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坎坷一生

本文作者：李玉霄

一、引子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作为市政协委员参加官方的活动，等等。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二、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

三、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四、右派生涯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声誉鹊起。

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齐了桌椅板凳，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皮鞋；过年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门上头一回贴上了春联。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

五、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车站、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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