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从大缓和到大滞胀，哪些因素在扰动？
1970-1980年代初，以高通胀和严重衰退为特征的滞胀期结束后，世界经济迎来了大缓和时期，Roubini认为该时期主要有以下特点：发达经济体的低通胀；伴随短促浅度衰退的相对稳定和强劲经济增长；债券收益率随通胀的长期下降而下降，并以此产生债券正回报；美国和全球股票等风险资产价值的急剧上升。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大缓和状态开始崩解。
在供给侧，造成滞胀趋势的因素有以下八个方面。
（1）去全球化势头为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创造了机会。公众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愈加愤怒，催生了更多支持工人和“落后者”的政策，助长工资-价格通胀的螺旋上升。
（2）新型保护主义限制了贸易、资本、人员和技术的全球流动。
（3）全球经济的巴尔干化带有严重滞胀性，并与人口老龄化同时作用，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还出现在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
（4）地缘政治动荡。俄乌战争以及西方对俄制裁，扰乱了商品贸易。伊朗招致以色列甚至美国军事打击的风险上升，或将引发大规模的石油冲击。
（5）美元已经被完全武器化，其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开始下降，增加通胀压力和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
（6）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热浪、飓风等灾害愈发扰乱经济活动，威胁粮食收成，推高食品价格。去碳化要求导致对化石燃料的投资不足，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也未达到弥补缺口的程度，因此当前的能源价格飙升是不可避免的。
（7）疫情之下，各国忙于囤积食品、药品和其他必需关键供应，保护主义政策将得到进一步推动。考虑到人类对脆弱的生态系统的侵占和西伯利亚永久冻土的融化，人类可能很快就会遭遇一批沉睡了几千年的危险病毒和细菌。
（8）网络安全问题威胁着经济活动甚至公共安全。无论是接受滞胀性生产中断，还是在网络安全方面耗费巨资，都会让成本上涨。
在需求侧，宽松和非常规货币、财政和信贷政策已经成为新体制下的一个特征。现如今，私人和公共债务存量（相对GDP比重）不断飙升，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系统承担着巨大负债，私营和公共部门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央行因此陷入了“债务陷阱”中：如果要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就会导致偿债负担激增，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破产、连环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崩溃。
Roubini认为，持续和反复的负面供应冲击将与宽松的货币、财政和信贷政策相结合，催生滞胀，高债务比率为滞胀性债务危机创造了条件。█
原文要点：
On the supply side, the backlash against hyper-globalization has been gaining momentum,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populist, nativist, and protectionist politicians. Public anger over stark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ies also has been building, leading to more policies to support workers and the “left behind.”
On the demand side, loose and unconventional monetary, fiscal, and credit policies have become not a bug but rather a feature of the new regime. Between today’s surging stocks of private and public debts (as a share of GDP) and the huge unfunded liabilities of pay-as-you-go social-security and health systems, bo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face growing financial risks.
参考资料：
《From Great Moderation to Great Stagflation》；Nouriel Roubini；Project Syndicate；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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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