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199】动态的投入决策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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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Asker J, Collard-Wexler A, De Loecker J. Dynamic inputs and resource (mis) alloc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4, 122(5): 1013-1063.
按:徐云超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优秀研究生,我们一起听了谭用老师的结构估计短期课程,之后他写了这篇读书笔记。他的邮箱是 xuyunchao1997@163.com,欢迎大家就结构估计等问题和他联系。————曹喵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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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处于同一细分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在国家之间,尤其对于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同时,类似的差异也能在投入要素(特别是资本)的边际产出上观察到。根据标准的静态模型,这种企业间的差异意味着在行业或经济体内存在一些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摩擦,而将资源再分配至高生产率的用途又对总体生产率和福利的改善有重要的作用。于是,最近的一些文献试图找出具体的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市场化的资源再分配过程未能消除这种生产率上的差异。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认为在静态视角下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可能是动态下的最优决策,进而探究动态的投入决策对形成这种要素边际产出的发散现象起到的作用。为此作者考虑了一种标准动态投资模型的变体,在这一模型中企业面临资本的调整成本并会受到一个生产率冲击,前一期决定的资本存量在生产率冲击发生后可能就不再是最优的,资本边际产出的发散就自然产生了。该模型显示,在动态的投资决策下,基于收入的全要素生产率(TFPR)的波动性与资本边际产出(MRPK)的离散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简约式估计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地,作者使用结构式估计的方法来评估该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世界中的情况。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动态投入模型在数量上很好地再现了数据中资本边际产出的发散情况,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基准;第二,本文发现国家内部各行业以及国家间TFPR冲击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并且TFPR波动越大的行业或国家MRPK的发散程度也越高;第三,使用该模型进行结构估计的结果很好地反映了MRPK的离散程度在行业与国家间的差异。同时,作者发现虽然调整成本的规模大小并不会很大程度上改变预测的表现,但如果不考虑调整成本,模型的解释力度就大大下降了。综上,调整成本的存在和生产率波动的不同对MRPK发散程度差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从而对理解国家间收入差异至关重要。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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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部分中,作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考虑TFPR的时序变化如何影响资本边际产出和其他变量的截面发散程度。这一模型的核心是在进行最优的投资决策时需要考虑资本的调整成本和更新时间(设定为一期),这两种摩擦将TFPR的波动与资本存量调整在企业层面的异质性联系起来。
A.建模准备
首先,作者通过一个直接的模型构建了企业层面的TFPR,在t期,企业i使用(行业特定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产出
其中
将(1)式与(2)式结合,可以得到实际收益的生产函数表达式:
其中,
作者以其对数形式衡量MRPK:
劳动和原材料的边际产出也可以用类似的表达式衡量。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对生产率的衡量是基于收入的,即TFPR。由于在生产者层面上很难分别观测到价格和产量,因此只能基于收入给出生产率的度量,这就意味着企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可以反映出很多类型的扭曲,例如调整成本、价格加成以及政策扭曲等。
B.动态投资模型
作者在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标准投资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动态投资模型,假设企业在每期以
其中
资本的折旧率为
而生产率
其中
综上,企业最大化其利润的值函数V可以由这样一个贝尔曼方程表示:
这一模型不考虑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因此TFPR的分布也不存在截断,其截面分布的标准差可以由AR(1)过程推出:
C.一些矩的定义
作者为三个下文提及的矩提供了明确定义:
第一,资本边际产出的离散程度,作者以MRPK的标准差
第二,资本边际产出随时间的波动情况,定义为:
第三,企业资本存量的波动情况,定义为:
D.比较静态分析
利用这一模型,作者选取不同的自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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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指标构建
A.数据
本文主要使用了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是美国、智利、法国、印度、墨西哥、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西班牙等8个国家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表1汇报了这组数据的基本情况,包括来源、企业规模的范围、时间窗口以及观测值等。第二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WBES),这一数据库包括41个发展中国家2002-2006年间的企业层面数据,构建TFPR的变化需要同一企业至少两年的生产数据,在经过筛选后,来自33个国家的5558家企业满足这一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几乎可以确定不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样本更偏向于大企业。两组数据有不同的优点,第一组数据有更多的观测值和更严格的采集协议,而第二组则包括更多的国家,作者主要使用第一组数据,并用第二组数据补充对国家之间差异的分析。
B.指标构建
为了从数据中得到对TFPR的衡量,需要计算每个行业-国家的系数
作者选取同一行业-国家中企业系数
利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可以根据
作者根据Bloom(2009),设定需求弹性
对于一些
表2汇报了基于第一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面板A包括各国工人数量、销售额以及TFPR增长率的中位数,面板B则包括MRPK、资本存量和TFPR的标准差,以及对生产率波动性的度量
简约式估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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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体结论
首先,基于美国企业普查数据,作者绘制了各行业MRPK的离散程度与TFPR的波动性的关系,见图2,能够发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作者进一步利用第一组数据,在控制行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将MRPK的离散程度对TFPR的波动性做回归,结果汇报于表3,发现对于每个国家,回归系数都是正且显著的。将所有国家的样本混合,仍然能得到显著的结果(无论是否以每个国家的行业-年份观测值为权重加权)。
图4A绘制了这些国家MRPK的离散程度与TFPR的波动性的关系,仍然能够发现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都支持了模型中的预测。
以上的分析中,对TFPR的波动性的度量都是
B.其他结论
(1)企业层面
模型的一个重要预测是资本调整成本和TFPR冲击共同导致了企业间MRPK的差异。如果更新资本不需要调整成本和时间,那么生产者只需要根据实际的TFPR进行投资决策,同行业企业之间的MRPK应该均等化。为了检验这一机制,作者进行了如下回归:
其中
模型的另一个预测是单个企业的MRPK在长期应该会恢复至均值水平,为了检验这一预测,作者将MRPK进行一阶自回归。结果显示,根据国家的不同,自相关系数从0.73至0.90不等,并且都是显著的,从而预测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长期来看,资本调整成本的制约将消失,企业的资本存量趋向一个不随时间改变的均值水平。
(2)行业-年份层面
除了主体结论之外,在行业-年份层面,模型还预测MRPK和资本存量的波动情况也与TFPR的波动存在正相关关系。作者将第一组数据混合,以
对于
C.其他投入的调整成本
模型的其中一个假定是只有资本存在调整成本,而劳动与原材料则不存在。这一假定固然是为了简化数据生成的过程,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上:资本的调整成本相较于其他要素投入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一观点可以由一种简单的方法检验,计算不同要素边际产出的离散程度并进行比较,作者计算了每个国家的这些指标,并汇报于表7。不难发现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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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估计分析
作者进一步使用结构式估计来评估模型在数量上解释第一组数据中行业层面MRPK离散程度的能力。首先,作者假定所有行业-国家的生产技术和调整成本都相同(同样使用美国企业普查数据的估计结果),从而行业间的差异就只有产生生产率冲击的AR(1)过程。在这一假定下生成了基准的预测结果,旨在强调生产率冲击本身解释MPRK离散程度的能力。接着,作者允许存在行业特定的生产函数和调整成本,并评价这一做法多大程度上提高了解释力度。
A.估计过程
首先作者估计了结构模型中需要的各项参数,包括AR(1)过程中的系数和调整成本的相关参数。对于AR(1)过程,其系数是行业-国家特定的,作者直接使用方程
对于每一组
其中权重表示国行业中生产者的数量。将根据数据计算出的矩表示为,两者之间距离的表达式为:
由于本文选取的矩在尺度上接近
为了评价这一模型,作者计算了残差平方和与“被解释”变量平方和之比,将
作为评价模型解释力度的指标。
B.结果
表9汇报了在不同的规范下估计MRPK离散程度得到的
跨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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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所以在这部分中,作者使用了涵盖更多国家的第二组数据进行简约式和结构式估计,以补充对国家间差异的比较。
A.简约式分析
图4B绘制了33个国家TFPR波动与MRPK发散程度之间的关系(基于以各国观测值为权重的回归),与之前的结论类似,仍然能观察到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替换了回归的权重、加入行业固定效应以及控制企业规模(后两者使用了企业层面的回归)之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这种关系在行业-国家层面也依旧存在。
B.结构式分析
作者接着使用第二组数据进行结构式估计。与前文不同的是,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在国家层面对AR(1)过程进行估计。鉴于调整成本的实际大小对模型的表现影响不大,所以此处仍然使用基于美国企业普查数据的调整成本。为了得到国家层面的预测值,作者以行业中的生产者数量为权重将行业层面的预测值加总,并同时考虑了MRPK在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差异。结果汇报于图5,第一组数据中的8个国家以实心圆表示,第二组数据中的国家以空心圆表示,横轴为模型的预测值,纵轴为实际值。模型的表现依旧良好,
C.生产率波动与其他指标
那么国家间生产率波动的差异来源于何处?一个自然的想法是这种差异是否会和经济体的特征有关。为此作者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数据库(WBDB)与WBES数据进行匹配,以探究合同执行状况(以执行成本和周期衡量)、单位面积自然灾害和政治稳定性是否会影响生产率波动。分别将生产率波动对这些指标进行回归,发现合同执行的成本和自然灾害与波动之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合同执行周期和政治稳定性的影响则不显著。将这些指标同时加入方程,其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联合显著,说明这些指标能够解释一部分生产率波动的跨国差异,其具体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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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揭示了生产率的动态波动过程与资本边际产出的离散现象之间的关联,并通过一个简约的模型描述了生产率冲击和资本的调整成本是如何共同导致(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之间或国家之间)资本边际产出的差异化分布的,无论是简约式估计还是结构式估计的结果都支持了这一模型预测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在不同生产率“不确定性”下的企业投资决策也会有所不同,进而导致产出的不同。同时,促进生产要素再分配的政策很可能并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增加福利,事实上如果将对生产率的冲击视为外生的,那么本文研究的那些企业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进行最优决策。另一方面,如果一些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波动,那么这类政策可能会比单纯促进再分配的政策带来更显著的福利。此外,调整成本和生产率波动的具体来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尤其对于后者,由于使用基于收入的指标衡量生产率,影响其波动的因素不仅是技术,可能还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比如法治环境、自然环境、产品市场的竞争等。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dynamic production inputs and their associated adjustment costs in shaping the dispersion of static measures of capital misallocation within industries (and countries). Across nine data sets spanning 40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ndustries exhibiting greater time-series volatility of productivity have greater cross-sectional dispersion of the 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capital. We use a standard investment model with adjustment costs to show that variation in the volatility of productivity across these industries and economies can explain a large share (80–90 percent) of the cross-industry (and cross-country) variation in the dispersion of the 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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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缪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