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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宋文化略说

2017-03-01 无同轩 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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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宋乃是巍巍高峰。宋史专家邓广铭也这样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宋《瑞鹤图》



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政治清明与科技进步有力地推进文化的发展。在长久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文学、绘画、音乐、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印刷新技术的推广大大降低书籍的成本,同时也大大刺激时代的写作热情,形形色色的书籍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越过去任何一个年代。


我们若说宋开启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并不为过。那么,与之前的历朝历代相比,宋朝文化有什么殊胜之处呢?笔者不才,试列于下:


政治文明化


倘若有人问我,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我会回答说:在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首先体现在政治领域,也就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宋代政治清明,以此为标志。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代,而紧接其后的宋朝却能开拓出三百年的人道主义政治,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奠基者便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


大宋开国后第三年,即公元962年,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秘密立一块石碑,称为“誓碑”,其中有三条誓文:其一是对后周柴氏家族不得加刑;其二是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三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太祖皇帝立下规矩,以后皇帝即位时,必须到太庙恭读誓词,这份誓词的重要性,远在其他法律之上。


立于太庙寝殿的“誓碑”


政治文明的另一个体现是科举制度。虽然科举制度是产生于隋唐,却在宋代达到顶峰。这项古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绝对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文明,其意义在于打破等级,以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吏,使下层的寒门庶族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与之前几个朝代注重门第不同,宋朝官场是注重“出身”。这里“出身”不是出身于某某富贵人家,而是指科举登科。你是考科举上来的,这就是有出身,你是其他途径当官的,统统都属于没出身。大宋三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宰相、执政都是有出身的,也就是科举出来的。在选拔的官员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来自平民阶层。美国史学家墨菲评论道:“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升迁比例,对于任何前近代甚至近代社会来讲,都是惊人的。”


当我们讲到宋代文化之灿烂时,势必要先赞美其相对人道与公平的政治文明,没有这一前提,很难想象宋代文化会臻于鼎盛。 


儒学的革命


儒学的兴起


说到宋代的文化复兴,首先便是儒学的复兴。


自汉代后,儒学虽有兴衰,但是作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这一点基本没有多大改变。宋代的儒学并非对孔孟之道的简单继承,而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新的儒学,就是理学,理学新在哪里呢?


首先,为传统儒学构建起庞大的哲学系统。


相较于佛、道两家,哲学研究一直是儒学的短板,这种情况在宋代出现了转折,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努力下,援道、释入儒,结合《易》之思想,重构儒学本体论基础,由此开创中国哲学的新纪元。

 

其次,推动儒学的宗教化。


儒学本是修身之道与政治学说,重在伦常,没有什么神秘色彩。宋代理学的“理”字就是天理,程颢曾颇为自得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概念的引入,便成为类似宗教中“神”或“上帝”这类的最高信仰,“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法放在宗教语境下考量,非但理学如此主张,多数宗教也是持这种观念的。

 

其三,赋予儒学新时代的特色。


宋代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但也存在国势衰微、贵族奢靡成风、下层百姓生活艰辛之现象。理学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周敦颐之《爱莲说》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清操,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吞吐天地之胸襟,有壁立千仞之气节。无论是二程的“去人欲”或是朱熹的“灭人欲”,亦可视为是对物欲横流、奢华淫侈的反动与纠偏。


 思想的自由化


陈寅恪先生认为六朝与宋之“思想最为自由”,宋代由于政治清明,没有明清时大规模的“文字狱”与禁钳思想的严刑峻法,故而充满勃勃生机。


宋代的文化多元且兼容并蓄,从大的领域来看,儒、释、道三足而立,其中儒学是主流,释、道两家为辅翼,尤为可贵的是,三家并行不悖,而且都积极吸收他家之所长以补自己之所短。儒家融合佛道,完善自身的本体论及认识论系统,同样,佛教融合儒道、道家融合儒佛,思想的相互渗透愈发明显。


自由的思想也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比如宋代绘画中成就最高的山水画,画的是山光水色,体现的却是艺术家的幽情美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自由恬静而悠然自得的心境。文学形式也更多自由多样,诗歌形式转向更灵活的词,骈体文被自由文体取代,白话文学兴起等等。


米芾的山水画

  

璀璨的诗词


宋代文化成就,除了理学之外,最重要便是文学了。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词的普及,与宋代社会生活相对休闲有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宋词原本就是流行歌曲,以前叫“曲子词”,是配乐演唱的,故而很快就风靡一时。两宋杰出的词人非常多,作品也非常好,许多词作流传千古,经久不衰,举其重要者,有张先、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陈亮等等,可谓是群星闪耀。


苏轼画像

 

走出贵族化的文艺


在宋代之前,中国文化艺术的贵族化色彩浓厚。比如在绘画领域,宋之前的名画作,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阎立本的《步辇图》、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张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多是贵族式的绘画,而宋代在绘画领域上则大大突破,内容倾向于山水、花鸟,更为平易近人,而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更是一幅世俗生活的写真。艺术更贴近于生活,视野更加平民化,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李嵩的《货郎图》、朱锐的《盘车图》等等,都取材于民间市井生活。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文学同样如此。除了诗词之外,宋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散文。自唐代韩愈柳宗元文起八代之衰后,宋代散文取得惊人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大家出自宋代,其中苏氏一家独占三席,分别是苏洵、苏轼与苏辙,再加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一扫前朝华而不实的文风,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我们必须说,卖弄文字的骈体文自然有其审美的价值,作为艺术看待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倘若成为一种风尚甚至行文的标准,不免沦为空洞的语藻堆砌。回归先秦散文之路,非但是形式上的复古,更重要的是回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光芒,而不是文字本身。


宋代的文学革命,是从“高大上”走向平民化、通俗化。宋词较唐诗,形式更为灵活自由,约束更少,特别在大师辛弃疾手中,一物一景,可信手拈来入诗,读来平易近人。散文的革命,也是如此,我们读先秦诸子散文,虽然不一定能全看懂,但大致内容是看得明白的,反观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时文(骈文),读之如坠云雾之中,不知所云。文学通俗化的革命,产生了新的、更通俗化的体裁,话本小说出现了,为文学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同时戏曲文学也在民间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元曲、明清小说的兴盛开了先河。


 文化的创新


前面说到的政治的文明化、儒学的革命、文学的革命、绘画的平民化倾向,都充满创新的精神。不止于此,宋代在史学、音乐、金石、考古等文化领域,同样实现许多历史性的突破。


以史学为例,《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全书总计294卷,以编年史体例写成的跨度达1300年之长的中国通史。直到今天来看,它仍然是古代最好的一部史书。 


宋代还出现大量宋人写宋史的著作,重要的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等,保留了大量的宋朝史料,也彰显宋代著书事业的繁荣发达。毫不夸张地说,宋代的史学著作,比以往各朝各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宋代学术还有一大成就便是金石学,也就是研究古代器物,并由此发展出考古学。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就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金石学的研究,对后世考据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正是文化中创新精神的存在,刺激着宋代在科技、经济、军事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与发展,开创出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繁荣时代。

 

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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