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心理做什么 | 从经济心理学看股市中的人性
股市中的人性
——聊聊经济心理学
本篇文章是本校学生对中央财经大学张红川教授专访的记录:
张红川教授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心理系副主任与经济心理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同时与师大渊源颇深,他的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都曾经在师大度过。采访中,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师与学长向我们描绘了经济学和心理学跨界碰撞能够产生的美妙火花,探究人们经济行为背后的原因,正昭示着心理学在应用领域的广阔前景!
“两三年才开始品出心理学的味道”
问:您曾经涉猎过心理学研究中的哪些领域呢?
答:我1997年进入了北师大的发展心理学研究所,董奇老师是我的导师。在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做的东西和心理学什么关系都没有。当时有一个大连的公司想要建一座儿童乐园,我在帮他们做项目的论证。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使得我没有在一开始就一面倒地倒向基础研究。后来我做了一些有关婴儿的研究,之后又是一些关于健康行为的研究,比如青少年的抽烟、饮酒等等。
2000年左右,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心理学的一道坎儿。2000年前我们不会去做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2001年,当时美国的一些认知神经科学家就来对中国的心理学家进行培训,帮助大家去理解所谓的认知神经科学。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完全地转向。从以前的只会做问卷,一些计算机实验,变成了以脑科学这边的东西为主。这大概持续到2003年,也就是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当时主要研究数学认知这一块。
大概2005年我出国了,并且又一次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当时我在UCSD做的东西主要分两块,一部分是动作发展,另一部分是人脸识别。但在2008年,我去了芝加哥,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数学认知领域,并且研究了一些语言的东西,以及一些大脑网络的分析。
所以我的研究方向大概是一两年就会变一次,这个“变”有时是被动变,有时是主动变。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如果说要从我的经历给同学们一个什么启示的话,我想就是,大家可以不用特别早就对自己进行定型。其实在一开始你可能对心理学整体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了解并不多。早为自己定型当然也有优势,就是会比较了解自己所认定的哪个领域。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权衡,你完全也可以各方面广泛地尝试一下,等三十多岁了,你觉得自己该定型了,那个时候再来深入地思考自己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条件可能会更好。
有些同学可能会担心,那我之前所做的那些积累怎么办呢。在这里我也很想为大家推荐一位研究者,叫做赵鼎新。他最早是做生物,研究昆虫的。因为中国八九十年代之间那段时间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他到了加拿大,在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决定他要放弃之前的昆虫研究,选择了一个新的领域——社会学。他现在是我们在社会学领域最顶尖的华人科学家之一。
最重要的是,他把许多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了社会学。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他分析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会走向一个以儒家为表,以法家为里的社会。而这其实是与东周末年的战争有关的。他于是就分析了这些战争如何影响了社会。他的分析都是定量的。他根据《春秋》《史记》等等资料去测量分析每一次出征讨伐的国家起点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参与的人数等等。而这种定量的方法完全是理科的东西,但是正是这些理科的方法,使他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很多有趣的结论。
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从本科起开始接触心理学,但是到了这两三年才开始品出心理学的味道。
问:您所说的“在这两年品出的心理学的味道”是什么呢?
答:APA的前任主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心理学是一种hub science,枢纽科学。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曾经有人通过对2000年全球SCI和SSCI所有的文章引用文献进行分析的方法,对学科关系进行一个地图绘制。最后发现各个学科的发展,往往是以一门枢纽科学为中心,带动周边科学的方式来发展的。比如说数学一个学科的发展就能带动数学周边一批学科的发展,数学上的一个突破就能够使很多学科都从中获益。他们最后分析出一共有七种这样的枢纽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医学、以及心理学。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地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心理学,而是要看到它是它周围学科的引领者。我们一定要通过心理学的发展去带动它周围其他学科的发展。关键在于你是否真的意识到了心理学对于我们人类、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今天所有的学科有这么大的影响。心理学其实远远不像我们在当年上学时所想的样子,甚至不是现在我们所想的样子。
我认为评判心理学或者评判一个心理学者的发展,还是要用枢纽科学这个想法。你的东西能不能带动周边学科的发展,你的东西能不能有跳出心理学内部的影响力。这也许才是心理学和一个心理学学者的成长。
“股民在股市更需要分析的是人性”
问:您认为中国经济心理学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近期这个领域有可能有什么大的突破?或者正在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
答: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去理解经济心理学。在目前很多学者的脑海里面,他们认为的经济心理学就是决策研究。现在国内的很多老师都在做这个方向,决策也是近几年心理学大会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如果从决策的角度讲,那我们中财绝对不占据优势。因为我们还没有在这个领域做出决定性成果。我们在试图引进,但在这方面还没有特别好的人选。
但更关键的是,经济心理学本来就不该仅仅是一个决策研究。大家都知道去年习总书记去年去了师大,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此之前由科委组织的一个“创新研究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的一个观点是,要建设面向国家发展的心理学。如果单纯地把经济心理学视为决策研究,那么就太低估经济学和心理学结合的力度了。它们完全有可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结合。
尽管我们还没有正式地去推出一些研究,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做股市的风险指数,发布股民对股市的信心指数。这就是经济心理学。但别的学者很少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现在我们在讲“行为金融”。我发现,在跟一些证券公司讲一些问题的时候,会特别引发他们的共鸣。比如我们会说,对于散户来说,股市基本面的分析实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分析的是股市中的人性,一个人在股市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本来是个决策问题,但我们可以把决策的东西拉入到实践的范围内。我们去测得股市的风险指数,信心指数,股民的幸福指数,这些东西会非常的有用。但是在当前一些单纯搞决策的学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去研究决策,而不是在一个经济学的意义上去做决策,更不是在一个社会或国家发展的意义上去理解决策。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中国的金融分析师本身就存在缺口,而所有的金融分析师都还需要重新接受一次行为金融的训练。因为现在的金融学正在从传统的金融转变为行为金融。传统的金融更多是以资本的运作为主,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资本不再是原来的“大资本”,比如所谓的众筹、互联网思维……这些东西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金融已经不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那样了,而行为金融正是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问:那行为金融目前的研究方法都有哪些特点,对研究者又有怎样的要求呢?
答:大概分三个领域。第一是必须懂金融,第二是必须懂决策,第三是必须懂社会,换言之就是金融学、决策科学、社会心理学的集合。在中财内部,我们已经和金融学院达成了合作的一些意向,可能在未来两三年推出一些行为金融的一些班,也可能去推出一些行为金融的执照。但最重要的是,现在国内的行为金融还是一个概念,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个坚实的研究,特别是最好能结合中国的一些现状。比如说上一次的6·19股灾。
这次股灾之后有大量的分析,但是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会有人说存在“恶意做空”的现象,有一些国外的热钱要做空中国,还有一些大户有意识地逃离股市……阴谋论盛行,每一次都是这样。但这一次非常不同,在大量的分析之后,大家逐渐把问题聚焦在:这是一次股民信心的崩溃。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股灾完完全全地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为什么到了5300点左右的时候,所有人都感到非常不好,有人说整夜睡不好觉。这些问题我们无法通过分析资本得到结论。为什么有人会决定撤资?为什么有人在看到走势向下的时候会死咬着不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
这一次股灾,中财的很多学生大一一来就开始炒股,大家的反应都特别明显。有一些学生甚至亏了很多很多的钱。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需要行为金融。之前我们和一些证券公司的老总或者中高层探讨之后,他们共同的一个看法是:股民在股市中更需要分析的是人性。所以大家对行为金融的需要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很急迫的程度了,但是我们中国还没有做行为金融非常强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在中财的内部去做这样一个努力。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问:中财心理系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划分是怎样的呢?
答:我这里所说的“基础”与“应用”,更多的是从心理学这个学科发展本身来说的。
上周我对我们学校的专硕有一次宣讲,其中我就谈到了一个观点:心理学发展到今天,所有的心理学都可以被视之为应用心理学。比如说前一段李克强总理,还有董奇校长,在谈到高校科研创新的时候,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做学问要顶天立地,如果你仅仅只是顶着天或者只是立着地,那么这就不算是一个完整的学问。因此我现在偏向于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前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更多的是看你自己能不能从一个应用的事情里去发现它科研的价值,又能不能从科研的项目中去发现它应用的前景。当这个关系可以被悟通的时候,我想心理学它真正的价值就发挥出来了。
之前我们和国家卫计委合作进行了一个项目。在一开始,他们只是想要对全国的流动人口进行每年一次的动态监测。主要目的是看看流动人口整体的状况、去向……多方面的监测。他们在检测的过程中觉得应该再加进去一些心理健康的东西,后来就找到了我们这边。
本来他们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委托项目,可以很简单的做完就完了。但在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于流动人口中特别贫困的那一部分,他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会产生一种非常有趣的“拮抗”现象。就是说,他们的心理越健康,他们的身体就越不健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具有科研的价值,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追问。
于是我们就又申请了一个项目,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新的项目完全更改了原来动态监测的纸笔测验方法。我们找了大概两百位的流动人口和以及两百位流动人口子女。我们把他们拉到了昌平区的一个体检中心进行体检,去调查了一些相关的指标,比如血压、体质指数、血糖、皮质醇等等,然后验证了我们的理论。
这种现象的起因是什么呢?就是农民工都期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过更体面的生活,让自己的孩子受更好的教育,摆脱贫困。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忽略周围环境的风险因素。他们越是想要获得他们希望的东西,这种忽略就越是严重,风险因素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就会更加显著。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心里越健康,身体越不健康”的现象,我们管这个叫蜡烛效应,就是说心理健康像蜡烛的火焰,身体健康像蜡烛的蜡,火焰越亮,消耗的蜡也就越多。关于这个结果,我今年七月刚刚在复旦大学做了一次报告,可能下半年还要去欧洲做一次报告。同时,这个成果也作为卫计委的白皮书,被推荐给国家决策层参考,可能会在今后的流动人口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个例子就说明,一个研究者或者一个研究团队能不能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中间去发现一个事情潜藏的价值。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和思考他们之前的数据,就不可能有这个发现。我们查文献发现,原来之前在国外就有类似的现象。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我们的主攻点,集中了三四位老师和一些位学生去做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相信在国内,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的只有我们实验室。
问:您现在所在的经济心理学研究所一般都研究哪些课题呢?
答:现在我们所做的差不多就是三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在学校的内部寻求学科之间融合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最近和我们学校的金融学院联合举办了一次学术论坛,之后又和我们的经济学院决定以后每两个月让我们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互动。
前两次的互动非常有意思。双方之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以前从来不知道,原来那些搞经济的人搞的是心理学。搞心理学的人,研究的也可能是经济学的问题。
经济学是一个心理学完全可以进入的领域,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在我们和经济学院的第一次对话结束之后,经济学院几位搞微观经济学的老师说,我跟你们对话,感觉比跟自己学院搞宏观经济的老师对话还容易。因为大家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所关注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研究所打造成一个平台,让来自不同领域的老师在这个平台上有所合作。这是我们最近开始在做的一些事情。
第二件就是我们开始把这个研究所推到外面,让它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一些价值。比如说我们和“成功之道”这个教育集团联合推出了一个项目,我们利用中国传统智慧中的“修齐治平”去描摹领导力提升的路径,但是填充进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内涵。现在我们提出,应该把领导力认为是一种更加优化的大脑工作模式,这个优化当然是发生在一些管理的情境下。因此,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很新的科研成果打造为培训的课程,然后把它推向社会,形成这个研究所一定的社会影响。
第三件就是我们在下半年要开始进行的,把资金更好地注入到研究所中,去对外发布一些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研究所做成招标性质,一开始在我们学校内部去进行招标一些项目,慢慢推向其他学校,从而把它的科研功能发挥出来。
Tips
推荐经济心理学领域的好书:
卡尼曼,《思考快与慢》
塞勒,《助推:如何做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决策》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心理学经典实验》(可能偏学术一点儿,把经济心理学中一些经典实验整理出来并进行评述)
策划 |“弄潮者说”心理学职业生涯人物访谈团队
供稿 | 何孟欣
编辑 | Ic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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