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学习百年简史（1919-2019）
今年初发起了开慧书院项目，并在北京西木学堂举办了六期红色经典读书会，虽然每期人数不多，但难得是建立了一些新的连接。最近群里一位大学老师邀请我去讲一堂关于马克思的课，并说“特别是原著”。虽然不是第一次跟大学生群体分享马克思主义，这还是让我特别地欣喜，感恩信任！
边学边用，教学相长，最关键的是，我真的希望能影响更多年轻人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
为了让自己讲的内容能更好的配合卢老师的课程，我便问她这门课的名字叫什么，她回答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挑战一下自己，不选常规的原著的导读，而是想借此机会作一个新的选题。那讲什么好呢？
今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总是没灵感，这下机会来了。讲新闻思想自不是我擅长，最好还是回归到吸引更多年轻人读马列原著上来。想来想去，我最终将分享的题目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百年简史（1919-2019）》，定下题目后，讲课大纲便逐步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我想通过选取我所知道的这一百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片段、代表人物的故事，来让青年们知道我们的先辈们是如何如饥似渴、孜孜不倦的学习马克思的，让他们感到马克思并不遥远，并不枯燥，并希望能达到吸引、激励他们读马克思读目的。
当然这一百年学习史的梳理，主要是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的故事。定好题目后，写下框架，然后开始搜集材料制作课件，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一口气将PPT作了出来。
我是怎样得来这个选题的灵感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几句话。他在1938年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后来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又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理论的学习那么重要？马克思自己的话讲得最精彩。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我们再从全球视野来看，为什么世界至今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百年前夕，美国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在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中曾提出：
“为什么马克思的著作，也就是孕育马克思主义的源泉，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会有如此大的魅力？或者，可以这样提出这个问题：自马克思撰写这些著作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仍要求助于马克思来洞察当今时事？”
海尔布隆纳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们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的面前，因此，他必须认同或反驳、扩展或抛弃、说明或辩解马克思已留下来的思想。”
就这样，我们一起梳理马克思主义学习史吧。如果要找一个重要的起点时间，刚好是一百年前的1919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句著名的论断很多人都会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流行正是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
十月革命以前，社会主义思潮“万马奔腾”，但当时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鱼龙混杂，除去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
瞿秋白形容，那时的中国人，就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
1919年这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中，首先要提的是李大钊。这一年的9月和11月，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这篇具有百年历史的文章，视野之开阔，学理之深厚，令后来者为之神往，更为之汗颜。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的学说的开山之作。
这篇文章的最为深刻之处是李大钊先生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曾经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而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先学者李大钊先生思想上的先觉与深刻。
李大钊的当代知音、北大韩毓海老师在《重读毛泽东》一书里创造性的评价百年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韩毓海老师在书中总结说，“李大钊论述道：马克思揭示了——真正使资本产生出利润的东西，并不是一定的货币，而是社会化的生产与交换活动，生产越发展，交换越发展，创造出的财富就越大。
但是，随着生产与交换的发展和社会化，已经没有谁可以用自己的钱来投资于如此庞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了，实际上，资本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家’，都是在利用社会募集的财富进行投资。
但是，这些利用社会财富进行投资的资本家，却把所产生的利润统统归之于自己和私人，显而易见，这样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并且严重阻碍生产与交换的发展了，于是，正是在‘资本的时代’，私有制已经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严格地说，资本，从来都具有社会性质，与‘财产’不同，‘资本’本来就是属于全社会的。
因此，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取消私人财产的制度，而是一个使社会财富投资于社会生产，并把产生的利润回归于社会的制度。共产主义也不是要消灭财产、消灭资本，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即资本为少数私人所垄断的制度形式。”
可见，我们要真真正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原原本本地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今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我们依然会恍然大悟一般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学习者在初始阶段就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从一开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差地别。
1919这一年还产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胡适提出：“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
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用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因此他认为，既然“社会主义”的讨论已经失之于滥，不如认认真真，埋头研究具体问题。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进行反驳。他认为，认真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是应该的，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在中国尚不具备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丝毫不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
李大钊还认为，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
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也有很多假冒牌号的人呢？读到这里，我愈发感觉到正本清源地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时代意义。
1919年，在北大学了大半年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创建《湘江评论》。从创刊宣言里即可见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对他的影响。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里写到：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还有一段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贵族资本家拼命地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马克思。
在《民众的大联合》这一篇文章中，使我最感震撼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主张，以更磅礴的气势更通俗的语言喊了出来：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这是我特别喜欢而且引用多次的段落。
1919年，有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后来被毛泽东誉为理论界的“鲁迅”，那便是李达。李达先生是我母校湖南大学的老校长，所以对他的故事相对较为熟悉。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前途迷茫，内心苦闷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达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最终放弃理科专业，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
李达在日留学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并寄回国内发表，这使他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者。
李达根据马克思论述指出，“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劳动专政的意义就是劳动阶级对于资本阶级运用的强力政治”，“劳动专政的目的在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
如果说现在读过李达的作品不多，那么知道杨匏安的就更少了。为什么要选他的故事，实在是自己被他给打动，我希望有更多人重温这些马克思主义学习者当年的思考。
1919年5月至12月，杨匏安写了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在《马克思主义（一种科学社会主义）》一文中说，“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
《马克思主义》一文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杨匏安也因此被公认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与李大钊被党史界称为“北李南杨”。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但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因为前者不禁私产，亦承认相续权，但以高度之累进率而课税之。共产主义……则主张完全没收。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共产主义务必从所谓自然法，各方面皆绝对平等，惟社会主义之于言产业上之分配酬报，不必作绝对的平等也（以各人劳动分量为衡）”，此乃“最狭义的社会主义”；从“普通广义”上讲，社会主义“主张于一般社会间，持平等主义设施敷布”（如业产上生产机关，为人群共有，分配平等）。
1931年7月25日，因叛徒告密，杨匏安等16名共产党员被捕。由于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任中央常委，影响较大，蒋介石几次派人劝降甚至亲自出面，他丝毫不为所动。杨匏安说：“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
十天后，他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35岁。就义前，他作诗一首《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1920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我觉得这一年必须要提的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为了传播真理，陈望道返回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基于坚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多种困难，夜以继日地翻译。
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一书译稿终于完成，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于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
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陈望道潜心译书，吃粽子充饥的时候，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自己非但浑然不觉，反而说“可甜了！可甜了！”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时，很深情又意味深长地讲：“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1920年，李大钊在北大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旨在发掘马克思学说“近代学术思想界的价值”。
五四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人参加了研究会。
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搜集到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英文书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的著作，围绕这些著作他们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我列出这些作品，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有学生在读这些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了，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当年不知好多少倍，可是读完这些原著的学生有多少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当下好好思考。
李大钊组织该会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为中国的革命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现在看来，他培养的学生何止“放点光彩”，简直是大放光彩。
1920年至1927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历史系、政治系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社会主义的将来》等专题课程。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则于1920年5月跑到了上海。陈独秀在上海也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核心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李达等人。研究会共有成员二三十人。他们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翻译进步书籍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有组织工会、编刊物和办学校。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研究会组织工会不大用文字宣传品，主要靠口头宣传，办了很多业余学校，把政治性的内容结合到教学中去。
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陈独秀多次会晤，商讨了“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且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后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回忆中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
读到这段话，更可知“主义”的重要性。
1920年的周恩来也开始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有一个“狱中学马克思主义”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在天津因发动反对投降卖国的大示威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恩来将难友们组织起来，读书看报、学文化，讨论革命问题，开展斗争。他继续运用文艺这一武器，编演新剧，开茶话会等，并系统地学习和讲授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周恩来到法国留学。在此期间，周恩来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对“一切主义”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他最后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1920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社成立，是为输送进步青年到苏俄留学而创办，目的在于培养后备革命干部，校址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此处同时也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学员半天上课，半天自修，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外语知识。
刘少奇曾经于1920年在这里学习，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生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从1919年到1921年，短短三年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产生了什么样的学习成果呢？开天辟地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我们先来看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在党纲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批学习和实践者的影响。
党纲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
一大讨论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包括工人组织、宣传、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六个部分。在第四部分“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中提出了其开展研究工作的四种分类，其中就包括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我们可以从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中看出党的初心，可以了解到党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学习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从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成果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可以从党早期出版刊物的宣传中看出一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人中去，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的学说，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发行了一批期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劳动周刊》、《工人周刊》、《中国工人》等通俗性刊物。
以上刊物大都以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团结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为目标。内容上，一方面主要运用工人所熟悉的语言向他们阐述马克思学说中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
另一方面就是向工人们指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趋势，以促进工人的团结，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
有文章说：“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
“你们不要以为受苦是我们的命运，单是资本家都是好命吗？要知道我们这样受苦，都是资本家陷害我们的，虐待我们的，资本家要我们做值一元的工，他只能给我们一角，其余九角，他都得了去了！”
还有文章说：“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
到了1922年，李大钊发表他的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该文主要围绕马克思经济学说两大原理，即“一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二是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而展开，并且着重指出：“在这资本家靠着资本主义的组织情形之下，劳动者仅仅得着一部分，而资本家则劫去剩余价值。”
“资本家的秘密，可以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把他揭破。”“资本家取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劳动的时间，一是减少劳动的工银。增加劳动的时间，便是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一方面资本家骗取剩余劳动，一方面却又有一种新趋势。就是资本集中。”“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劳动者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络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
“资本家自己，产生了致其死命的东西。”“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都联合起来，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
同年5月，陈独秀在马克思纪念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其中讲道：
“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刚好这两大精神都是中国人所最缺乏的。”“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马克思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现代人说马克思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便是在此。”
“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马克思所以与个别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行动，干社会的革命。”
1922年7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文章在剩余价值部分中指出：“马克思是一个大经济学者，他的学说代表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
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所反复说明的，可以说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剩余价值乃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
而且照马克思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成立的，不是在流通过程中成立的。剩余价值虽然成立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必须到了流通过程中才能实现。”
“无产佣工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的团结也就一天比一天庞大。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然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
在劳工专政部分，首先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劳动阶级革命，第一步就是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也就是民主主义底胜利。既达到第一步，劳动阶级就利用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为支配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其初少不得要用强迫手段对付私有财产和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才得达到这种目的。”
从这一年“南陈北李”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相当深刻了，他们的这个认知水平，我们当下的年轻人能达到的有多少呢？
1922年，这一年朱德也开始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据他后来回忆：1922年8月朱德赴德国留学期间，他在柏林支部以“候补党员”身份，旁听了“他们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11月，朱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积极参加了中共留德组哥廷根小组每周星期三的学习或座谈会，学习讨论《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此外，还阅读德国共产党党报《红旗》、共产国际出版的杂志《英特纳雄耐尔》《国际通讯》和由中国国内寄去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及其他介绍国内外革命情况的书刊。
在学习中，他写了许多本读书笔记，凡读过的书，大多写满了批注；在讨论中，经常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深刻体会，来帮助年轻党员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使他们更加坚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
1922年，还有一位重要的少年马克思主义学习者，那便是邓小平。这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不久，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这个刊物主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刊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译文，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邓小平不仅负责刻蜡版和油印，而且他以“希贤”和化名发表一些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
邓小平回忆说：“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加入中国少共旅欧支部后，我从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中，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澎湃也让我印象深刻。他为了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农民能听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学说，抱着“我即贫民”的姿态走近群众。
穿着粗布衣裳、戴着斗笠、光着脚板，他讲：“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起伏，起来反抗他，这就叫阶级斗争。”
“八十年前有一位老先生——马克思，他看见这种情形，知道无钱的人要得到胜利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所以叫一句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先生带着一个望远镜，看得加倍清楚，组织一个共产党，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去和有钱人斗争，没有什么国界的。唤醒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再不受有钱人欺骗。”
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广州主持举办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第七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在武昌首倡，学员们在3个月内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深入学习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还学唱《国际歌》。
1925年，最打动我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是《中国青年》杂志创始人恽代英的故事，这一年他写下《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驳斥了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的一本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革命》中的错误观点，他在文中指出：
“马克思用了这种唯物的历史研究法…遂证实了近代资本主义之存在与发展，完全以垄断生产机关（即私有财产制），行一种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即自由竞争），以掠夺他们底劳动所得（即剩余价值）为基础。依他的研究所得，则不但已往的社会历史是一卷阶级斗争的影片；就是目前的客观事实，也正在不由人类分说地从阶级斗争中展开着未来的局势。
这是他底‘发现’，并不是他底‘发明’。马克思不过从唯物史观中比一般人去早一点正式肯定这个事实而已！所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一个是被马克思应用的方法，一个是被马克思发现的事实”。
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监狱中遭杀害。牺牲前写下了“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不朽诗篇。他还有几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不能像蚯蚓那样，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我们还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要改变这个社会，还得加入这个社会…”
“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
1928年，郭大力、王亚南开始翻译《资本论》。经过在大学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郭大力深感要改变中国的面貌，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他获悉红色政权已在靠近自己家乡的井冈山建立，更感到作为热血青年要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决心把《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伟大著作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
这一年，郭大力结识了王亚南。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先从翻译古典经济学的名著着手。因为郭大力在翻译《资本论》第一卷时，看到马克思经常提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以及李嘉图，由此认识到，如果不熟悉古典经济学，就难以理解和翻译好《资本论》。
1931年4月，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合作翻译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发行了。此书在上海与读者一见面，便引起轰动，因为原作者说，该书“全英国不会有25个人能看懂”，但这样的名著竟被两位名不见经传的译者翻译成了中文。
就在一些人多方打听郭、王身世简历时，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又相继问世。后来，郭大力又独自翻译出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耶方斯的《经济学原理》，伊利的《经济学大纲》，洛贝尔图的《生产过剩与恐慌》等等。这些翻译加深了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也为日后的翻译积累了经验。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要准确的理解和译出《资本论》是多么的难，那个时候的人们要读到《资本论》是多么的难！我们现在不应该好好珍惜这阅读的机会吗？
几经周折，直到1938年秋，郭大力、王亚南终于把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推崇这个版本。
北京知青雷平生在梁家河插队时，曾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在接受《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采访组采访时，他介绍了习近平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不少故事。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了很多关于《资本论》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资本论》的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
在2017年夏天中央党校召开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一个让我印象深刻并大受鼓舞的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习近平）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18本读书笔记！”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针对部队所存在的松散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红四军此时如果不通过整训以统一思想，这个队伍就会出大问题了。
毛泽东认为，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党员的理论水平太低，连政治常识都不具备。他给中央提出的要求是：请迅速把党的机关刊物寄来，并请代买一些理论书籍，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强对于党员的教育。红军必须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读书和思考。整党整军，必须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入手。
1929年12月2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上杭古田镇的和声小学召开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选择这里开会是有深刻用意的，那就是“要把红军办成一所‘大学校’”。
根据毛泽东提议，和声小学在会后更名为“曙光小学”。正是从古田的曙光中出发，红军成为一支有文化、有思想的军队，成为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
毛泽东在会上历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的红军是一支不讲政治、没有思想的军队。这样的队伍是走不远的。他提出，战争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些问题，在红军队伍里必须经常讨论，不仅军队的高级干部要讨论，连、排、班一级也要讨论。
1933年，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在苏区成立了两个重要的学习和研究机构。一个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广泛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瑞金创办了一所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马克思主义学校。
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学校规模较大的由被誉为“三大名校”的马克思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其中，马克思主义学校规格最高，也最具影响。
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校舍就是普通的民间草房。地上铺稻草，即是床铺。一栋旧祠堂兼作教室、饭堂、俱乐部礼堂，尽管条件恶劣，但干部们都因能学到新知而斗志昂扬。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于1933年3月13日在瑞金叶坪洋溪成立，1934年10月随党中央和红军长征。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她首开中央党校办学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校校长任弼时在开学日发言时指出，党校宗旨有三：一要培养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二要学习马列主义，总结亲身革命经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三是锻炼思想意识，洗掉旧社会带来的脏东西，使大家能够适应土地革命战争需要，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反革命“围剿”做出贡献。
党校的学制是六个月，教学方针是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自修与重点讲解相结合。检验学习成果的办法，不仅要进行课堂考试，而且要深入实际进行学习。
党校有11门课程，以中共党史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为主。教员请中央首长兼任，苏维埃运动史由毛泽东讲授，任弼时和邓颖超讲中共党史，陈云讲职工运动史，朱德讲军事课，徐特立讲地理常识，董必武讲西方革命史。由苏区的领导人亲自担任教授讲师，可见苏区对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十分重视。
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提出：“党应以比以前加倍努力与广泛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劳苦群众中去，来武装他们，以争取更大的解放”，要求“党、团的同志必须用说服的方法，向大会建议应在各该组织里成立各种公开的学术组织。
4月9日，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委员张闻天，在马克思主义学校第二次学术讲座会上，倡议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的倡议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响应，当即组织理事会，选出正副学术书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正式成立。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加强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储备，打下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同时运用列宁室、俱乐部等机关，“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线”。研究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总会。总会分别成立组织部、研究部、编译部，由常委分管。
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没有一味追求高标准的学术水平，而是根据会员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多样的学习，把会员分成高、中两班，分别提供不同的研究题目和参考资料，同时又从工作的角度，分为军事、经济、中国革命和文化研究组。研究会的活动灵活多样，有自学、讨论，有专题报告，也有正常的理论培训。学员表示这样灵活生动的活动让他们获益匪浅。
此外，研究会的学术报告也组织得有声有色。据不完全统计，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了20次以上的学术演讲活动。例如，为纪念南昌起义7周年，朱德做了《南昌暴动》的讲演，他运用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通俗地讲解了南昌起义的前因后果。
为了提高会员的理论水平，分会以6个月为一周期，学完3种科目。第一周期的科目是共产国际纲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俄共党史与列宁主义。研究会的会员运用自己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各单位的列宁室、俱乐部开展理论宣传活动，如成立政治研究组、组织演讲会，设立问答簿。
1934年，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的建立者艾思奇在认真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
他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连续发表24期的“哲学讲话”，生动、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935年以《哲学讲话》为名结集出版。
1936年出第4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立即成为书摊上的抢手货。一版再版，到1948年12月，总计发行了32版之多，“十几年中一直成为支撑读书出版社的一本畅销书”。
这本书就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作为哲学通俗读物，《大众哲学》运用了大量的具体事例、比喻，把老百姓熟悉的事物、典故与哲学道理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使抽象的哲学原理变得生动而简明，从而为人们所乐于接受。
这本书的威力和作用有多大呢？甚至于还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慌。蒋介石曾无可奈何地感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国民党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
毛泽东读这本书时不仅认真阅读抄录，还将其指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1937 年10 月，艾思奇初到延安，毛泽东闻讯后，很是兴奋。他高兴地说:“噢，那个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讲完江西苏区时期的学习，我们再看红军长征胜利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启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高潮。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利用相对安宁的环境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为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清楚“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对党的影响进行了艰苦的理论耕耘。
在1936年8月至1937年7月一年间，毛泽东阅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西洛可夫、艾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毛泽东在阅读这些著作的同时，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做了大量的摘抄、批注。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拼命地猛读了这一年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兴趣和实践的需要，但更重要的可能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
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
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著作，深刻把握蕴含在经典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征程。
1936年8月开始的这一年的猛攻猛读马克思主义，使得毛泽东进入了他的高产时期。
1937年，在延安凤凰山路，毛泽东写作了传世名篇《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著作，标志着毛泽东以20世纪人类伟大思想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两篇影响了人类思想史的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吃着野菜写成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九天九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小米蔬菜粥，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都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手写热了，就握着凉石头降温。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九天九夜不休息，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第十天，当窑洞门打开的时候，毛泽东整个人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他连呼手疼，贺清华打来一盆热水，让毛泽东泡手，好久才缓过劲来。毛泽东就是在这十天十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澄清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战问题上存在的疑虑与混乱思想，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8年到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居住期间，除了《论持久战》，他还写了大量理论著作，后来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是个高产作家，是教条主义逼出来的。在《毛泽东选集》中，延安时期写的文章占一半以上。《新民主主义论》也是在杨家岭完成的。
毛泽东认为，“懂马列”不等于“会用马列”，只有“会用”，才算“真懂”。在毛泽东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延安学习运动期间，除了要谈到毛泽东的学习，还要讲几个重要机构的成立。那便是解放出版社、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克思列宁学院等。
1937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了出版机构——解放社。解放社属于中共中央发行部。后改名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当年位于延安城区清凉山南麓万佛洞的中央印刷厂除了承担党中央的机关报刊的印刷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承担马列著作的印刷。
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技术力量极为薄弱，印刷用的白报纸十分紧缺，只好用自造的马兰草加工的土纸来顶替。尽管当时物质条件非常恶劣，延安还是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著作。“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曾称赞道：“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1938年6月至1942年7月，延安解放社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等。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学员既学军事，又学政治，学习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民运工作、游击战、中国历史等。
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不光是军事教育，更多的是把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作为政治教育内容。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亲自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作报告。
毛泽东曾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宣讲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从1937年4月至8月的3个多月中，他在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达100多个小时，《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这段时间讲课用讲稿的主要部分。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三个多月，使他终于如愿以偿。
在毛泽东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担任了抗大的兼职教员，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罗荣桓、罗瑞卿等讲授政治工作课。
1937年，还有一所伟大的学校成立，那便是陕北公学。陕公在吸收培养赴延安的青年中发挥了主渠道作用。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将学制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
普通班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民众运动等，以社会科学概论和统一战线教育为主。
高级研究班区别于普通班的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问题等，后来随着学习程度的提高，又增设了世界革命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这样不仅增强了政治教育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帮助青年学子提升了理论水平。
通过讲授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等，许多原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很少甚至完全不懂的学员，逐渐成长为有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战士。亲历其事的郑校先回忆说：“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等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北公学作一次报告，讲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在烽火连天、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陕北公学先后培养出一万多名各方面的革命干部，为团结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创办了专门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进一步推动全党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比较正规的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学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来教育干部，所开设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等。
中共领导大力支持马列学院的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学院授课或做专题讲演。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为马列学院做的报告。
通过学习和研究，学员们收到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加强了党性锻炼和修养。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7月，又改组为中共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
要掀起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新高潮，但光有这些学校还不够，还产生了大量的创新活动与机制。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些，更好一点。”
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对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动员。
为了统管全党的干部教育并推动学习活动的开展，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形成了全党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风气。
1939年，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学习小组，在杨家岭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每个星期三的夜晚，毛泽东都和艾思奇、吴黎平、杨超、和培元、萧劲光等七八个人围坐在一起，学习哲学著作，探讨有关问题。
在毛泽东的带领和指导下，很多机关都成立了哲学小组，有的还成立了学习《资本论》小组。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以陈云为组长的6人学习小组，这一小组有计划地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重点学习了《唯物史观》。陈云领导的学习小组一直坚持了5年。
中央青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发起组织了一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为加强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939年春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组织学校教员学习和讨论《资本论》第1卷、第2卷。
在延安这所革命熔炉里，从领导同志到一般同志，都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种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十分感人。
1939年底，毛泽东谈道：“《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1940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2周年纪念日，中央设立了“学习节”，这是除“七一”党的生日之外党中央确定的两个党内节日之一。要求每年此日，对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检查、评比，总结推广经验，奖励先进，推动在职干部学习。遗憾的是后来并没有坚持下来。
在第一届“五五”干部“学习节”上，中央对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进行了总结评比，在延安中央机关评选出了9个模范学习小组，朱德被评为模范学生。其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组长的哲学学习小组名列甲类第一名。
此后，中央经常检查机关的学习情况，进行监督，开展评比活动。各单位及同志之间还展开了学习竞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为全党学习做出了榜样与表率。中央领导同志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情很高，有时经典著作刚翻译出译稿，还没送出版社印刷，毛泽东就把译稿要去阅读。
1941年初，中共中央召集120余位党的高级干部在延安开始集中学习，同时其他各根据地高级干部也进行集中学习。党中央不仅要求高级干部们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尤其强调要学习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研究历史经验要学习理论，而理论学习“暂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书供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
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把这些文件等精神与实质融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1942年，为了进一步强调肃清教条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意义，毛泽东决定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文化思想研究室承担了主编这本书的工作。参加该书编辑委员会工作的有吴黎平、张仲实、艾思奇、柯柏年等，最后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
据当年参加编辑会议的张仲实回忆，“大家分头找材料，由一个人整理编辑，最后送毛泽东审阅。后来毛泽东看了这份整理的初稿，认为不适用。他自己重新编辑最后成书”。这本由毛泽东亲自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出版后，作为整风的学习材料在各解放区大量翻印出版。新中国成立前夕，它又被列入中央审定的“干部必读书目”之中，在此大量印刷，广泛发行。
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1938年-1945年的延安7年学习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8年10月—1940年6月为学习运动兴起阶段，1940年6月—1941年5月为学习运动深入开展阶段，1941年5月—1945年4月为学习运动改革完善和学习与整风相结合的阶段。
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还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自任主任。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学习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总学委还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央高级干部曾划分为10个学习组，毛泽东亲自担任第一组组长。各单位和同志之间还开展了学习竞赛。延安整风运动历时三年，主要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伟大创举。
整风结束后，在1946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继续要求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
时间推进到1949年，这一年毛泽东亲自审定了包括《共产党宣言》等12种“干部必读”书目，掀起了全党干部的学习热潮。
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它们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提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全党的干部兴起了学习热潮。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300万册，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十二本“干部必读”之后，1953年，党中央成立中央编译局。不仅要求高质量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还要组织和培养一个编译和研究相结合、个人能力和集体智慧相结合、代代相传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群体。
首任局长师哲在主持工作中指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做好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要翻译与研究并重。
当时，中央编译局的青年翻译人员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过两三年，为了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中央编译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制定了统一的干部培训计划，邀请各方面专家举办讲座，帮助他们学习理论，提高翻译水平，还开办了俄语、英语、法语、拉丁语培训班。
白天，中央编译局到处书声琅琅；晚上，各个办公室灯火通明。那时的中央编译局倒像是一所学校，白天工作，晚上都是在办公室学习，大家都热情高涨地投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翻译工作之中。
这个画面让人印象深刻，这样热情高涨的学习劲头值得我们学习。
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我们继续看毛泽东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态度。1954年，毛泽东开始学英语。他不仅读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英文版也很有兴趣。据他的秘书林克回忆：从1954年秋天起，毛主席重新开始学英语。
毛主席想学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选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文字比较艰深，而且生字比较多，学起来当然有不少困难，但是他的毅力非常坚强。我发现他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都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字注得整整齐齐，很仔细，他的这种精神，很感人。对于这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直到晚年他还常常专心致志地阅读。每读一遍，就补注一次。他还风趣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清理他床头的书籍时，发现有6本《宣言》，其中两本是英文版的。
1958年，应实践需求，中宣部以人民出版社名义编辑出版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约17万字。
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主义社会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人口问题”等，每个专题下，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
这本书的编印与当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思路相吻合，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演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需要。
毛泽东很重视这本书，他指出“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31年的经验，加上苏联41年的经验，具体多了。”他希望县级以上的党委成员对这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
继1949年毛泽东亲自审定十二本“干部必读”后，1963年，他又亲自审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三十本。这“三十本书”包括马恩著作11篇，列宁著作11篇，斯大林著作5篇，普列汉诺夫著作3篇。
为便于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求将“三十本书”印1万至3万册大字本，并专门写信给中宣部领导同志，嘱咐大字本书封面不要用硬纸，篇幅大的书要分装成十册八册，中等的也要分装为几册，使每本减轻重量，方便大家尤其是老同志阅读。对出书这样的“细小”事宜，党的最高领导人关照得如此具体，足见我们党对学习马列著作的重视和认真。
“三十本书”中马克思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书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心和重视下，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推动全党深入持久地开展经典著作学习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上而下地深入到全社会之中，形成了人人学习马列著作的浓厚氛围。
在当时，学习经典著作由党组织重点推动，层层落实，各级干部积极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定期为普通党员和群众党员开展理论辅导，不断开展高带低，低赶高，比、赶、帮、互教互学运动，形成和带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不仅如此，在中央的大力倡导和各级干部的宣传带动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涌现出形式多样的学习方法。其中“反复诵读法”是当时最为广泛使用的方法。
除了个人自学，普遍运用的还有小组学习的方式。党员们依托党的各级组织，分为不同小组，采取集中阅读、共同讨论的方式互相促进，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
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解决。”
“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毛泽东特别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谈道：“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要出道理的。”所以我们“要产生自己的理论”，实践要不断实现超越，理论也要随之不断实现超越。所以他又对与会同志说：“你们应当超过我。”
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中国解读经历了一个新的历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完整的理解它的体系”，“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同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
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倍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论述得非常深刻。
他先回顾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历程，强调要坚持把党校姓党全面贯穿党校工作始终。并提到了他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专门要求写了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习近平提到“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够，离入脑入心、刻骨铭心还有不少差距。这里面有受教育方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等方面原因，也有施教方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管理水平等方面原因，还有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党性教育与社会现实的差异性、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成效考核运用难、办学体制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原因，需要综合加以解决。”
“党校要加强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开出基本书目，引导学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特别是要理解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浅尝辄止。”
他还指出“要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引导学员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
习近平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最后获得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正是在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投身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逐渐读懂马克思，逐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正是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写照。由于他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经验积累，他才有着对马克思对独特见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践行。
1997年，习近平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第1期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
2001年，习近平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校报》第9期发表了“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
2009年在中央党校讲《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他指出，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2011年在中央党校向领导干部推荐可以精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代表性篇目。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还要求有条件的领导干部，要读读《资本论》。
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深刻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
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
而且“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2019年，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最后同大家重温毛主席讲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另一段话是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论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还是在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习近平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特别认同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的观点：“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
从1919到2019，我们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可谓波澜壮阔。面对海量的可以选择的材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初学者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硬着头皮开启这项工作，在整理中更增进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学习者的前辈们尊敬。
虽然阅读的材料还是不够充分的，梳理的学习简史也并不完整，但我想哪怕能多吸引一个人去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
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学习简史（1919-2019）》这堂课时我用了近两个小时，几乎一口气讲完，课间都没有休息。往常我的课都会特别注意互动，但这堂课只为了系统的讲完，便尤其加快了语速，还好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一些学生能够全程认真地听完。
邀请我讲课的卢老师全程听完后说她很是感动，这让我倍受鼓舞，也充满感动。五天后即2019年10月27日开始写作此文，过了几天看新闻才知道，这一天恰巧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
今年初创立开慧书院时就萌生了写《李大钊的觉悟之路》的想法，一直拖到现在连开头都还没写，实在是惭愧。目前看来，可暂时以此文来献给伟大的李大钊同志还有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们。
2019年还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更是建国70周年。我们党已经走了98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奋斗精神、学习精神和赤子之心，“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1939年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吧：“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哪有现在你们这样幸福？你们生长的时代很好，是幸福的时代，比起我当学生的时代来，是大不相同了。”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累土不辍，丘山崇成”，不忘初心，永久奋斗！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青年们，尤其党员同志们，一起来读马克思原著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让我们继续更系统更深入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面向未来，面对挑战，不忘初心，永久奋斗！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都变得更加美好！
刘玄奇
2019年10月27日～11月2日
于北京大学及扬州、杭州、温州出差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