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届，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的一代知识青年
文学的光亮 思想的天空
《知青》剧照 图源网络
文/书中自有颜如玉
六九届的经历是历届学生中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一届特殊的学生。伴随出生的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刚进小学读书，迎头就是饥饿的困难时期；小学没毕业，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没经过升学考试，毕业仪式也没有，游荡一年半后进入中学；因为中学六八届学生（初一）没法毕业，初一的名号不能用，只好叫“中学某班”，（现在我们中学同学群还是以“中学某班”命名的）；当时老师都被打倒或去了“五七干校”，没有任课老师，也没得到过老师的教导；混到毕业，总算有了一个“六九届”的名号，又恰逢“一片红”，这群没读过什么书的人被无差别地冠以“知识青年”下放农村。
社会上对文革前进校的学生统称“老三届”，比我们后进校的学生从初一开始有了序列，被称为“新三届”，唯独六九届新老不是，吊在半空中，真正是舅舅不疼，姥姥不爱，完全地被边缘化了。六九届，是少年已识愁滋味的一群人。
一
那一年，我上小学两年级。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老师叫我留下来，帮她把期中考试成绩誊抄到班级成绩登记薄上。我是班长，常常帮老师做这一类的事情。办公室里老师都在批改作业、备课，一片钢笔在纸上的沙沙声。时间慢慢过去，天色渐渐暗了，办公室里的老师也陆陆续续地回家了。当我们也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突然从外面冲进来，一头扑到她自己的办公桌上就抽抽嗒嗒地哭起来了。
我很少看到大人哭，还真有点害怕，班主任老师赶忙过去安慰她。从她们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我听出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老师放学以后有点饿，就去买了一个馒头，馒头刚刚拿到手，还没来得及吃，迎面来了一个要饭的乞丐，上前劈手抢过她手里的馒头。老师当时责问他：怎么可以抢我的馒头？话没说完，那个乞丐先把馒头塞在嘴里咬一口，然后又往上面吐了口唾沫。这个乞丐的举动，眼神，让老师花容失色，害怕至极，不敢一个人回家，只好赶快先回学校里避一避。等她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我和我的班主任一起把她送回家。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城市里什么都凭票供应，米面有粮票，煤有煤票，糖有糖票，鸡蛋有鸡蛋票，连油盐酱醋都是要票证的。城里人每月的粮食不够吃，粮站出了个人性化的措施：每月25号就可以凭购粮本和粮票购买下一个月的粮食，真的是“寅吃卯粮”！当时上海还出了半两的粮票，这是一直让外地人笑话上海人小气、精明的证明。其实这是上海人无奈的精打细算的生活方法：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小小的油条，可以买一个小小的糖糕，大人以此来哄孩子饥饿的肚子。
城市的定粮供应虽吃不饱，也不至于没饭吃。而农村最困难的时候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许多人为了活命，只好出去讨饭。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到城里没有户口是寸步难行的，外出逃荒要饭需要大队和公社的证明，据说这个证明只有很小的百分比，但有了这个证明，在城市里讨饭，至少不会被遣返，不会被送去劳教。城里人自己都勉强吃个半饱，哪有多余的接济别人？所以那个时候要饭的抢食物的事并不少见。
七十年代我下放到淮北农村，下乡伊始，由公社、大队分别给我们知青开会，请贫下中农来忆苦思甜。可能是六十年代饥饿的印象太深刻了，很多社员在忆苦思甜的时候，说着说着就会讲到那个饥饿的年代。说那时有规定，粮食全部上交，不许个人囤粮，社员到公社吃大食堂。公社大食堂的稀饭是“一吹一条沟，一吸三道浪”，根本吃不饱，人饿得路都走不动，一个村子家家都有饿死人的……说着还哭得泣不成声。公社，大队干部见状，急忙上来把他们领下去。跟我们解释说：这些人是因为在万恶的旧社会没机会读书，没文化，所以讲话颠三倒四的。
二
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的时候，全国全面停课了，一帮学生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冲进教育局，和教育局领导开展教育领域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当然是学生胜出，就手还夺了教育局的权，成立教育系统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学生冲到老师的家里翻箱倒柜地抄家，在学校搭起台子批斗老师，喷气式，戴高帽，胸口挂木牌都是常规动作。
那时我小学还没毕业，我们学校离华东局干部住宿楼和上海警备司令部宿舍都不远。华东局干部子弟比较文气，有点清高，学习成绩还不错。警备司令部的子弟则比较骄狂，成绩差一点，尤其是小孩子间竟然也等级森严。我班有两个警备司令部子弟的同学，一个同学家长是另一个同学家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孩子每天和首长的孩子一起上学，身上背两个书包，首长的孩子则甩着手来上学。
我们年级的数学张老师是个中年女性，福建人，皮肤微黑，不上课时几乎是烟不离嘴。她书教得好，思路清晰，对学生也相对严格，尤其对学生的成绩比较看重。因为“革军子弟”成绩普遍较差，最不受张老师待见。“革干子弟”成绩稍好，有些傲气，张老师有时会出点难题压压他们。平时警备司令部子弟和华东局干部子弟都各自抱团，运动一来，他们也联合起来了。
一帮小学生眼看着大中学生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有样学样的也在学校开展革命大批判。有一天学校突然乱轰轰地热闹起来，听说是那些“革干”、“革军”学生的兄姐来学校帮着造反，居民的孩子不敢出去看，“革干”、“革军”子弟便都冲出去了。不一会儿，有几个男女学生冲进教室，点名要我去造反。我不肯去，上来几个人生拉硬扯把我带到楼下老师办公室。办公室早就面目全非，办公桌椅都被搬走了，张老师被一帮人围着，推搡着，辱骂着，张老师一声不吭，双眼紧闭。里面的人看到我来了，立刻兴奋地说：静安区教育局的宣传栏还有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文章，今天就要看她的实际行动！张老师的高帽子必须由她戴上，否则就是反革命两面派！旁边果然有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黑帮分子张某某。
他们矛头对着我，是因为张老师高看我。我有当老师的大姐，高中生小阿姐的提点，数学成绩一向很好，每次作业本发下来，张老师都会在我的作业本里夹一张纸条，出几道难题让我做，她曾经多次公开讲，这届学生只有我能考上育才中学，让我给张老师戴高帽的居心显而易见。我自然是不肯给恩师戴高帽子的，几个人便围着我推搡拉扯，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他们对峙着。那时还没盛行武斗，我又是个小学女生，这些中学生倒也没拿我怎么样。突然又是一阵骚乱，外校的中学生瞬间撤离，（后来听说 他们中有家长被揪斗），本校的小学生顿时也作鸟兽散，我和张老师算躲过一劫。多年后，我在农村插队，一次回沪探亲，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大声叫我，寻声望去，原来是张老师！她看到我很高兴，知我为前途担忧，她鼓励我：你学习能力那么强，一定会有前途的！
大、中学生开始大串联的时候，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不了业的学生就游荡在弄堂里。不知道是谁想出一个办法，到公共汽车上去宣传最高指示，有这个名义公交车售票员不好赶我们下车的。于是由班里几个胆大又平时能歌善舞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宣传小分队”，相约好到学校附近的20路公交站台集合，见车来了，大家一拥而上，唱语录歌，背诵最高指示。20路公交车途经的是上海最繁华路段，直达南京西路外滩。此时号称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外滩已面目全非，许多大楼外墙上的雕塑被敲碎、推倒，敲不碎、推不倒的用麻袋之类的东西遮盖着，建筑上用红色、黑色的排笔写着“打倒”、“砸烂”等口号，海关大楼清脆悠扬的钟声也换成了“东方红”乐曲。
我们下车后基本都是沿着外滩的江堤南下到十六铺码头，或北上到外白渡桥。一天我们正在外滩遛达，突然前面一阵骚乱，几个穿着时尚的小青年飞快地从我们面前跑过去，我们还以为是抓小偷，后来发现夺路奔逃的也有女青年。原来一帮外地学生串联到上海，觉得上海人造反太温情，要帮上海“破四旧”，拿着大剪刀上街，看到穿小裤脚管裤子的人上前按倒就剪裤腿，有穿尖头皮鞋的当场强制脱下剪掉。小裤脚管裤子和尖头皮鞋是当时时尚青年的标配，外地学生一路剪过来，着实吓倒了时尚青年，面对疾风暴雨的革命，他们只能一路狂奔逃命。那天回家我听说我们弄堂里有个漂亮的姐姐也在南京路上被剪了裤管，一路捂着屁股哭回家。
三
在家闲荡一年半，升学考试又取消了，我们这届学生按“就近分配”的原则进了中学。我从小的理想和张老师的愿意是上育才中学，我的原生家庭离赫赫有名的育才中学很近，但是我没机会进育才读书了。家里有个朋友住育才对面，我总是找机会去玩，为的就是她家楼上的窗口可以看到育才中学的操场！小小的人，已经满怀惆怅。
我们进中学时是社会最动荡不安的时候，学校火药味很浓，师生分为“保皇派”和“造反派”，总看到他们辩论，争吵，今天这一派夺了权，明天那一派又反夺权。我们学校前身是圣约翰大学附中，老师的出身按当时的标准都有问题，有的被打倒，有的关牛棚。我们进校时有一个慈祥的老年女教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没几天，老教师又被打倒了，说是基督徒，是反动教会组织的成员。原来当我们辅导员的一位有朝气的青年男教师接替她当了我们的班主任，据说他是体育专业毕业的，每天除了带我们读几段语录，基本不管我们。一个多月后又来了一个年轻的英语女教师，除了教我们几句英语口号别的也不敢教。整个中学期间没有数理化、音体美老师，学生想来学校就来学校，不来也没人管，教室永远是坐不满的。
北京发出的最高指示往往要半夜才能到上海，所以常常是半夜被唤醒到学校集合听最高指示。住在附近的同学会呼三喝四地一起去学校。如果在平常年份，半夜大呼小叫喊人起床出门，肯定会被人责骂的，但在特殊年份，谁敢有异议呢？弄不好，一顶反对领袖、反对革命运动的帽子压下来，试问谁顶得住？到学校传达完最高指示或接见的激动场景，还要排队上街游行，红花队，腰鼓队、长绸队，锣鼓喧天，一路舞一路口号喊过去，满大街一片红色的海洋，人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将近天亮才回家。
稀里糊涂的混了两年多就算毕业了。本来学生毕业时有“四个面向”的分配方案，但是1968年底出了最高指示：“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我的小阿姐在1968年底已经到东北插队去了，这样我本来是可以有其它出路的，但偏偏我们这一届是“一片红”，没有选择的余地。有人想拖一拖，希望能躲过去，但结果是家长被停工停薪办学习班，街道天天派人上门宣传上山下乡对于反修防修的重要性，这阵势谁扛得住？
1970年的7月17号，我登上了上海火车站去淮北的一列长长的绿皮火车。满车厢是稚气未脱的少男少女，对即将要去扎根的淮北农村毫无所知，在这离别之际，心存恐惧，一片嘤嘤的啜泣。站台上是忧心忡忡强忍伤悲的父母，殷殷地对孩子叮咛着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突然，汽笛响了，车上少男少女的啜泣变成嚎啕的哭喊，车下的父母呼喊着，追着火车跑，火车在震天恸地的哭声中缓缓地驶离了上海……
汽笛一声肠已断，孤独感由脚底慢慢的往上升腾，弥漫到全身，虽然是三伏天，却觉得有浓浓的寒意袭来。我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从小在上海长大，还没有出过上海，突然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农村扎根一辈子了……我已经明白我的青春我不能做主，将来会怎样？一无所知！
六九届，是完全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基础知识最缺乏的一代人，他们在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困中长大，他们尚未成年便识得了愁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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