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已经成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多国协议的交易方式与其列位前任极为不同。以前的总统都会在更广泛的美国贸易和安全战略的背景下看待国际协议，而特朗普则持有一种孤立的角度。在他看来，美国签署的许多协议都没有争取到谈判有利地位，过多繁文缛节或过时，也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安全状况。

特朗普上任后，将美国撤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原计划由12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签署，本将创设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但他说，他将与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谈一个更好的双边条约。而在听取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的意见后，他选择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而不是完全按照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那样完全推翻。

最近，在他第一次出国访问期间，特朗普在中东取得了一些良好的开端。但在一次面向北约领导人的演讲中，他删除了一条明确重申美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所作出的集体防御承诺，令诸多盟友乃至他的部分高级幕僚都大惊失色（最近他终于声言支持这一条款）。

要了解总统的做法，就要超越围绕在他每一条推特的肤浅，在某种程度上自说自话的媒体马戏。相反，我们应该以特朗普对国家安全和工薪阶层就业/收入等问题的看法为背景，来观察他自身对现有协议的分析。

以特朗普最近将美国撤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决定为例，该决定受到了外国领导人，环保人士和许多企业家的广泛谴责，都痛斥美国退出全球领导地位的举动。

我对这个问题正反两方中的极端分子——那些认为全球变暖就是一场骗局的人，以及那些利用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恐惧来推动政府强力插手经济的人——都不甚同情。我们大多数人会同意应该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政策以逐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在严重风险，而且付出的成本也得合理。

即便每个国家实际上都遵守了自身设定的无约束力减排目标，巴黎气候协议也只会对气候产生极为微小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等大型燃煤国家直到2030年才会停止排放温室气体，抵消掉全球排放量的全部净减少量。更糟糕的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这一转型的成本将落在发达经济体的煤电国家和能源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身上，而且仅有部分能被大量补贴的可再生能源所抵消。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减排放量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因为压裂式开采法技术革命使得廉价天然气能够替代煤炭来发电，同时防止针对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反弹。这个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持续下去。随着其他国家生产或进口廉价清洁的天然气并逐步淘汰煤炭，它们的排放也将减少。

从长远来看，遏制严重气候相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定更好的适应性战略，碳捕获和封存技术，以及无政府补贴即可规模生产的可再生能源。虽然风能和太阳能的商业成本正在下降，但这些技术仍然需要大量补贴，产量也只占全球能源总产量的不到3％。

根据巴黎协议，美国和其他富国应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许多我们不再认为是穷国的国家——的清洁能源体系。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捐款中的相当大部分都会被挪作他用，或者落到贪官的口袋里。此外无论特朗普如何决定，美国国会都不可能首先批准这笔拨款。

前总统奥巴马援引总统的独立执行权去签署巴黎协议（与伊朗核协议一样）。而即便过去的总统指令是可以立即或在很短的时间框架内推翻的，奥巴马在巴黎协议下所作的承诺依然需要经过长达四年的撤出程序，而且对其继任者具有约束力。行政权力的这种激进扩张很可能是在法律挑战面前站不住脚的。

更重要的是，巴黎协议是一项条约，因此应该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这将需要2/3的绝对多数。事实上，加入协议的其他国家政府都已经将其提交给本国立法机构作为条约审批。

相比之下，要记住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从未向参议院提交过《京都议定书》，尤其在95名参议员已经签署了反对此议定书的“参议院意见”决议之后。所以当小布什总统让美国退出协议的时候，他依靠的也是特朗普目前用来将美国撤出巴黎协议的理由。

不过如果美国留在巴黎协议还是有好处的。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将使美国能对未来的承诺和协议，包括其他问题拥有更多的操作空间。特朗普可以调整美国“国家决定”的排放目标和财务承诺，甚至可能增加巴黎交易获得参议院批准的机会。

特朗普自认是一个伟大的交易者。但是他重新谈判或退出单一协议的战略是否有效，究竟会促进还是损害地缘政治的稳定，都还有待观察。如果他正在玩的这场每次一项协议的赌博不出差错，就将为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义一个新的主义——至少对那些满腹怨气的特朗普工人阶级选民来说。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9-1993年任老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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