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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脱北者”的悲惨逃亡路

2017-10-01 狼眼资讯


作者:王晓玲

来源:凤凰网大参考


“在越南过湄公河的时候我曾经特别恐惧,我和孩子还有一些人一起上了一条不停摇晃的船,湄公河水怎么会那么黑,那些漩涡像是要把人吸进去…”


“越境到老挝时,有一天天黑了,没有向导,同行的还有孩子,有个很小的孩子一直在哭闹,我背着那孩子爬过了一座山,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天啊……”


这是韩国学者金圣京通过访谈了解到的“脱北者”取道东南亚赴韩之路,叙述中透露出受访者极度恐惧的情绪。


“脱北者”是韩国对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到其他国家的朝鲜公民的称呼,全称是“北韩离脱住民”。


中国将其称为“朝鲜非法入境者”。受到韩国媒体的影响,“脱北者”一词被人熟知。


今天的朝鲜远离世人视线,“韩流”席卷中国,在一派歌舞升平里,人们经常会忘记朝鲜半岛还定格在冷战秩序下。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上,意识形态对抗、国际政治力量角逐仍然使一些人的命运充满悲剧,“脱北者”就是这样一群人。


“朴银美”们的出现满足了大众窥探欲


 从2012年起,韩国媒体开始邀请“脱北者”参与电视节目。以往根本无法在公共平台露面的“脱北者”开始出现在大众视线中,1993年出生在朝鲜的19岁少女朴银美(音)就是一个例子。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2007年,朴银美的妹妹偷偷离开朝鲜,家人无奈之下一路追寻。朴银美称,她和父母一起翻过了三座山,跨过一条河,辗转两年,于2009年到了蒙古国,之后到达韩国。朴银美由于特殊身份以及频繁在社交网络平台回忆朝鲜生活,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脱北者”在人们眼中一直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群体,“朴银美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脱北者”群体的窥探欲,而对于这一群体心生理的真实状态以及生存处境,大众知之甚少。


2007年6月16日 ,一名蒙着脸以遮掩身份的朝鲜“脱北者”在韩国政府官员的护送下,从日本到达韩国仁川机场。这位“脱北者”通过坐船漂流抵达日本。


“脱北者”大量出现是在1995年之后,“脱北”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在此之前,“脱北者”数量很少,而且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脱北”。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电力等方面长期接受苏联援助的朝鲜的工业体系受到了灾难性打击,国际贸易体系也瞬间崩溃,再加上1995-1997年连续的自然灾害,朝鲜的食品供应也开始出现严重短缺。这时候,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中国经济却发展迅速。与朝鲜隔岸而居的是中国的朝鲜族,朝鲜族移居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不但与朝鲜人有着相同的语言风俗,很多家庭还在朝鲜有亲戚;而在江水较平缓的图们江中游,中朝居民长久以来往来频繁,虽然属于两个国家,但却生活在同一个民族文化空间。在中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国朝鲜族曾经得到过江对岸朝鲜人的帮助。因此当朝鲜经济崩溃,朝鲜人也很自然地到江对岸的中国寻求帮助。


最初,朝鲜人很容易申请到“探亲许可证”,他们在中朝边境穿梭往来,得到了中国朝鲜族的经济援助,也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走私贸易,大部分人在中国居住一段时间后就会返回朝鲜。


翻阅一些访谈研究的记录,都会发现“脱北者”们经常如此描述当时中朝界河两岸的情景:“中国那边晚上霓虹闪烁,我们那边因为缺电一片漆黑……”“中国那边有喜事就会放鞭炮,我们都能看到,孩子们在河边看热闹,沿着河岸叫啊跑啊……”“我到中国的两个哥哥家去,带回来几十公斤干鱼、电视、收音机、厨房用品、衣服,村里人都来看……”。中国人富足的生活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朝鲜人跨过边境。


“脱北者”带给中国巨大外交压力


到了90年代后期,一些滞留中国的朝鲜人开始长期不归,韩国的一些非政府团体开始组织这些滞留者赴韩。朝鲜政府感受到了威胁,开始加强对“脱北者”的惩处力度,关闭了中国探亲渠道,并要求中国遣返滞留不归的朝鲜人。


根据韩国统一部估算,在中国、俄罗斯、蒙古和东南亚地区大约有30万“脱北者”。


在中国,大多数脱北者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族群体中,一些人则随着朝鲜族和韩国商人流动到了中国内地。他们大多从事低级体力劳动,例如务农、看护病人、餐厅服务员、擦皮鞋,甚至乞讨。由于身份不合法,他们的生活空间非常有限,受到不公正待遇也难以申诉。他们害怕被遣返回国,但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忧却又时刻折磨着他们。


在“脱北者”中,女性大约占70%。中韩建交之后,中国朝鲜族女性大量流入韩国务工,农村的朝鲜族男性遇到了“结婚难”的问题,而部分朝鲜女性“脱北者”就成了这些偏远农村家庭里事实上的“妻子”、“儿媳”和“妈妈”,有一些“脱北”女性被买卖,甚至沦落为卖淫女。


对于中国而言,“脱北者”的非法身份以及围绕着“脱北者”的犯罪影响着中朝边境地区,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更棘手的是,韩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组织的介入使得“脱北者”问题变成了复杂的国际问题。一些教会等非政府团体鼓动“脱北者”冲闯在华的外国使领馆等机构,称“脱北者”是政治难民,并打起“维护人权”的旗帜,要求中国将“脱北者”送到韩国,这对于极力维护朝鲜半岛安定的中国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外交压力。


二战后,美国经常以“维护人权”为由干预他国内政,推行“人权霸权主义”。“脱北者”问题成为人权问题,自然会引发朝鲜政权的紧张和反弹。当韩国媒体报道“脱北者”在中国的集体行动,就会引来朝鲜的抗议。


“朝鲜非法入境者”是因为经济原因非法入境,并不符合国际法关于“难民”的定义,因此中国主张按照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对朝鲜政府的遣返要求予以配合。


中国反对将“脱北者”难民化、意识形态化,很多韩国精英也理解中朝关系对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性,担心“脱北者”问题引发朝中和朝韩关系进一步恶化。近年来,冲闯驻华外国机构的事件少了,但每当中韩关系出现问题,韩国社会里的人权组织指责中国遣返“脱北者”的声音都会被放大,“脱北者”已经成为妨碍中韩关系的一个难题。


“脱北者”赴韩之路曲折艰辛

复杂的东北亚国际局势使“脱北者”难以找到容身之地。滞留在中国的“脱北者”希望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同时也被“韩流”所展示的韩国镜像所吸引,其中一部分人跨上了艰难曲折的“赴韩路”。


他们最初从中国越境进入蒙古,再通过驻蒙古的韩国使馆进入韩国。后来中蒙强化了对边境的管制,驻蒙韩国使馆有时候也拒绝接受这些“脱北者”,他们又开始取道东南亚。“脱北者”在韩国“中介”的带领下离开相对熟悉的中国东北地区,怀着极度不安踏上遥远的东南亚赴韩之旅,一路上完全陌生的环境、语言以及不断变化的赴韩路径往往让脱北者感到极度焦虑。


2013年5月,九位朝鲜“脱北者”在老挝被捕后被强制遣返回国,图为事发一个月后,韩国人权活动家在韩国外交部门外聚集,呼吁韩国政府拯救“脱北者”。


韩国“统一部”统计显示,截至 2014年10月,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为27255人。这些人抛弃自己原有的“政治共同体”,抛弃亲属,冒着极大的风险到达韩国,希望能够在韩国得到认同和心灵慰藉。


韩国在1997年制定《朝鲜脱北居民保护及定居援助法》,设立支援“脱北者”的财团,建立“适应中心”帮助“脱北者”适应韩国社会。


在“脱北者”离开“适应中心”后,政府还向其提供租房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但事实是,大部分“脱北者”没能成功融入韩国社会,成了韩国社会里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


“脱北者”被韩国社会区隔的异乡人


“脱北者”虽然与其他韩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且得到了韩国人的普遍同情,却难以摆脱来自意识形态的标签。数十年的“反共教育”使韩国人非常惧怕和排斥朝鲜,在生活中总会与“脱北者”保持一定距离,难以完全接纳他们。


近年来,韩国媒体经常邀请“脱北者”参与电视节目。“脱北者”在电视节目中批判和调侃朝鲜以取悦观众,加深了韩国人对朝鲜的反感。韩国政府经常让“脱北者”讲述自己在朝鲜的悲惨遭遇,把他们作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各种力量出于或商业或政治的目的利用“脱北者”,使得“脱北者”更加难以摆脱“另类”的标签。他们虽然逃到了韩国,但难逃东北亚政治漩涡。


在朝鲜,个人生活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安排,工作节奏也较为缓慢。但在韩国,“脱北者”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取社会资源,之前在朝鲜学到的生活技能在韩国大打折扣,导致他们成为韩国社会里缺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群人,大部分只能在3D行业工作,而且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适应韩国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其中大多数人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收入较低,成为接受纳税人援助的弱势群体。


“脱北者”虽然回到了自己的民族共同体,但依然是“异乡人”。


朝韩社会的长期割裂使“脱北者”经常听不懂韩国人的语言,他们自己也因为自卑而害怕在交谈中露出朝鲜口音。


韩国都市与朝鲜完全不同的物理空间给“脱北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很多朝鲜人称不适应繁华、喧闹、拥挤的都市环境,在公共空间里经常感到举足无措,并因此产生了心理上的萎缩,也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病痛和眩晕症。


很多朝鲜人为了孩子而“脱北”,但来到韩国后,发现韩国的升学竞争异常激烈,他们难以负担昂贵的课外补习费,孩子也很难适应正常的学校生活,最终还是回到专门为“脱北者”开办的学校。因此,在韩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脱北者”仍然是被区隔的“异乡人”。


“脱北者”离开朝鲜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幸福生活,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蒙古、俄罗斯、东南亚,还是在韩国,第一代“脱北者”始终没能得到安定的生活,难以逃脱恐惧、焦虑和歧视,难以割舍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在冷战以及东北亚国际政治角逐的漩涡中,脱北者的个人命运注定是悲剧。他们逃离了朝鲜,但哪里才是他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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