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浮”与“锚定”
——凌越诗集阅读小记
在诗集《飘浮的地址》的封底，印有诗人宋琳、陈东东的推介语。其中，陈东东一条是这么写的：“戏剧化直截了当的抒情力量，推演面具假想至面容的真切，造就了凌越这部诗集的不同反响，感憾人心。”这段话写得恰切，我觉着“直截了当”四个字,用得最好，即使前面的“戏剧化”才是评价的重点。我和凌越年龄差不多，这一代人的写作，大多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氛围中，采用大跨度的经验腾挪，在重叠的修辞褶皱中掩藏自我，或者构造不确定、暧昧的反讽性自我，是当时常见的写作风尚。换句话说，“戏剧化”或许是一种常态，“直截了当的抒情”反而稀见。在周遭一片的“弯弯绕”中，凌越以一个“大嗓门”形象露面，“直截了当”声称自己：
和洪亮的声音。
上面这首诗，应该是凌越早期的代表作，提供了一幅诗人的自画像：大嗓门、大脚趾、大身量、身体灌满暴风雨和荷尔蒙，在大地上横冲直撞，可以吞吐城市和垃圾，也可以与万物共鸣。在新文化塑形的“黎明期”，或社会剧变的革命年代，常会出现类似大号直男式的抒情者，用大开大阖的预言或魔咒，唤出风雨中涌动的“时代精神”。凌越的大嗓门、大音量，就是从惠特曼、马雅科夫斯基等诗歌巨人那里借来的。可问题是，倘若缺乏巨人的思想力作为支撑，或者面对“末世的颓靡和伦理的残局”，所谓“时代精神”本身很贫瘠，呼号也容易流于一种放任，在语言和伦理秩序中横冲直撞、自我夸饰一番之后，并不能真的留下什么。凌越的独特性可能就在这儿。他声称自己是莽撞的、大大咧咧的，可不要忽略自画像的另一面：“我也有清醒的头脑，明净的前额”。这个大号的抒情直男，其实同时也是一个高度自控的理性主体，头脑清醒，面目清朗，甚至风度优雅。两种不同气质、力量的结合，造就了凌越的轮廓。这也是我当年初次阅读，感觉讶异又有些好奇的地方。
诗人凌越
体现在修辞上，凌越的笔锋饱蘸激情，时而还会采用铺排、澎湃的句式，但从不失控以至流泻，大都写得扎扎实实，激情的文字被套上“辔头”，而且还能时刻能给出态度：
暴力簇拥你——多亲热！
能给出态度的诗歌，是敢于判断的诗歌。在这个意义上，说凌越的诗“直截了当”，并不是说他的表达毫无遮拦，而是说，他的写作包含了一种心智上的明朗、决断。比如，用第一行诗作全诗的标题，是凌越一贯的做法，如“我终日躺在弹簧外露的旧沙发上”“大海，我的避难所”“钢轨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这样一来，他的多数诗可以说是“无题”的，而这恰恰意味了写者的一种自信：无需事先声明，可以直接出牌。这次重读他的诗，我还注意到凌越多用整句，即：一行诗就是一个句子，或至少是一次完整的表达，很少用现代诗中多见的跨行、断句方式。后者能带来一种在粘连、延宕中不断转折的效果，在所谓智性写作中十分常见。凌越好像不喜欢这样，不能容忍“诗句的拖沓”，他喜欢在一行之内就把活儿干完，让句子和句子衔接，像在拉拽一条缆绳。2015年秋，凌越和其他几位广东诗人一同造访北大。午餐后，我和他一起在校园里走路，还记得他当时背着双肩包，步履稳健的样子。不知何故，在黄叶纷飞的北大校园里，感觉他比周围的事物都高出了半头，而这并不完全因为身材的高大。在接下来进行的研讨中，我负责谈他的诗，拉杂说到凌越在广州的生活，他长年执教的课堂，也包括拥有的不止一处的住房。说着说着，竟脱口而出：凌越的诗，是一个典型的有房产者的诗。回想起来，这个说法很是突兀，上下文的语境也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要进行什么流俗的文学社会分析，应该是取“有恒产者有恒心”之意。前面的讨论中，好像有评论者提到另外一位诗人，写作中伴随了一种离家在外、居无定所的不确定感。凌越的诗中没有这样的不确定感，也没有太多先锋文艺的波西米亚习气，即便横冲直撞，也有某种稳健的思想骨骼和价值立场，嵌在某种现代城市文化应该有的理性结构中，“有房产”只是一种位置的隐喻。我想，凌越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半开玩笑的说法，新诗集的标题“飘浮的地址”，不就是反驳？然而，“抽掉日常生活连贯的脊骨”之后，还有“天空降落变成岩石”。读凌越的诗，就是这样，一方面能感到“飘浮”带来的对日常生活的抽离，另一方面，“飘浮”又不导致游离，而是时刻伴随了一种沉降感、甚至是朝向某一位置的锚定努力：“事物之锚向最沉静的心沉淀”(《写下一行字》)。在一些宏大紧张的作品中，“锚定”的感觉是垂直性的，表现为对至高他者的吁求、呼告，以及反向的临渊俯瞰，像《我在寻找那唯一的听者》《巨大的不对称的激情虏获我》。垂直、不对称的巨大紧张，能“赋予我的声音形状、热度和情感”，让微不足道的生命有了“大嚼窝窝头的激情”。这也包括更为晚近的《大地千疮百孔》，声称“我不是城市之神，/我只是亿万普通市民中的一员”，其实是“不打自招”！这首轰鸣的微型城市史诗，就是采用“城市之神”的视角，只不过将凌空的俯瞰转化为对城市街巷和各色人物的俯就、变身。当然，在更多的时候，位置的“锚定”发生在写作、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将过去串联成完整的人生？
在诗中，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在皖南村落支起了他的画架，这个“画架”无疑也内置于诗人的写作中。辨析艺术和生活、“词”与“物”的关系，是凌越常会写到的话题。因而，他的一些诗也会沾染所谓“元诗”的色彩。老实说，平日读当代诗，读到“元诗”一类段落，总会有些担心。大概和张枣的影响有关，这样的写法在年轻作者中已泛滥很久、甚至内卷。另外，从“词”的本体立场出发，不小心还会落入艺术与现实、经验与超验的对峙中。这样的二元结构如果总是强调、重申，难免流于感伤，很多犀利、美妙的诗歌感觉，都曾这么被回收了进去。好在，凌越的写作即便隐含了二元论，但正如“飘浮”并非游离，“锚定”也并非“安定”，并不是指向某一舒适、可以自我合理化的位置。即便沉浸在语言的本体感觉中，总还有一部分身体“滞留”、挣扎在生活“笨重”的阴影里，他的写法也总是吃着劲儿的，不恍惚，有力道，如：“勒紧文字的缰绳”“时光的驭手，握紧闪电的句法”“写字的笔正被套上呼喊的辔头”“当你在说，在写，/词语的缆绳将你脱离深水区”“我奋力甩掷语言的抓钩”……还有写得更精准、更微妙的：词语的纤维断裂，哔剥作响。
当代诗人的语言本体意识的一种表现，是倾向于“解纽”词与物的关系，用“词”来吞噬、扬弃“物”的实在性。由此生成的技艺，以自由腾挪、自由延宕为理想，向罗兰·巴特式的“文之悦”不断致敬。凌越的语言观，依照《我的诗行如何寻获明亮的方向》中的表述，似乎偏向“契约型”：“仍然信任一只语言的鸽子”，前提是“它不会违背和大地的约定”。有了语言鸽子和大地实存之间的“契约”，就不难理解，他对语言和写作的想象，总是联系了一种手的力量、一种工具的实感、一种建立关联的信念，如“缰绳”“缆绳”“三角尺”“辔头”“卡槽”一类。词与物、词与我、我与物之间，都是“硬碰硬、实打实”的驾驭、校正、嵌入、辩驳、均势……这也意味着，从“词”的飘浮出发，是要松动现实的庸常逻辑，但另一种生活的实在性、自我的确定性,仍是不可让渡，恰恰需要通过“写”来重新辨认、重新争取。这一点在《你真是个怪物》《冗长的独白已近尾声》这两首“近作”中，表达得格外鲜明。这两首诗都有“推演面具假想至面容的真切”的特点，化身为文学史中的诗人、作家来说话。前一首的原型，大概是福楼拜：“美就是道德”=“美即善”还是“美即真”？关键是第二行中基于电脑主板的视觉想象，“词”要插入、卡入“实存”之中。后一首布置了莎士比亚式的戏剧场景，两位诗友（或是自我的分身）拾级而上、登上城堡的顶楼，其中一个已经疲倦：最后这句，我读着颇有感触。由“以坦率的话语锻造筋骨”联想到20年代闻一多、饶孟侃等《诗镌》同仁的实践。在后来的文学史上，他们被归为“格律”一派，努力于新诗形式的创制。事实上，闻一多等关注“格律”，针对的不只是白话诗形式的散漫，更是针对文艺青年的感伤习气，针对了写作者涣散、软弱、流于一般俗套的主体状态。有年轻学者在最近的解读中，就将闻一多等人的“格律”与中国传统文论中“气骨”“骨骼”“气节”等概念进行对读，提出诗之格律不仅仅音节、韵律层面的问题，也包含了对一种充实、强劲文化人格的期待。如果联系闻一多的另一说法：诗“应该有点骨骼，这骨骼便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便是作者所谓‘境遇’”，或许可以说，无论形式之“格律”还是历史之“境遇”，对于闻一多来说，都可以构成写作主体得以锤炼、扩充的场域，也是突破平庸进行“创格”的关键。闻一多本人的写作，就是将内心的火气凝聚于整饬的诗行，“格律”由此成为一种压缩和分配激情的方式。这不正是凌越在诗中写到的状态：抱歉，本是福楼拜，却说到闻一多，有点扯远了。“以坦率的话语锻造筋骨”一句，在我读来，仿佛某种历史的回响：诗人在“词语”中工作，要卡住“实存”、扼住它的咽喉，这一过程也在反向锻造、锚定着他的气骨、人格。比如，下面这两行诗，就很有“筋骨”：我也唾弃火的单调的正义。
两行“坦率的话语”，写得“直截了当”，却又内含层次，有一种反转的力度：要“鞭笞”残暴，也要唾弃“单调的正义”，或者说“单调的正义”只是一种现成的正义、不能反观自身的正义，它甚至会和残暴同构。正义的理解，需要更复杂、更超拔的洞察。当然，上面谈的只是凌越写作的一个面向，他的风格很是多样，“大嗓门”之外，也有不少音势较低，平视生活、感受绵长的作品。像以双行或三行为一节的诗体，就如一个更为灵活、小巧的“画架”，能自由转出“一种结实的轻盈”。读到《飘浮的地址》的后半部分，我还感觉到，一种怀旧的情绪在逐渐弥散。这很正常，“大嗓门”少年已步入略感时艰的中年，自然会常常回顾，更多感知生活滞重也慈悲的一面：记忆胡乱挑中的瞬间的亮斑。
如印象派画家的点彩技法，凌越也用“墨黑”“胡乱”“瞬间”“亮斑”等词汇的调配，写出了凌乱感觉中的记忆焦点。尤其是“瞬间的亮斑”，与诗末“夏日愈发繁茂得法国梧桐激起了怜悯”一行，形成呼应：繁密枝叶透出的光亮，似乎就是对于过往岁月一次瞬间的宽容、领悟。由怀旧带来的画面、细节和层次感，也渗透在一些旅行诗、纪游诗中。2019年前后，凌越好像到英国走了一遭，《百老汇塔》《肃穆的教堂尖顶掌管天空》《去罗素故居》《佩恩斯威克》等一批诗作，记录参访当地名胜、文人故居的观感。读后的感觉是，诗人游历的好像不是当下的英伦，而是一个逝去了的世界，一个曾经热烈而今静卧在草丛和废园中的世界。比如《去罗素故居》这一首，就在安静的中产街区和历史联想中穿插，动静的交替带来一种时间的深邃：我喜欢“从没挪窝”这个表达，包括最后的感叹：“我们都是中年得子/孩子将我们的视线拉向地面”。诗人对着虚空里的罗素说话，也是对着中年的自己说话，甚至有了点“他乡遇故知”的喜剧感。在拉低的视线中，前面写到孩子的嬉戏、草地的休憩、情侣的争吵，都像恒常大地上循环的烟尘，卑微又真切。诗集中最后一首《题一帧照片》作于2020年，并非旅行之作，却也有着同样的效果：几个青年男女在哈德逊河沿上相聚，这一日是20多年前的9月11日。九月的蓝天深邃，作为照片的背景，对岸金融区的楼宇升起一股浓烟，这打断了青年的交流：将一切放在时间中去感知、当作一种废弃物去审视，这或许是凌越支起的又一“画架”：日常散漫的生活景象，虽然置于画幅的中央、前景，但当巨大的变故被拉远为一种背景，这样的构图衬出历史的纵深、迫切与不可名状。最后，要谈谈“面具化”了。宋琳和陈东东两位的推介语，都提到这一点，像宋琳所说，为了避开自我的“魔障”，“他不时更换着词语面具”，“以便成为更多事物的替身”。化身为历史或文学中的人物，去书写不同的情感和经验世界，这是凌越极其重要、引人瞩目的一种诗歌方式，像《大海，我的避难所》《你真是个怪物》《我终日躺在弹簧外露的旧沙发上》《我是音乐沙龙里正襟危坐的贵妇》《铁轨在月光下闪着寒光》等，都是这个写法。这批诗作有一种小说才有的照亮细节的强度，特别能体现将激情“搓细”，“分散在每个字句的掂量中”的匠心。我在微信中也向凌越求证，得知“面具化”写法在《尘世之歌》中早已开始，且来源众多、文学人物和市井人物相互驳杂，读者是否能辨认“原型”并不紧要。写诗之外，凌越还是资深的书评人、文化评论家，阅读视野原本开阔，对作家生活的体悟尤其深切，用阅读经验来扩张感知的疆域，自然可以成为写作的强大引擎。因为截稿时间已到，这个本来重要的脉络，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谈吧。对于宋琳大兄所说的“避开自我的‘魔障’”，倒是可以再作一点延伸。有关“非个性化”“多重自我”的讨论，是现代诗学的经典议题，也已辗转流布为套话。显然，避开自我的“魔障”并非是要消灭了“自我”，而是自我的觉醒和进一步壮大。借“飘浮的地址”扩展经验，又用词语的抓钩嵌入历史的风暴，重新去强力想象、“锚定”自我，由此抵拒“诗句的拖沓”（也就是生活的拖沓和精神的涣散），我觉得，这是凌越诗中不可多得的一种品质。
1970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等，出版诗集《洞中一日》《鸟经》，学术及批评专著《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飘浮的地址：凌越诗选》凌越 著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是当代诗人、译者、评论家凌越近十年诗作结集，也是其至今为止诗歌创作的高峰。内容关注当下生活，速写城市，兼有对乡村、名胜等的地域描绘，以词语之珠串联起诸多地理板块，构成全新的版图。凌越的诗歌意象庞杂诡谲，以惊人的想象力重塑此刻平白无奇的现实，超现实的意象背后，是十足的骨气与脾性，无处不在的是他对当下与历史的反思及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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