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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之窗》华国锋的晚年生活:关心经济发展

互动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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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海回眸,厡载:《 环球人物 》2008年第18期

记者 刘畅 李荣刚  刘元亮  肖莹



 恬淡的小院生活
  北京西皇城根的一个院落,原是明代礼王府的一部分。1980年以后,华国锋同志一直居住在这里。

  近日,记者有幸走进这座院落。这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前院正中央有一个葱绿的小瓜果园,将正房遮掩了一半。正是午休时间,小院显得异常宁静。

  “韩姨最近累坏了,这两天刚刚缓了口气,今天最好不要打扰她。”工作人员习惯称呼华国锋同志夫人韩芝俊为“韩姨”。

  四合院南侧房间,是华国锋同志的炊事员谢师傅的住处。他是1984年来这里工作的。“正面的屋子是华老和夫人住的,两侧是他们的儿女住,剩下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的住所。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里就和一个普通的大家庭一样。”谢师傅说。


  谢师傅住的房间不大,家具也很陈旧,一张木板床上,洁白的床单铺得平平整整。“这里的家具都很平常,华老屋里用的沙发和我们的也是一样的。”谢师傅边说边招呼我们坐下:“家里的家具只有用坏了、破了,才会去换一个,两位老人很节俭,生活上的要求不高。”


  华国锋同志夫妇喜欢在院内和沿外墙根种上果树和蔬菜。通向会客厅的小道,被装饰成了一条林荫走廊。两旁时不时能看到辣椒和油菜花,头顶还挂满了葫芦,后院种的是葡萄、苹果、樱桃、核桃……整个院落充满浓郁的田园气息。

  “华老对农业和农作物很有研究。记得我刚来这里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在后院‘开荒’,琢磨着开辟出一块果园来。”谢师傅说,平日里,华国锋同志与夫人都亲手侍弄这些树呀、花呀、菜呀的,自享其果,自得其乐。“种的植物,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出果实,华老都把握得特别准确。我们一家人都听他的指挥,也一起干。”


  华国锋同志的生活一直极为简朴。衬衣、夹克,所有衣服都是最普通的,冬天就是大棉袄。衣服脏了,工作人员会抢着洗,他就到处藏衣服,不让工作人员找到,然后偷偷交给老伴洗。有一次华国锋同志在山西的侄女苏凤仙来看他,见房子里很暗,便问:“叔叔,怎么不开灯?”华国锋同志语重心长地回答说:“现在国家能源紧张,时刻要注意节约呀。”
  两位老人的作息时间也非常规律。华国锋同志的夫人每天起床比较早,清晨五六点钟她就先在菜园里忙活起来了,到了七点钟再叫醒华国锋同志。早饭后,华国锋同志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字和看报。“华老看的报纸种类很多,党报、经济报、参考类等等。他看报纸很投入,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

  据谢师傅讲,每次吃过午饭,华国锋同志夫妇都会在小院里散步几十分钟。“有时我们工作人员吃完饭正赶上他们散步,大家就一块在院子里遛弯、聊天,偶尔还会一起打打牌,但时间有控制,也就一个小时。”

  平常,华国锋同志身体好的时候,有时会在下午见一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湖南的老部下,也有原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等等。下午没事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就在院子里溜达,或者等两个孙女回来,陪陪她们。有时候看到谢师傅等工作人员正好在屋里,他也会串串门,和他们聊聊天,问问情况。

  晚间,收看《新闻联播》是华国锋同志雷打不动的习惯。之后,他有时也会看看其他电视节目。

  华国锋同志非常关心北京奥运会。“他原来还打算去看奥运会的,有管理局发的票,也有我们工作人员帮他买的票。没想到他最后这次住院,就再也没能回来……”谈起华国锋同志,谢师傅几次难过得泪流满面。

  几十年不变的口味

   华国锋同志的饮食习惯数十年不变:简单。谢师傅说,给华老做饭很省事,因为他爱吃的东西就那几样,从来不变。蔬菜喜欢吃大白菜、萝卜、南瓜、山药,这些大多是自己在院子里种的;肉类只爱吃水煮羊肉;至于海鲜、鱼,他从来不吃。“只要是这些菜,你怎么做他都吃。他是个特别善良的老人,即使不可口,也不提意见,只是少吃点。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哪次说‘不吃’。”

  早上,谢师傅给华国锋同志准备的是牛奶、鸡蛋羹、一个小馒头、一个小花卷,再炒一份圆白菜或是洋葱,偶尔有一份水煮羊肉。快到中午,谢师傅就开始准备面食:拉面、刀削面、莜面卷、“猫耳朵”……都是华国锋同志最爱吃的山西面食。配的菜是三道:一道荤的,一道素的,一道半荤半素。起初,刚到华家工作的谢师傅压根儿不会做面食:“都是韩姨手把手地教我,和我一起在厨房里忙乎。”有时,华国锋同志还自己动手。每年西红柿上市的季节,他就让家人买很多,自己装到坛子里,做成西红柿酱,留到冬天吃。

  最近几年,考虑到华国锋同志的身体状况,医生给谢师傅下了死命令:控制华老的主食摄入量,每餐只许吃1两米饭,或是一小口面。晚上的食谱更简单,一碗米汤,或是一碗粥,有时吃个烧饼。

  华家吃饭,一直实行分餐制。“华老单独一份饭菜,夫人和孩子们另做一份饭菜,一家人同桌不同餐,这是华老很早就养成的习惯。华老认为国家对他有特殊照顾,吃得好点,但不能让全家人都沾光。”

  谈起华国锋同志的最后时光,谢师傅哽咽了。“华老今年6月底住院,我没想到有这么严重。他晚年也常去医院,住一段时间就回来。他住院时,我就像往常一样,每天做好一日三餐,拿保温桶盛好,由他家人带过去。7月底8月初的一个周末,华老出院了,我以为没事了。但他在家里只呆了两天,又被送进医院。我想他住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了,也就没去医院看他……现在,每到下午四点多,我脑子里还不自觉地想,晚上该给华老做什么。然后一转念,唉,老人已经走了……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把韩姨照顾好,帮助老人家挺过去。”

  华国锋同志在逝世前一个月,还吃过一次他最喜欢的萝卜丝酥饼。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王明富,退休后在北京南长街开了一家小餐厅,名叫“泽园酒家”。他将当年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常吃的菜肴的做法保留下来,做成自家的招牌菜,吸引了不少顾客。其中,用老北京麻酱和面做成的萝卜丝酥饼,华国锋同志很喜欢。但华国锋同志很少去店里吃,他说:“老是抛头露面的不好。”于是,王明富常常派人送萝卜丝酥饼到华家。今年7月,华国锋同志的秘书打电话给他,说华老突然想吃他做的萝卜丝酥饼。和往常一样,王明富很快派人将做好的点心、小菜送去了。“我真是万万没有料到,这是最后一次给华老送餐。我真后悔没亲自送去,没能见华老最后一面。”

  关心经济发展

  华国锋同志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那些年,几乎每年都会出京,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

  “华老非常关心各地的建设和发展情况,他常说,‘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什么都好。’”当年曾在华国锋同志身边做过警卫工作的曹俊洪对记者说,“那些年,华老去了很多城市,特别是南方,比如深圳、广州等,都是他爱去的地方。”

  曹俊洪说,他离开部队转业回家后,仍时常去华家拜访,对华国锋同志晚年的生活十分了解。“有一次我向华老介绍,我们江苏发展得非常快。华老笑了,让我详细说说发展的情况。听完,他说,‘我前不久去了山东,到处都走了走,还做了调研。那里的发展非常好呀,我觉得后劲比较大,有可能超过你们江苏,你们要加把劲呀!’”

  曹俊洪不服气,搬出了“华西村”这块牌子。没想到华老更乐了:“华西村我当然知道了,我还去过呢。那一排排的楼房、别墅非常漂亮,绿化也很好,树木连成一片,还有水波荡漾的龙西湖……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介绍起华西村还都是一套一套的,什么‘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仔细一看,原来农民生活在乐园’,挺有意思的。”

  曹俊洪知道,华国锋同志讲的是1996年的事。当时华西村庆祝建村35周年,多年不公开出席活动的华国锋同志,破例来到了华西村参加活动。“在会场,很少有人知道,华老就坐在主席台下,以一个普通的参观者身份,参加了这个村子的庆祝活动。”曹俊洪也是后来才了解到,华国锋同志之所以对山东的情况这么了解,是因为他已经不止一次去过那里。

  早在1981年底,华国锋同志就曾到淄博调研,去过山东铝厂、齐鲁石化总公司、淄博市陶瓷工业公司等地,研究那里的资料,参观石化厂的乙烯装置,在铝厂的热料车间亲自感受生产流程……

  从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归来后,华国锋同志一直对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念念不忘,以至于每次相关领导来看望,他都说:“你们搞得不错!深圳我去过,非常好!”

  华国锋同志还常关心家乡经济的发展,每次老家人来看望他,他总会关切地询问:“家乡经济发展怎么样?收成如何?”1991年,他回到山西交城老家,在他入住的交城县政府招待所,会见了乡亲们。华国锋同志在老家的亲侄女、已经70岁的苏凤仙向记者回忆说:“叔叔很关心家乡的建设和经济收入。他知道我在化肥厂工作,便问我,‘你们化肥厂的生产、经销情况怎么样?’”

  “很好呀!”
  “工资多少钱一个月?”
  “800多。”

  她的婶婶韩芝俊在一旁接过话茬儿说:“那真不错,你的工资比我高,我才600多一个月。”话音未落,笑容就爬上了华国锋同志的脸。

  交城的卦山,是华国锋同志当年打过游击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卦山的旅游开发总是格外关切,希望能为此尽自己的一份力。在卦山山门殿的一座崭新五彩牌楼上,就悬挂着华国锋同志亲笔题写的“山形卦象”四个大字,遒劲端庄,中规而不失洒脱。他还将自己手书的全部毛主席诗词的碑刻,交予卦山风景区收藏,为卦山增色不少。

  去的地方多了,看着各地的发展,华国锋同志心里高兴,家里人却担心:每到一处,华国锋同志总喜欢将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去完了市中心,还要去一些县级城市,上午参观了好几个地方,下午还要见见当地的客人,询问各方面情况,有时候,连晚上也被占用了……儿女们“抱怨”:“您现在出去的目的是休养,不要弄得那么紧张,万一身体吃不消怎么办?”华国锋同志却总是摇摇头,在他的心中,当然有着比休息更重要的事情。

  平易近人重感情

  8月31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华国锋同志的人流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多为年过七旬的老人,曾在华国锋同志身边工作,晚年又与他保持着颇多的交往。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我最后一次给华老拍照片。”

  被称为“红墙摄影师”的钱嗣杰,双手捧着8个月前给华国锋同志拍的一组照片,对记者说:“你看,华老当时的身体还很好。我还盘算着过了暑季再去看他,给他拍些照片。眼看天气凉快了,老人家却……走得太突然……”这位80岁高龄的老摄影家,用颤抖的声音寄托着自己的哀思。

  钱嗣杰是新华社高级摄影记者,曾为毛泽东的第三任专职摄影师,后又为华国锋同志做了3年的专职摄影师。他比华国锋同志小7岁,但华国锋同志却叫他“老钱”。“从我那些年在华老身边工作时起,他就这么叫我。我还记得有时候会议结束,他会突然操着山西口音说:‘老钱你累不累?’真让我受宠若惊!”钱嗣杰说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习惯称呼华国锋同志为“华老”。“他和我们很亲近,我们都觉得和他在一起没什么距离感。”

  钱嗣杰拿出几个厚厚的大信封,里面装着他挑选的华国锋同志在各个时期的照片。“从华老担任总理的时候起,我就开始给他拍照片了。之前,我没有特别研究过怎么拍他,但拍出来的照片都不错。后来我发现,因为他特别爱笑,镜头捕捉到的都是他的笑容,所以很好拍。”

  华国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钱嗣杰也被新华社派驻东京做摄影记者,直至退休。回国后,他一直惦记着华国锋同志,便给华国锋同志的秘书打电话,想去看看他。

  “没想到秘书一告诉华老,他便非常爽快地说‘来吧’。”

  一天下午,钱嗣杰如约来到华家。华国锋同志已经和夫人坐在客厅里等候了。这次见面,华国锋同志和钱嗣杰都显得非常激动。“我们之间没有觉得陌生,华老只是感慨当年给他拍照片的壮年汉子,如今也白发苍苍了。当华老又一次叫我‘老钱’的时候,我特别感动。虽然数年不见,但一下子我们的距离又拉近了。”钱嗣杰感觉,“这时的华国锋同志更像是一位长者,一位曾经和我们共过事的老朋友”。

  此后,每年春节,钱嗣杰都会去看望华国锋同志。“每次都是闲聊,互相询问彼此的身体状况,共同回忆往事,家长里短,很随意。”2007年底,钱嗣杰又如往常一样,去看望华国锋同志。“那次我还带了位年轻的记者。华老嘱咐那位年轻人,记者从事的工作,是我党一项重要的工作,年轻人更要好好努力。”

  那天的华国锋同志,兴致一直很高。钱嗣杰又情不自禁地拿出相机,“抓拍到华老坐在沙发上灿烂的笑容”。钱嗣杰反复翻看着他给华国锋同志拍的这张最后的照片:“我只给华老拍了这么一张晚年特写,不过他表情没变,还是这样的笑容。”钱嗣杰睹物思人,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曾在华国锋同志身边担任过警卫工作的曹俊洪,是特地从江苏宜兴赶来参加对华国锋同志的悼念活动的。

  他告诉记者:“我头几年去看华老,没有注意到他的穿着。1995年那次见面,我偶然发现华老的衬衣领子后面,居然还打着厚厚的补丁,很惊讶。我说:‘华老,您的衬衣怎么还打了补丁?’他若无其事地说:‘我穿衣服很随便,这衣服还能穿。再说,每次出去买也麻烦,还很难买到适合我的号码。”曹俊洪默默目测一下华国锋同志的身材,记下了他能穿衬衣的尺寸:“华老大约要穿44码加肥衬衣。”回到老家,曹俊洪就试着给华国锋同志定做了两件。

  当曹俊洪把定做的衬衣送给华国锋同志时,“华老显得很高兴,当时就拿出了钱,坚持要付费。我说不要,但是他不同意。所以,以后每次给他的衬衣,我都是收了费的”。

  在曹俊洪看来,晚年的华国锋同志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老人。“华老和他的夫人平时要是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就是最普通的老两口……也没有见过像华老这样随和的人,每次我去看他,常常还带一些人。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华老都很热情。有人要和他照相,他都爽快地说,‘大家一起照吧’。有人向他求字,他也是说‘好吧,你改天来取’。临别,他还坚持要把大家送到门口。”

  还有几个当年在中南海共事的老战士,过去他们有的常常三三两两地相约去看华国锋同志,也有的专门等到每年的12月26日和9月9日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华国锋同志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时,和他见一面,叙叙旧。“我们这里有给华老站过岗的,有当年陪他出访过的。华老平易近人,私下总是和我们有说有笑,什么时候都是如此。”

  2007年12月26日,86岁的华国锋同志带家人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主席遗容,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曾跟随华国锋同志访问过朝鲜等国的陈长江老人,几乎每年这个时候都在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等华国锋同志。他说:“在毛主席塑像前,华老每次都恭恭敬敬,庄严地给大家喊口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如今,令这些老人感慨万千的是,他们却站在了华国锋同志的灵堂前。“还有几天就是9月9日了,可是我们再也听不到华老喊的口令了……”

  晚年最大爱好

 华国锋同志家的会客厅中央,悬挂着一张条幅,“清静”二字大气、从容,这是他85岁时的作品。在与华国锋同志众多书画界好友接触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书法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之一:他用毛笔给侄女写信、看《中国书法报》、在书房挥毫泼墨、以书法结交朋友……原本清静的退休生活,因为书法,生色不少。

  华国锋同志常说,自己年少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没有整块的时间学习、练字,他就以手指、小木棍当笔,以腿、以地当纸,忙里偷闲、零打碎敲,久而久之,随手练字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他退休后,被发挥到了极致。

  华国锋同志有一间50多平方米的书房,钥匙他总是随身带着,外人很少能入内。退休后,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读史和书法研习上,每天早上散完步,他就回到这里,在书房正中那张长约2米,宽约1米的书桌上练习书法。

  练得多了,自成一派,但身边“清一色”的赞扬声,却让华国锋同志感觉难免有些“单调”。

  1982年,华国锋同志的交城老乡、在当地书法界很有声望的韩学武登门拜访,对他一见如故的华国锋同志,临别时还一个劲地追问他练习什么体,练了多少年。

  第二年,再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首先将他带到书房,从书柜中抽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幅作品,让韩学武“指点”。

  有着40多年习字经验的韩学武快人快语:“你的字,既有颜体的宽博宏伟、沉雄朴茂,又有柳体的瘦硬坚挺,骨力洞达!只是,个别的字,还欠点儿力度。”简单、实在的几句话,听得华国锋同志喜从心来:“直来直去说真话的,只有你一个。”

  就冲这一点,自此以后,韩学武每次到北京探访,华国锋同志都会拿出自己最近的书作,请他点评。华国锋同志的谦虚让韩学武很不好意思:“我怎么点评得了嘛!”“你是书法家,怎么点评不了?”这事传到交城,交城人都说,在书法上,韩学武是华国锋同志的老师,可韩学武却总觉得自己不敢当:“华老的字,从表面上看质朴、平淡,但实际上很有骨力,功力很深。”

  华国锋同志写字,写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诗词。在他书房的一面墙上,挂着的全是他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但即便再练一百年,也练不到毛主席那个水平”。

  不过,喜欢归喜欢,熟悉华国锋同志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长的,还是颜体。“小时候,老师强调临帖,在他圈定的碑帖样本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柳公权和颜真卿的楷书字帖。而颜体笔法稳健厚重,结构端庄宏放,重心平稳,气势开张,字形舒展,丰茂浑厚,说得通俗点,就是带劲,耐看。”著名书法家王子忠还记得,华国锋同志曾经这样解释自己选择颜体的原因。

  内行人看门道。对华国锋同志的字,懂行的人曾以“浑然大气、骨力尽现”来评价它,国际文人书画联谊会副会长张世简说:“华国锋同志书体,由颜体演化,刚而不火,拙而不滞,修为已达高峰。”

  1996年前后,华国锋同志经历了一场大病的折磨,体力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坚持每天练字。但是,在他的家中,仍然时不时有一些书画名家慕名而来,与他切磋。

  1999年12月13日下午,当辽宁书画家姚俊卿如约推开华家大门时,主人早已在客厅里等待。“首次见面,华老热情而没有一点架子。”姚俊卿说,华国锋同志很快就以书法为话头,和他聊了起来。

  “我已经断了三年没好好练习了。”79岁的华国锋同志语气低惋,让姚俊卿内心一沉:“不应该断!书法是能强身健体的!”他激动地从沙发上起身,比划起自己关于“书法之力在于脚”的感悟。华国锋同志坐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他,不住地点头。相聊甚欢的二人甚至忘记了时间,姚俊卿挥手告别时,才发觉外面已夜幕降临。

  华国锋同志在书画界的另一个朋友,是河南书法家李铁梁。因为都是练习颜体,所以见面之后,感觉格外投缘,不但相互切磋书法技艺,还互赠书作。华国锋同志对李铁梁所赠的“善为寿相,德是福根”大为欣喜,欣然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大字回赠。

  天南海北的友人,就这样在华国锋同志那个古朴的小四合院中来来去去。也有人千里迢迢找到华国锋同志,希望能求得一方墨宝。对这些要求,华国锋同志也是尽可能地满足,可他有一个原则:有关商业的字不提,只写公益性的。2002年,当华国锋同志听说自己的字成了市场热炒的对象,甚至有人仿照他的字体,私刻假章伪造,他很不高兴,当即决定,对外封笔,不再给人题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华国锋同志的字迹在社会上渐少,只能偶尔在收藏家手上谋得真容。不过,即便如此,正如了解华国锋同志的书法家们所说:“书法,仍旧是华国锋同志晚年最独特的一抹色彩”。

  一辈子不改山西口音

 亲不亲,家乡人。华国锋同志对山西的亲人,怀有深厚的感情。1991年,华国锋同志见侄女苏凤仙的牙不好,便催促她:“你的牙去换个烤瓷的吧。你看我的牙,去年换的,挺好的。”之后,苏凤仙去了山西齿科医院,换掉了十几颗牙。他又发现自己的大嫂、苏凤仙的母亲石玉环患了白内障,便赶紧接她来北京治疗:“我帮你们找医院,你们自己出医药费。”1997年和2000年,苏凤仙陪着石玉环两次到北京治疗眼睛,都住在华国锋同志家里,每次一住就20几天。回山西后,她们逢年过节都会收到华国锋同志捎来的小礼物,水果、月饼、饼干……大多是吃的。苏凤仙也会给叔叔“回礼”,都是山西特产。华国锋同志一般不进甜食,但苏凤仙寄的家乡特产他一定要尝尝。

  2001年华国锋同志80大寿,苏凤仙在电话里说,要到北京给叔叔祝寿。华国锋同志“不批准”,但苏凤仙还是提前一星期到了北京,住在一间便宜的旅馆里。“到了2月16日,叔叔生日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里,他很惊讶,也很高兴。”

  寿宴很简单,一顿家常饭,一个生日蛋糕。席间,华国锋同志对孩子们说:“改革开放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的前途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们要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生日宴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同志站了起来,背诵了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06年春天,华国锋同志最后一次和侄女团聚。4月,苏凤仙去澳大利亚看女儿,临行前探望华国锋同志。年迈的华国锋同志拉着苏凤仙的手说:“照相,我们照张相!你什么时候从澳大利亚回来?回来时也看看我。”一个月后,苏凤仙带着礼物回来了:用澳大利亚绵羊毛织的一件毛衫、一条毛裤和一床毛毯。华国锋同志拿着礼物,呵呵直笑。“婶婶在旁边说,‘不能要,不能要,不能养成收礼物的习惯。’”苏凤仙说,“我一听,急了,连忙说这是保护腿的,叔叔的腿不好。”“好,好,保护腿……”华国锋同志笑道:“我就留下毛毯吧,这是你的心意。其他的你拿回去。”

  对交城的乡亲,华国锋同志也同样亲切。华国锋同志会客,一般都只有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但家乡人来了,常常一上午都谈不完。秘书催他,他说:“再谈一会吧,家乡的人来一趟不容易。”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之间,华国锋同志要打一次针,只要家乡人在,他会让护士来客厅打针,为的是不中断谈话。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是《华国锋在战争年代》一书的主编。由于写作上的需要,从2003年起,他多次探望华国锋同志,是和华国锋同志见面次数最多的交城人。田瑞说:“有意思的是,华老到老都讲‘土话’,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交城话。有些词,现在的交城年轻人都听不懂了。比如有一次,华老见我进屋,便用浓浓的交城话说‘你又来瞭(看)我了?’然后哈哈大笑。”

  华国锋同志向来不收礼,唯独家乡人送来的小米、红枣、玉米面,他会高兴地收下,但反复叮嘱乡亲:“下次不要带了,这些够吃很久。”田瑞告诉记者,2006年,他带着一些家乡的骏枣去看华国锋同志。为了让华国锋同志高兴,他说这是从华国锋同志外婆家的枣树上摘的。华国锋同志一听,马上拿起一颗枣,还没洗就放进嘴里。刚咬开,他就说:“田瑞,你骗我,我记得姥姥家的枣是白瓤,你这枣是绿瓤。”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糖尿病人不宜吃枣,老伴急得连声阻止:“一次只能吃一个!”但华国锋同志不听,接连吃了好几颗:“交城的骏枣最好吃了。”

  生前嘱咐要回卦山

  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国锋同志生前交代亲人,他过世之后,要把骨灰葬到交城的卦山。“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9月1日,记者驱车来到卦山,这里满山松柏,苍翠欲滴。从卦山到华国锋同志的出生地——交城县天宁镇南街,大约3公里路程。南街位于县城中心,是一条南北走向、狭长的深巷。在巷子南端,有一座典型的山西农家小院,华国锋同志的父辈当年就租住在此,房东姓张,至今张家仍有后人在这儿居住。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张家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子,讲述了张家代代相传的华国锋同志往事。当年,华国锋同志的父亲苏庆惠,15岁时从杜家庄来到交城,在“义成合”皮坊当学徒谋生。结婚时,他租了张家院子北面的几间正房,作安家之地。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同志出生了,苏庆惠给他取名苏铸。

  如今,院子里的桃树已十分粗壮,它们见证了华国锋同志儿时在树下玩耍的情形。树荫下的房屋,年久失修,正房一间屋的门上挂着的一把锁锈迹斑斑。透过窗户,能看见里面被烟熏得漆黑的屋顶。1991年,华国锋同志回交城时,特意到自己出生的房间看了看,并留了影。他连声感慨:“到家了,到家了!”

  从张家院子出来,往南街的北端走几百米,就到了华国锋同志租住过的另一处院子,院墙上有精美的砖雕。一位老大爷把记者领到北屋:“1930年前后,华国锋同志就住在这里,房间里的灶和炕,都是华国锋同志曾经用过的。几十年啰,住的人换了不少,只有东西还是原来的。”

  苏家在这个院子里也没长住。不久,他们搬出了南街,到县城别的地方落脚。名字还叫苏铸的华国锋同志更是在1938年离开了县城,上卦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家人不知他的去向,直到他的同学前来报信:“苏妈妈,苏铸上山找游击队去了,他要你们自个儿保重。”

  从此,华国锋同志便很少回家。1947年,他在山西阳曲县担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时,曾抽空回来一趟。9岁的侄女苏凤仙跑到他身边问:“叔叔,您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华国锋?”华国锋同志告诉她,改名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华国锋三个字取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全国刚解放,华国锋同志又回了一次家。那次回来则给家里带来了“小地震”——他带回了新婚妻子韩芝俊。华国锋同志的母亲不乐意了:“怎么找个部队上的,部队的人回家难。她还是五台县人,你为什么不娶个我们交城本地的姑娘?”华国锋同志笑道:“我们志同道合,同甘共苦,肯定能白头偕老的。”

  1995年,华国锋同志偕夫人最后一次回了趟交城,看了看他们年轻时参加革命战斗的地方。家乡人的热情接待,让华国锋同志心里很不安。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此后他再没有回来过。

  今年3月20日,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带着关于华国锋同志传记性的书稿来到北京,请华国锋同志审阅。翻了几页,华国锋同志便无力地放下:“田瑞,我是看不完喽。”这是田瑞最后一次见到华国锋同志。那天离开华家时,田瑞走了很远很远,回头一看,华国锋同志还站在门口目送他。那是一个老人留恋的、深情的目光。

(文章来源:旧报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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