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日程

在美国即将将目光转向内部之际，中国的经济表现对全球变得至关重要。未来几年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将取决于诸多重要因素。

影响中国前景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是其与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的关系。理想的情况是中美两国政府合作协商双赢贸易和投资协定，对双方面临的挑战保持敏感性。但出现相反结果——双输贸易和投资纠纷升级——的可能性同样不小。

欧洲政治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其对中国的影响不如特朗普的行动直接，但对整个全球经济而言，也是重要中期风险的一个来源。

在亚洲内部，影响中国经济前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领导的地区贸易和投资协定的进展情况。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的地区发展投资，可以为亚洲（及其他地区）带来更多贸易和增长，尽管其影响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现。

第四个重要外部因素是汇率。目前，人民币面临着巨大贬值压力，主要原因是资本外流。与此同时，在特朗普采取财政扩张的预期下，美元正在升值。中国的表现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动态如何发展。

但是，除了外部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中国还面临一系列内部挑战，它们也许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更大风险。这些挑战——包括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疲软、产能过剩、杠杆过高、房价高企等——主要原因在于金融部门问题的积累，以及中国领导人没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以促进实体部门投资的措施为例。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希望缓解生产性民营企业和行业的财务负担。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流动性没有流向实体经济。相反，中国的银行仍然主要将信用配置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流向国有部门的信用最终没有用于提振生产率的投资，而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这推高了房价泡沫）和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也令许多公司得以逃避急需的重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低成本贷款建设基础设施，但此类投资的社会回报通常很低；而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发展数十年之后，边际回报也在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负债节节攀升。

国有企业也可能利用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将它们获得的廉价资金以更高的利率转贷给民营企业，后者无法从正式银行系统中确实借到钱。正式银行系统一年期贷款利率为5%左右，但以温州影子银行市场为例，2016年11月时，一年期利率平均高达16%左右。

这一形势正在伤害整个经济。银行在救助破产的公司，而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然饱受挤压。考虑到民营部门生产率一般远高于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且创造远远更高的投资回报，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缺乏预算硬约束的问题显然必须得到解决。

当然，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白这一点，也制定了旨在改革国有企业、释放民营部门潜力的改革日程。但这项工作进展缓慢。说服银行贷款给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需要中国经济做出重大结构性调整。

对金融机构来说，不管负债多重、竞争力多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远低于民营企业。毕竟，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违约的可能性很低。

银行知道（或认为），如果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破产，政府会介入，提供有利政策并给予补贴、减税和提供低成本融资工具。在某些情况下，银行别无选择，只能贷款给倒闭国企；地方政府可能要求它们提供大量低息贷款给奄奄一息、生产率低下的企业，特别是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影响巨大的企业。

由于民营企业无法享受到这样的官方保护，只能在相当不公平的条件下竞争，因此其生产率和竞争力必须远超国有企业。即便如此，如果与它们竞争的国企日子太难过，民营企业可能面临更加恶劣的政策环境变化。

简言之，中国金融部门偏袒国有企业正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来源之一。投资者对这一风险的认识或是资本外流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金融系统激励扭曲同时也在对人民币汇率形成贬值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在实施提振国内私人消费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而且，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中国的民营部门仍然充满活力和创新力。早先的改革现在正在结果，这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长。

但实现更快、更富有弹性的增长需要中国取消使国有企业在市场和金融体系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偏袒、保护和隐性担保。惟其如此，货币政策才能实现目标：支撑生产性投资、创新、民营企业壮大和实体经济增长。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2017年1月9日，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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