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勤劳致穷
农民收入每年都增长，必须增长。但真的能增长吗？
农民收入是由五大部分组成的。
生产性收入。90年代之前的中国，农产品是短缺的，增产和增收是同步的。所以，90年代之前的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是追求农产品产量增长及其附加值（如社队企业、乡镇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增长实现的。当中国农村进入90年代之后，主要农产品基本实现供求平衡了，农业增产和增收不同步了，增产可能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成为一种常态。以柑橘为例：柑橘的价格弹性系数约为0.33，当供求平衡之后，柑橘产量增长1%，价格下降3%。90年代之后的农村农业，经常出现多品种的农产品增产减收、甚至水果蔬菜烂在地里不收的局面，就是这个道理。高度分散的小农，越是想增加收入，就越是扩大生产（追求产量增长），越是积极生产，农产品价格就会越走越低。90年代以来的农民掉入了 “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勤劳致穷。1990年以来，稻谷的价格由0.24元/斤上涨到了1.3元/斤，只上涨了6倍。而房价、医药费、学费上涨了数百倍，生产资料价格等上涨了数十倍，公务员工资也上涨了近百倍。这就是说，种水稻的农民90年以来的生产性收入增长是微乎其微的，相对收益是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如果种水稻的农户不外出打工（增加劳务性收入），绝大多数的种水稻小农的家庭经济再生产和减量人口再生产是绝对的难以维持的。
劳务性收入。进入九十年代后，千千万万高度分散的小农靠追求农业生产性收入增长过上好日子——勤劳致富的梦想破灭了，大量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以维持小农家庭简单经济再生产和减量的人口再生产。90年以来的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主要靠劳务性收入的增长实现的。就农民家庭收入增长部分而言，90年以来农民家庭每增加100元收入，70元以上来自劳务性收入的增长。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没有1-2个劳动力外出打工赚钱，这个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从劳务性收入的性质来看，其也是为城市化做贡献，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增值的速度是数倍于劳动收入的增加，那么相对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2013年之后，农村新增外出务工人数开始下降，农民家庭的劳务性收入的增长放缓，这个趋势不是短期的。
位列500富人榜上的富豪们，财富总额达到了80191.5亿元，平均财富达到160.4亿元，较上年的113.1亿元增长41.8%。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3072元。按照这个数据，1亿个农民工苦干一年的总收入也不过3.68万亿，还不到500富豪身价的一半。
财产性收入。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兄弟，哥哥1990年在县级城市花3万元买地盖房了，估计现场房子的价值不会少于400万元。即使在镇上，现在的价值也不会少于200万元。且随时可以交易变现或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弟弟90年花1万元在农村老宅基地上盖房子，估计这个房子应该拆除重建了，重建至少应该又花30万元，而这个新房子的现实价值就值30万，且还不能在市场上交易变现、也不能在金融机构抵押贷款。90年来，哥哥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了百倍，而弟弟的财产性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可能还是负值。中央这些年一直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作为重点，出台了很多政策举措，但几乎没有任何收效。
经营性收入。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的改制，随着杀猪定点屠宰、生产资料专营和鼓励资本下乡开展农业农村服务社会化的改革深化等，小农及小农组织的经营性收入是下降的。最近一些年农村开始兴起休闲服务业，不少农户经营性收入有了增长。例如贵州遵义桐梓等地的农村，因为气温比重庆低8度，所以重庆每年有很多老人在遵义桐梓等地避暑休闲。重庆老人们住在遵义桐梓农民家里避暑休闲，包吃包住1500元/月人。这个服务价格数年没有增长了。
政策性收入。中央财政对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越来越大，这几年每年以千亿级的数量增长。无奈，我国农民数量庞大，农村幅员辽阔，财政再多的转移支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支农”财政资金由于不是像日本一样进入农民组织（日本农协）统筹使用，而是直接投入给小农扩大农业生产，其对农民的增收作用极其有限，甚至是负面的。最近几年，很多扶贫资金直接用于贫困户的生产性扶贫（追求产量增长收入），这不仅难以增加贫困户的收入，还会导致全国农民整体性生产收入的下降。例如：2016年农民养5头羊的收入是2014年养1头羊的收入。这主要是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鼓励部分贫困农民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效益——放大了“小农生产积极性陷阱”的负面作用。再如：大量的财政资金补贴农业龙头企业，美其名曰“公司+农户”带领农民增收，实际的结果是扶持私人企业老板控制了农业全产业链及各个关键节点，让农民沦落为农业产业链上最不赚钱、风险最高的环节中的“长工”或“市场风险转嫁对象”，这样下去农民最终会失去生产资料，甚至无数小农最终会变成了龙头企业老板绑架政府的“人质”。这样的政策性扶持对小农增收是负面的。总之吧，中央政府财政对增加农民收入是越来越重视的、舍得花钱的，但政策性资金投入之后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效果是不明显的、甚至有一些是负面的。
综上所述，增加农民收入是必须的，但增加农民收入好像是越来越难的，甚至精准扶贫和扶贫攻坚都有可能达不成目标。
如果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的目标，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就会异化成为满足“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了，这样长此下去，中国越追求GDP增长，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就越差，国家会越发展反而越不安全。这肯定不行啊！
确保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不仅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还是坚持共产党执政理念、政治品质的关键，更是确保国家自主性、国家安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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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慕 兰
新青年 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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