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规划：永远控人，永远是“外地人的错”
现在，想死在这里也不易了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草案）今天开始将进行为期30天的公示（点击阅读原文看草案+提意见），“首都目标”一如既往地有“中心思想”——北京要打造成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的中心。
不过，这些“中心思想”都太宏大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恐怕“觉悟不够”，那么来看看具体的民生目标：
就北京目前的状况而言，在14年内实现上述目标，还是有可能的，但真正回应北京居民需求就有点难度了。
以养老为例，在“十二五”期间，北京市用5年时间把养老床位数由7万张增加到12万张，官方预计到2020年可以到达15万张，这样的建设速度看来，2030年达到18万张还是有可能的。
不过，老年人口的数量却远超床位数。
官方预计，到2020年北京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人。
至于服务特别好的养老院，恐怕要从出生开始排队才可能住进去：
根据《北京晚报》报道，对于政府来说，每张床位实际建设成本约55万元，包括征地、建设成本、人工成本等。如果按照这一成本计算，通过集约化分摊开部分建设成本，实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至少要投入好几亿。
此外，在建设床位之余，现时政府主推的是“居家养老”、“社区养老”，通过在社区和街道建立养老服务驿站，来解决养老问题。
养老院，图片来源：网络
总的来说，不管是多建床位还是做居家养老，最要紧的是解决“钱”和“劳动力”的问题——对于增加医疗床位、文化与体育空间面积也是同样道理。
那么，“钱”和“劳动力”从哪里来？
那固然是企业以及居住在北京的人了，2016年北京市公共预算收入突破5亿，支柱行业是科技型企业，总部经济，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从产业分布看，第三产业增加值最大，增长了7.1%。
《北京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是2172.9万人，其中处于劳动力年龄的在15-59岁的人口数量为1600.7万人。而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2%。
非户籍常住人口比例
根据2015年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北京的外来人口有6成以上是进京就业的，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属于劳动力市场的新力量，但近年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过程中，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北京市人口增长数据
要实现上面的N个小目标和成为各类中心，劳动力和人才的保证必不可少，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又有另一个重要目标：在2020年后，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控制在2300万人。
人口老化都是无法避免的，根据估计在2020年时，北京常住老龄人口是400万人，那么当要求人口总数保持在2300万，北京的人口抚养压力势必加大。
不过，在规则者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清理/限制的是低端就业人口，留下对经济发展更有利的高端人口。
北京市统计局在2015年的统计报告中就指出，首都功能疏导使得“常住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我市就业者的素质稳步提升”。看来，政府部门对清理结果非常满意。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周立云也曾表示：“北京调控人口规模与限制外地人来京发展就业是两个概念，角度不一样。”，“人口急剧增长，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来北京工作的以年轻人居多，这是北京发展当中人口红利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难怪北京积分入户政策最初版本规定申请人不得超过45周岁（后取消了该限制）。
北京市的各类居住证件，图片来源：网络
不过，现实没有那么理想化，北京居住的外地人长期受着高房价、孩子读书难、空气污染折磨，受教育水平高的年轻一代已经不想留在北京工作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5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显示，在大学毕业生群体中，有八成表示自己拟在35岁前离开北京。
此外，当北京在疏导首都功能而关闭服装批发市场、清理低端就业人口时，正变相增加了北京希望留住的“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促使他们更想离开这里。
2015年《华西都市报》统计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段成荣曾分析：外来人口就业的比例甚至超过99%，这说明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从事的低端服务业是许多所谓高端人群生活必须要的，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就瘫痪了。
在严控人口规模和清理低端人口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还将面临另一个矛盾，如何实现“建立公平、优质、创新、开放的教育体系”？
通过令随迁子女无法入读公立学校和正常升学，促使其父母离开北京，“教育控人”的清理手段已经成为“有效”途径。而且北京一方面拥有在全国范围内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方面在异地中考、高考上几乎彻底切断了随迁子女正常升学途径，如果建立公平、开放的教育体系，那就意味着要放弃这一“有力的”控人杠杆。
其实，规划里更大的BUG还在后头！
回到疏导首都功能需要控人的原因上，甚至会发现通过清理低端就业人口来进行疏导，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根本是不可能任务。
因为，外来人口并不是导致北京患上“大城市病”的原因。
“36大数据”进行了北京市本地人和外地人活动区域对比，发现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有一半外来人口居住在五环外：
而且，即便是有大学学历以上的外来人才，也并不真的活跃在城区：
*本视角观察的“本地人”和“外来人”并非是城市的全部人口结构，而是20-30岁已毕业的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群体。此外，与常住外来人口的户籍区分方式不同，此处的“本地”、“外地”主要按照出生地来分辨。
“36大数据”研究发现，外来青年人才大量安居（或租住）在海淀东部北部、朝阳、顺义、通州、亦庄、大兴等区域，在城市北、东、南三个方位形成一个倒C的包围圈。尤其是，在回龙观、天通苑、沙河、宋庄以及黄村等部分区域，如果你遇到一个有大学以上学历的青年人，那么他/她有90%以上的可能会是个外地人。
在北京，外来青年人才平均通勤距离近20公里，他们从事信息技术、软件、互联网、新材料、新型制造业等高新技术行业工作。而本地年轻人才更多居住在东城、西城、海淀西南部、丰台东南和河西、门头沟、房山等区域，呈带状分布。
北京通勤的上班族，图片来源：网络
图中本地青年人才居住比例（即青年人才中，本地人比例）最高的单元，是长辛店的63%和苹果园的55%；在中心城区，本地青年人才居住比例最高的单元依次是新街口55%，右安门54%，景山52%，以及大栅栏50%。就业方面，本地青年人才比例最高的单元依然是长辛店的56%和苹果园的55%，三环内中心区域本地人才就业比例较高的单元有交道口54%、大栅栏53%、白纸坊52%、东铁匠营52%和展览路51%。
大体上看，在国家部委、机关事业单位、文化、医疗、商贸等岗位密集的区域，本地人才比例稍高；在金融、教育科研、文创产业等行业密集的区域，本地与外地人才的比例相似。
有分析指出，“大城市病”的原因表面看是人口规模过大，但真正的原因则是人口分布失衡，比如，北京核心区域人口过密，主要集中在面积狭小的五环内，而在这些区域活动的更多是本地人。
早在2011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的李铁就直言：城市承载力是伪命题，清理外来人只会人口更多。
李铁分析的逻辑并不复杂，以北京为例，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超过它的城市承载力，但不仅城市发展没有出问题，而且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低，诸如堵车、治安等问题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总会发生的，不能说因为超过承载力才出现，至于“人口清理”政策，过去的收容遣送制度都挡不住外来人口，那么这类政策从历史上已经证明是无效的。
此外，在上一个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里，制定的人口规模是1800万人，现实中这一人口规模早已突破，但交通等城市建设规划并没有跟上。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如果不想再被现实中的人口数量打脸，并且实现它的民生小目标，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还是别纠结在人口规模这个数字上，好好对症下药吧。
朋友，不要太伤感
上海人民比你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