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書籍浩如煙海，前人有“一部廿四史從何讀起”之歎，而人類數千年文明史所創造的典籍又豈止是一部廿四史所能涵括。可見閱讀該如何選擇，實在是一門學問。錢穆先生在《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一文中說：“讀書能選擇，實為守約之第一要義。而選擇的標準，應該‘先務乎其大’。最可代表這種精神的是曾氏的《聖哲畫像記》。”又說：“曾國藩的《聖哲畫像記》，平心論之，不能不說他的識解氣魄，與其指示學術途徑，確已越出江藩、陳澧之上。就現在平心立論，也必如曾氏為學，乃庶可有當於陳澧之所謂士大夫之學。亦必如此，乃庶可謂是士大夫略觀大義之學也。略觀大義，並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謂大義，亦非陸象山所謂‘著意精微轉陸沉’之義理。”又說：“曾氏《聖哲畫像記》所論，若以專家博士學的眼光來評量，有人不免將目其為淺陋。但若注意到社會上一般人物志陶冶與進修，則曾氏的見解，實在是極可取法。（錢穆《學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5月，第99、101、102頁。）咸豐九年（1859）正月二十二日，曾國藩親書新撰寫的《聖哲畫像記》手卷，次日（二十三日）寄回家中，並致書他的三位老弟說：“吾生平讀書百無一成，而於古人為學之津途，實已窺見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緒。於此再告澄、沅、季三弟，並諭紀澤兒知之。”錢先生的高足余英時在《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一文中指出“可見他對此《記》的重視。這篇文字代表了他在成熟時期關於學問的整體見解，其中義理、考據、詞章兼收並蓄。”（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1月，第596頁。）對於想要讀中國書，進而對中國文化有所深入了解的讀者而言，曾氏的這篇文章不啻指南金針。如果不懂得選擇，那麼就很容易“在知識的海洋里遨遊”，很快就會找不到方向。而好的閱讀應該是“讓知識在我的腦海裡遨遊”，這樣才能真正享受求學的樂趣，是人駕馭了知識，為我所用。進而進德修業，成就學問。（九月十三日，溫浚源記於燕郊。）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普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為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睹《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競其業，況其下焉者乎！
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歟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能哉！
諸葛公當擾壤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禦駑馬，登峻阪，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遊、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乎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頹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嚌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餚，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有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瑞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已治人、經緯萬匯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為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為宗。國史《儒林傳》袖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庵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為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敻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許、鄭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篇，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幸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
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輜鐵，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阛貿易，圭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商富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為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
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
葛、陸、范、馬，周、程、朱、張。
韓、柳、歐、曾，李、杜、蘇、黃。
許、鄭、杜、馬，顧、秦、姚、王。
三十二人，阻豆馨香。
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本文收錄於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雜記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