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屈米是当代的最重要的建筑师、作家与建筑教育家，他以建筑理论研究闻名，相信建筑能驱动社会创造性活动的发生，其独特的建筑实践方式备受瞩目。然而在职业初期他也经历了一段“纸上建筑师”时期，直到拉维莱特公园设计竞赛，打破僵局。他设计理念的孕育是怎样的过程？下文与大家分享他对FRAME构架的讲述。
01
城市与乡村
要问我是在哪里长大的？那可不止一个地方。我出生在瑞士洛桑，但父母也住在巴黎。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往返于两个地方，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极其宁静、亲近自然的小城，另一个则是大都市。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大都市的迷恋。
17岁那年，我作为交换生来到美国。那时，我对文化和哲学更感兴趣，但身处美国，我脱离了自己国家的文化语境。1961年的圣诞节假期，我在芝加哥呆了十天。那时的芝加哥比现在更加强硬、粗暴和有力。一个傍晚时分，我爬到一栋最高楼的楼顶，在漫天雪花中俯瞰这座城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和发现了这座城市的力量，像一种启示，我意识到，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60年代的芝加哥
“我去拜访了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的经典之作，但让我着迷的不是这些作品本身，而是它们与大城市的相遇。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大都会代表了人类智慧与文化所彰显的神奇的力量，与此同时，大城市也无法脱离乡村而存在。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著作在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尽管部分著作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1974]一书中，他将建筑和城市分析与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将情境概念叠加在城市空间上。他以托斯卡纳为例：乍看之下，托斯卡纳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的田园风光，但事实上已经被居住在城市里的贵族们所改造驯化。思考这种关系还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田园村庄搬回城市，我们纽约办公室外的纽约联合广场绿色集市，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案例。
02
一群天真又单纯的改良家
年轻的时候，读到前辈同事写的东西，让我非常生气。在我看来，他们是天真又单纯的改良家，满脑子装着各种奇怪的意识形态。大约在1968年，大量激进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先前各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被大量地抛弃。一些激进建筑团体在当时尤其活跃，如意大利的阿基佐姆工作室（Archizoom）和Superstudio。在那个时代做建筑，要么讲政治，要么讲创造，而他们两者都能兼顾。阿基佐姆工作室（Archizoom Associaty，1966-1974），是1966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立的一个“建筑激进分子”工作室Archizoom的批判性研究“无尽城市” （No-Stop City）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派建筑小组：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 1966-1978）当时，比较有声望的建筑师认为我们应该回归建筑的根基和传统，都是有关文脉语境之类的。这种倒退的言论态度激怒了很多人，他们想继续争辩探讨社会的未来。那时我跟其他年轻的建筑师，如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 丹尼尔·李博斯金（Daniel Libeskind）,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以及沃尔夫·狄·普瑞克斯(Wolf D. Prix)一起，被称为“纸上建筑师”。伯纳德·屈米、helmut swiczinsky、沃尔夫·狄·普瑞克斯、丹尼尔·里伯斯金、雷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马克·威格力 robin holland 合影，那年,扎哈33岁,屈米39岁，后来这群“纸上建筑师”大多都成长为影响深远的伟大建筑师。但我们只是用我们所能掌握的工具做一些简单的尝试。工作之余，我们经常思考有关建筑的定义。今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建筑是思想的实体化。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画画，书写建筑，但你不会希望最后它们只是一堆图纸，它们要转化成混凝土，玻璃，钢筋或其他材料。然后这些材料才能获得生命，开始与人类发生关系。
《曼哈顿手稿》是我花费五年时间绘制的一系列手稿，我试图在这些手稿中用建筑学来解读现实。这些手稿是一种工具，让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我所为之奋斗的究竟是什么。03
实践的展开
快40岁的时候，意识到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我决定去参加各种竞赛，包括匿名或公开招标的竞赛。建筑的建造过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小时候，我曾到身为建筑师的父亲所参与的建筑工地上去探险玩耍。但第一次在竞赛中获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惊喜。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会说这是个奇迹，但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的出现恰到好处，早点或晚点都不可能完成。
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 1982-98
“纽约确实实现了从建造二流建筑到一流建筑的升级。我想说的是，在2001年之前，这座城市一直被少数有影响力的开发商和大型建筑公司所控制，而且持续了好几代人。要打破那个世界的规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曾试图在曼哈顿建造一些东西，但终究没实现——最后移到了新泽西州。
蓝色公寓(BLUE Residental Tower）911事件之后关于重建市中心的讨论表明，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还是建筑层面，陈旧的体系已经无法应对。不管好坏与否，一切可能性就此开启了。位于纽约下东城的蓝色公寓(BLUE Residental Tower）被一个由年轻开发商组成的小团体On The Level拿下，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从未建造过独立的建筑，对建筑界也不甚了解。在被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和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拒绝后，他们请我来设计这个项目。”
蓝色公寓(BLUE Residental Tower）
04
奇怪的时代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它是流动的，不受约束。另一方面，数字文化带给人们的是对于物质的渴望，现在你所建造的任何东西，同时也都是一种数字技术的产物和物质实体。建筑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交媒体和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变化还包括城市本身。这就要求建筑要用不同的方式建造。每一代人都对城市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某些特定的范本。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主义等意识形态已经死亡，这打开了创造力的大门。不幸的是，取而代之的更多是对形式的追求而非内容本身。自90年代以来，建筑界一直缺乏远见。建筑师曾经研究过城市主义的历史，但如今学校里已经不教这些了。现在人们是从交通、房地产、经济参数等角度来考虑城市。因此，再没有人设计城市了。城市设计沦为各种零散决策的随机结果，然而世界也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建筑。我们与空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因为我们对空间的认识已经改变。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他的文章《蒙太奇与建筑》[±1938]中声称，古希腊人既发明了建筑，也发明了电影运动。建筑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这是我在雅典卫城博物馆设计时实践的观点，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会诱导你去体验历史。建筑是质疑社会结构和探索形成这些结构的想法的工具。我们不应该被要求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要提出问题。
我在职业生涯之初就做过城市项目，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再做一次。气候变化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课程中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意识到，建筑师，即使是那些负责任的公民，也没法仅仅通过建筑来阻止气候变化。然而，洪水肯定将是一个建筑问题。我给我的学生抛出一个问题：如果曼哈顿的低区被5米高的水淹没，对建筑会有什么影响？如果建筑物有时可以从地面进入，有时可以从水中进入，会是什么情况？最后，我再加上一个反思。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孵化了关于社会未来的梦想。一个世纪后，没有人再谈论这些梦想了。今天，我们如何才能再次获得这种精神？本文摘自FRAME设计师专题合辑出版刊物 ：What I've Learned《我所学到的》，书中汇聚了28位世界著名设计师、建筑师，讲述影响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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