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关于房产税一文的说明
事情的起因：大概是2017年年初，中国社科院杨志勇教授办了一个智库的期刊《财经智库》，这个期刊主要是面向政策界，杨老师约我为期刊写一个科普性的方法介绍短文，我当时答应了，后来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其中涉及到一个关于案例研究的方法，合成控制法，为了使得介绍生动形象，我在短文中引用了刘甲炎和我2013年发表在《世界经济》11期的论文。这不是一篇学术论文，只是基于我个人过去做过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写的一个普及性的文章，却引起了学界很多同仁的兴趣，很多学界的师友和同学们也都在转发，这让我很意外，也感觉很惭愧。
让我没想到的是，清华大学的欧阳敏老师在多个微信群里说此文摘抄了她和李奇在JOE的内容，后来我解释了一下，说内容是来自我们《世界经济》。随后欧阳老师就开始了大篇幅的攻击和诬陷，说我们是抄袭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欧阳老师在微信等平台，持续多次攻击我，我想把事情澄清一下，希望能够消除欧阳老师的误解。
一、两篇论文正式发表时间对比
1.我们论文发表时间（2013年11月）
2.欧阳老师论文发表时间（2014年5月）
二、工作论文时间对比
欧阳老师在多个渠道说，她们正式版本出的慢，网上早就流传了工作论文。于是我第一次到Google Scholar去找她们的工作论文，找到的最早版本如下，时间显示是2012年9月。
于是，我找了一下刘甲炎当时与我的邮件记录，显示他是在2012年7月份将成稿发给我的，刘甲炎自己电脑的记录时间显示更早一些。如果欧阳老师需要，我们随后可以发给她。
三、最早的会议报告时间对比
欧阳老师也提到之前在一些会议上报告过，于是我委托海外友人帮忙查询一下会议信息，找到的最早信息是2012年6月份的NBER-CCER，当时欧阳老师报告了一个类似的题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没有听过任何参会老师跟我提过类似的研究。
于是我找了一下我和刘甲炎关于这个研究的聊天记录，见下图，我们在2012年4月份已经把数据收集完整。实际上我们是在2012年年初就开始了这个研究。
以上这些证据是想说明，我们做研究的过程中没有参考欧阳老师的论文。实际上，我在2014年首次看到JOE论文时还是比较意外的，还跟几个朋友聊到两个论文的差异。当然，如果我们写作过程中看到了这篇论文，我们一定会在论文中引用的。
四、说一下我们当初这篇房产税论文的产生过程
这篇论文的产生是个巧合，我在2011年下半年给华科经济学院的博士生开了一门方法论的课程，在其中我加入了合成控制法的介绍，我之所以介绍这个方法，是因为看到陆铭老师workshop的论文中有Abadie（2003）的那篇论文。我在课上讲到这个方法时，顺便就提了一句，这个方法可以在中国有很多应用，比如在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的估计。刘甲炎本不是我带的博士生，他课后主动来找我，说想用这个方法来研究房产税。于是我们去找数据和程序，在评估房产税的时候，是需要用到城市的月度房价数据，这个当时在公开渠道都没有，我让他找了中国指数研究院（搜房网）联系购买数据，对方听说他是学生，还在价格上打了一些折扣。这个论文我写出来之后，又反反复复改了很多稿。初稿中我是第一作者，但考虑到我不是他的博士导师，为了达到他的毕业要求，我主动做第二作者。
这个论文写出来之后，我在国内几个会议上讲过几次，后来投稿出去，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年多，到2013年11月才正式发表。
五、说一下两篇论文的异同
相同点：非常直接，就是都讨论了房产税政策的效应。
不同点：1，数据上，我们使用的是城市月度数据，欧阳老师使用的是省级数据；具体的，我们用了全国40个大中城市（包括31个省会）2010年6月至2012年2月的月度房价和土地出让数据，由于房产税试点是2011年2月，因此刚好覆盖了政策之后1年；欧阳老师使用的是31个省级数据，时间跨度是1998年3月至2012年3月。2，方法上，我们使用的是合成控制法，欧阳老师使用的是Hsiao的方法，这两个方法的差异很大，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前者在拟合的时候，对照组的权重是0和1之间，因此这个方法不能用来评估极端城市的政策效应（例如上海）；由于方法的差异，我们的论文仅研究了重庆，欧阳老师的论文则同时研究了上海和重庆。
总结一下：首先，我们的论文版本在时间上没有更晚，同时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没有看过欧阳老师的论文，也没有听过她在其他场合的报告，我们是各自独立展开的研究。其次，这两篇论文差异很大，没有相互借鉴的地方。
六、说一下我这次的感受
我自己从事研究工作12年来，一直对学生和自己有基本的原则要求。欧阳老师指出的问题，我是不可能让学生，更不可能让自己去触碰的。我希望这个回应，能够消除欧阳老师的误解。如果可能的话，也希望欧阳老师能够删除她朋友圈发表的针对我的攻击言论。
附件：（这里仅放上欧阳老师和我在500人香樟微信群的对话，为避免影响其他无关人群，我这里没有将他们的对话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