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天道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
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据《世家》诸文，则夫子‘文章’谓《诗》、《书》、礼乐也。古乐正，崇四术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至春秋时，其学寖废，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为教。故记夫子四教，首在于文，颜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群弟子所以得闻也。”
刘氏之说本于皇侃疏引太史叔明之言：“文章者，六籍也……六籍者有文字章着焕然可修耳目。”林义正从字辞、句法、义理、情境等多个角度观察，归纳“文章”的训解有四义：一，指孔子述作之典籍；二，指孔子所述作典籍之义理；三，指孔子之德行，即礼仪；四，指典籍与礼仪。（林义正：《<论语>“夫子之文章”章之研究》，见《文史哲学报》1995年第42期，第1—32页。）
性，指性命。《论语》记孔子论“性”，只有17.2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既然“习”是后天熏染，“性”当是先天本具。
天道，指自然规律，侧重的是天的客观规则对人世的祸福效应。皮锡瑞的意见值得参证：“《后汉书·桓谭传》‘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注引郑注：‘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天道，七政变动之占也。’郑义甚确。古言天道，皆主吉凶祸福而言，如《易》：‘天道亏盈。’《左氏传》：‘天道多在西北。’‘天道远，人道迩。’‘天道不谄。’《国语》：‘天道赏善而罚淫。’‘我非瞽史，焉知天道。’《老子》：‘天道无亲。’皆论吉凶之数，与天命之性是两事。” （皮锡瑞撰，吴仰湘整理《师伏堂经说·论语》，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十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52页。）
在《论语》中，孔子没有直接谈论及界定“天道”。孔子少谈及，并不代表他不重视。实际上孔子讲“德”，已经兼具“性”与“天道”孔子一生使命的本源来自于他的天命观，而天命与天道密切相关。子贡对孔子的“天道”思想了解不够，才发出这样的感叹。
儒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荀子认为，天道是支配人类命运的意志，《荀子·天论》说“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相当于后来说的“天人合一”。汤一介认为“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已经提出来了，‘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这样提出问题就说明‘性与天道’当时是一重要问题，因‘性’是‘人性’的问题，‘天道’是‘天’的问题，所以‘性与天道’的问题就是‘天人关系’问题。从中国历史上看，许多重要学者都把‘天人关系’视为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说在中国哲学中，‘天’和‘人’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天人关系’问题则是历史上我国哲学讨论的最普遍、最重要的问题。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董仲舒答汉武帝策间时说，他讲的是‘天人相与之际’的学问：杨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何晏说另外一位创始者王弼是‘始可与言天人之际’的哲学家。唐朝的刘禹锡批评柳宗元的《天说》‘非所以尽天人之际’，也就是没有弄清楚‘天’与‘人’的关系。宋朝的思想家邵雍说得很明白：‘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做学问如果没有讨论天人的关系，就不能叫做学问。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都把天和人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汤一介：《天》，《远近丛书》之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25—26页。）
古文献中，最早讨论“天人合一“的见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郭店楚简·语丛一》，上面有句话：“《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意思是说《易》是讲会通天道和人道关系的书。孔子早年积极探求礼、仁，晚年涵养深沉，转而求索天道、性命之学。历来对本章的解读纷杂，以杨朝明的解释比较合理：“孔子的思想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他早年思考的是社会的治理问题，主张积极入世，注重对礼、仁的探求。到了晚年，孔子有了丰富的生活体验，饱经沧桑忧患，不可避免地会深入思考天道、性命之类的问题。孔子晚而喜《易》与这一转变密切相关。据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记载，孔子晚年对《易》的认识发生过一定的转变。孔子早年仅把《易》作为一种卜筮之书来看待，对《易》并不十分重视。而后来他在读《易》的过程中发现了‘古之遗言’，对《易》十分爱好，达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橐’的地步。对于这一转变，子贡极不理解，因而他曾经询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对此做了一番解释。当子贡明白孔子之所以好《易》的缘由，特别是领会了孔子关于天道性命的思想时，不禁感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谓孔子平时所讲的文献方面的知识，在别处也能听到；至于他说的性与天道方面的道理，在别处就听不到了。也就是说，子贡认为孔子关于天道性命的观点是最独特、最好的。”
子贡在本章中讨论文章、性、天道，这三个方面的思想其实是先秦儒学三种理论的趋向：“文章”即礼乐教化的外在显露，荀子的隆礼，孟子重义，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性”即道德仁义的内在呈现，《中庸》倡仁，是此派的代表。“天道”即宗教性的指向，《易传》重天，是这一派的典型。
一阴一阳之谓道，凡属人事、政治、社会、家庭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文章”，属于人生的阳面。“性”与“天道”则属阴面，为人生百行的大本源，因其晦藏难知，所以孔子避而不论。子贡说“老师讲述古代文献方面的学问，可以听闻得到。”而老师讲述“性与天道”的学问，却不容易听闻得到。从自贡的描述，可见当时人已注意到性与天道的关系，只是孔子“罕言”罢了。颜渊讲“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里的“文”与“礼”就是“文章”，颜渊“所立卓尔”，寓含“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妙义。（参观9.11章）
《史记》及两《汉书》记汉儒屡次征引本章。孔子对“性”的讨论见于《礼记》之《中庸》、《礼运》等篇，对“天道”的讨论则从其赞《易》可见。
徐复观指出：“性与天命的连结，即是在血气心知的具体性裹面，体认出它有超越血气心知的性质。这是具体生命中所开辟出的内在的人格世界的无限性地显现。要通过下学而上达，才能体认得到的；所以在下学阶段的人，‘不可得而闻’。”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78—79页。） 在古汉语中，表示可能的助动词“可”与“能”连用时，通常表示“能够”。“可得”与动词之间常有“而”字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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