减负”的公信力边际递减，无非两个主要肇因：第一，虚与委蛇、言行不一。俗话说，“要在中央、事在四方”。政策再好，执行不给力，说一套做一套。地方上的“减负”是真是假，随机抽查下孩子的课外作业不就一目了然？第二，此消彼长、魔高一丈。校内补课不好使，校外培训来补位。有数据显示，至2016年，中国在教育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教育机构有1.95万所，此外，还有培训机构在工商、劳动等行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此般语境之下的“减负”，不过是朝三暮四、猴子分桃的游戏。
当然，最叫人绝望的，倒不是制度设计的不完美、抑或是地方执行的不给力——而是从家长到学生、从教育者到监管者，对“减负”的不以为然和对抗“减负”的合谋之力。2月中旬，教育部等四部门出台通知，部署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就拿数学杯赛来说，虽然一些赛事好像是按下了暂停键，然而，一些数学培训群已纷纷改掉群名，删去“数学”“牛娃”“杯”等敏感词汇。他们等待的“春天”会不会再回来？起码眼下还是有待观望的问题。
中小学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小学生家长的钱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些叫人愤懑的追问。校外培训机构当然不能变成强化应试的“助推器”、家长和学生负担的“增压器”，但校内的评价体系和招考制度呢？它们如果还是对单维度的分数和升学率保有推崇之心、激赏之意，那么，谁先“减负”岂非先当了冤大头？
在“减负”这件事上，有两个常识需要明确：一则，校内负担是源，校外负担是流。如何考评的压力不破除，在上学时间等层面做表面功夫，意义并不太大。二则，须从立法层面刚性约束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课及补课的时间，如果总是交给市场来解决，哪怕学校关门大吉，也只会让培训机构更盆满钵满罢了。
一言蔽之，真要给中小学生“减负”，治理培训机构、延迟上学节奏的同时，还要依法规范中小学生上课、补课及作业时间，更要从根子上逆转分数至上、升学率为王的传统绩效观念。惟其如此，综合配套，“减负”才不至于成为空谈，风暴才不至于成为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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