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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伟华：美国为何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上篇）
【提 要】在世界格局复杂的今天，中美两国不仅代表自己，中美之争将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美国霸权优先的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贯穿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个过程，我们必须做好迎战的准备。
多年来，中国不止一次地向美国明确表达：“中国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政府再次表明：“中国无意干涉美国的政治制度，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地位和影响”。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真诚表态却毫不在意：中美会谈结束不到4天，3月22日，欧盟27国便在美国怂恿下，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制裁，随后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以同样的借口制裁中国。
我们总有一个疑问，美国东西有两洋天险、南北无强邻威胁，且中美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美国为何总是和中国过不去？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其上台后的首场总统新闻记者会上给出了答案：“在我的任期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也是美国战略心态的真实写照！
美国不是对社会主义有成见，美国是对任何可能超过它的国家都有成见，这种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流氓思维，我们与流氓打交道就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25年12月，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面对中国异常复杂的革命形势，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率先进行了这样的思考。今天，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局势，与我国利益深度交错的美国，还能不能成为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答案是否定的！
美国200多年的国家史实质上是一部充满流氓色彩的血腥史，为了维持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美国不择手段地经营着对其有利的全球均势体系，有任何国家、集团表现出超越美国的想法或潜力，都会遭到美国无情的打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时常挂在嘴边的价值观念、人权道义、国际规则等，也不过是其维持均势的手段而已，对人不对己。经过200多年的沉淀，这种均势思维也早已深深嵌入美国国家战略制定的基本思路，影响越来越重。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巧妙地利用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英法之间维持均势，不仅得以保持国家安全，还使领土大范围扩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著作《大外交》中就直言不讳：“由于只要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便不致真正威胁到美国，因此开国元老们特别擅长在英法之间玩弄这些手腕，不仅保住美国的独立，更得以开疆辟土”。19世纪末，当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力量逐渐接近时，美国又依靠英国力量打压德国发展，在德英两国之间保持均势。与此同时，当英、日、德、俄在亚洲的扩张威胁到美国利益时，美国又利用英和德、日与俄的矛盾搞平衡，乘机扩大在华利益。可以说，凭借均势战略思维，美国完成了原始的国家力量积累。
然而，美国并非要维持世界各国力量均衡，而是为了在均势体系中维持其一国独大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隔岸观火，企图在两个大国集团的战争中获得利益，但俄国在爆发十月革命后退出了协约国，英法两国败势初现时，美国立即宣布加盟协约国参战。美国此举并非是出于所谓的国际道义，而是担心德国胜利后，欧洲形成的德国霸权将直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战后，英国和德国力量严重削弱，法国有可能称霸欧洲大陆，为了维持欧洲均势体系，美国又协同英国采取了扶德抑法的绥靖政策。法国称霸欧洲的机遇丧失了，美国再次成了最大的赢家，同时，美国的政策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随着美国均势思维的战略实践获利，美国开始毫无是非底线、毫无正义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这场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艰苦战争，美国一开始再次选择所谓中立，坐观欧亚大陆战火横飞，从中大发战争横财。1941年，面对苏德在欧洲大陆上的激烈厮杀，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美国于苏德之间的政策选择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就应当支持俄国；当俄国赢得战争时，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尽可能地互相残杀”。
杜鲁门的思维观念绝非个例。1942年，日军偷袭美军珍珠港后，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斯皮克曼并未立即就如何战胜日本法西斯进行研究，而是在他的新作《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将会发现，在远东按照国家力量大致相等的原则建立均势体系将比在欧洲困难得多，战后的主要问题将是中国而非日本，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具有四亿人口的军事化的中国，将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西方都是威胁”。为了确保美国在远东的均势体系得以维持，在这本书中，斯皮克曼不顾美国正在太平洋与日本的激战，指出：“要想现在和未来远东的均势得以维持，美国将不得不采取同样的政策保卫日本”。这或许是20世纪美国战略界“中国威胁论”的最早版本，此时美国政府还视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为其亲密的盟友。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1942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直接损害了美国利益，迫使美国当局顺应民众呼声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与走向或许并非后来那样。这样的战略历史使得美国认为公理道义、法理正义、国际舆论等都不是影响战略成败的决定因素，有时即使故作声势强调国际法则、舆论、价值观等，但真实意图无非是想打着国际法的旗帜去当世界的领导，维持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均势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前一天还能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苏联并肩作战的美国一夜翻脸，开始了同苏联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因为强大的苏联不仅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均势，甚至打破了世界的均势，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加深了美国的危机感。美国著名战略家、威慑战略理论的鼻祖凯南便向美国政府建议：“世界上任何地方力量的均势，都不如欧亚力量的均势重要。只要德国和日本的权力出现真空，世界均势就不可想象”。于是，在欧洲，“北约”与“华约”剑拔弩张、对峙制衡，美国把西德称为铁幕上的“橱窗”，作为“西化”东欧的窗口大力扶植；在亚洲，美国从日韩到东南亚建立一系列军事同盟，如链条一般对中国层层封锁，美国把日本当作平衡中国的最前沿，开始不遗余力帮助日本战后恢复经济。
在美国眼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维持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均势体系胜过一切。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原本平衡的天平开始向苏联倾斜，特别是当苏联的核力量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有超越美国势头的时候，美国便迅速瞅准中苏关系的裂隙，不惜在封锁中国的岛链上撕破一个口子，舍弃台湾，积极同中国建交，联合中国反对苏联霸权。在美国眼里，为了对抗苏联、保持均势，美国完全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偏见来拥抱中国。基辛格后来在《世界秩序》中谈起这段经历时写道：“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重要”。苏联解体后，美国也并未放过同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俄罗斯，当美国认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对美国构成威胁，是这个均势体系的最大隐患时，依旧同欧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打压，遏制俄罗斯的发展。
实质上，在与苏联冷战竞争的过程中，美国的均势战略思维已经不局限于欧亚大陆军事实力的平衡，而是拓展到整个美国国家利益，即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和价值观。这不仅是美国赖以强大的四大支柱，也是美国核心利益的四大支撑。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声称：“这四个方面如果加在一起，就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所以，在这四个方面的任何一个领域挑战美国地位、企图打破美国主导均势体系的国家和集团，都必将遭遇美国毫不留情的打压报复。
上个世纪80年代，搭着冷战的便车，经过30多年和平发展的日本，经济迅猛发展，GDP年均增长近10%，股票市值一度占到全球的41.7%，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GDP更是超过了美国的70%，大有取代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趋势。然而，由于国家安全深度依赖美国，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地位和美元霸权，于1985年联合英、法、德三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导致美国曾在二战后大力帮扶的日本进入长期的经济衰落期，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散去，被日本人称作 “失去的30年”。
对欧盟，美国也一样没有手软。欧盟诞生后，美国感到对欧洲局势的掌控力越来越弱，尤其是欧盟是一个规模达到27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到了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作为欧盟内部的贸易结算货币，欧元的出现使得世界上美元货币结算了减少了三分之一，于是美国策划了一个巧妙的骗局，与北约联手发起科索沃战争。看似是在打击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政权，但当70多天的战争结束后，欧元直线下跌30%，与美元的比值从1:1.07降到了1:0.82，欧盟才幡然醒悟，科索沃战争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欧元的金融战争，美国后来也承认，打击南联盟的人道主义危机借口实际上是中情局和西方媒体联手撒的谎，但美国通过战争从此加强了对欧盟和欧元的控制力。因此，当伊拉克打破美国在中东经营的均势体系时，美国先后发动的海湾战争、“沙漠之狐”行动都得到了欧洲的支持，但当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轴心国家却坚决反对。到今天，法国和德国对充当美国均势战略棋子、制衡俄罗斯的做法已经感到厌倦，但迫于美国的军事压力也无可奈何。无论欧盟对于“欧洲主权”有多么期盼，但他们至今也难以摆脱美国的控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坦言：“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那他一定是欧洲的敌人吗？欧洲配合美国驱逐俄罗斯，这可能是欧洲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错误”。在3月25日欧盟峰会上，面对美国总统拜登拉拢盟友对付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将继续贯彻“欧洲主权”，尽管美国与欧盟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
这就是一个流氓国家的成长史，也是美国的战略思维养成史，呈现出的状态是战略决策缺乏严肃性和一贯性，继任总统可以攻击否定前任总统的政策和主张，但本质上却始终聚焦一点，即阻止世界上任何超越美国的国家或集团，维持一个由美国主导、对美国有利的均势体系。不论你是什么国家体制、奉行什么信仰主义、是什么社会性质、推行什么政治主张，为了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均势体系，美国可以视你为最亲密的朋友拥抱你，也可以当你是最危险的敌人打击你，即使盟友国家也不例外。美国两百年的战略实践已经使得这种流氓思维深入骨髓、难以改变，与这样的流氓国家打交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抱有幻想，即便中国如美国想象的那样发生了“颜色革命”，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心存善念，正如战争剧《兄弟连》中一句台词：“美国不是对社会主义有成见，美国只是对任何可能超过它的国家有成见”。
美国统治阶级的共识，是认为中国这头东方醒狮正在世界森林里咆哮，意欲挑战和取代美国森林之王的地位，21世纪的中美之争将是一场空前复杂的大国之争。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上个世纪70年代起建立的所谓中美关系“蜜月期”也就不复存在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后，世界均势体系便由“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变成“一超多强”的多极格局，是一种由美国主导、对美国有利的均势体系。美国暗自认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但由于半个多世纪的冷战疑云仍然笼罩在美国人心头，因而美国对世界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保持着极强的敏感性，认为其他大国力量的增长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特别是在欧亚大陆，美国要防止出现足以挑战美国的大国。基辛格曾讲：“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防止欧亚大陆上再出现一个能够挑战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大国或大国集团”。布热津斯基也在《大棋局》一书中说：“当务之急，是确保欧亚地区不会出现统领大局、进而向美国发起挑战的势力”。并且，布热津斯基围绕这个战略目标，在其著作《大棋局》《大博弈》《大抉择》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原则和战略手段。
美国何以认为“能够挑战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大国”只可能在欧亚大陆上出现？美国国会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方面，考虑到欧亚大陆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的规模，在该地区产生的霸权势力将能够集中足够威胁到美国关键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在防止出现地区霸权问题上，美国不能依靠欧亚大陆国家本身自我规范去实现，应当需要欧亚大陆以外的国家协助，确保欧亚地区权力分散，不会落入单一霸权国家。正是基于这种认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始终盯着一个战略目标：“防止地区霸权在欧亚大陆出现”。美国国会研究局将此战略目标写入《美军研究简明手册》，提供给所有国会委员会和议员在研究制定政策时进行参考，已成为美国政客心照不宣的战略共识。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美国的各类战略报告中，不论其战略主张和概念如何变化，在其历次颁布的《美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讲话表态中，都把防止欧亚地区出现一个与美国匹敌的大国作为美国核心利益，从未改变。
冷战后的十多年里，美国并不认为中国是这样的“大国”。苏联解体后，欧洲开始推动欧盟组建，美国继续将战略重心置于欧洲，开始着力打造冷战后的欧洲秩序。与此同时，由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信心造成重创，一时间“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制度自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认为只要复制颠覆苏联的方法，令中国变质变色就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苏联这样一个实力几乎与美国匹敌的社会主义大国尚且不是对手，何况实力远远逊于美国的中国，根本无法构成威胁。当时的中国，经济规模、军事实力、科技水平无一不与美国相差甚远，中国青年一代梦想的代名词几乎都是“美国”，而“中国”在美国眼中却是低端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的最大市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都不会想到，二十年后的中国将进入一个巨变的新时代。
拿破仑曾说过一句世纪名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东方雄狮，一旦醒来，必将震惊世界”。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还有后半句：“感谢上帝让它沉睡吧！”可以说，“让中国沉睡”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愿望。
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100余年里，中国对列强的欺凌选择了逆来顺受，列强也早已习惯了中国的忍气吞声，因为政府腐败无能、国家贫穷落后、民众麻木软弱，西方对中国的欺凌变得随心所欲。那段历史记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不忍回顾、却也最难翻过的一页。在近200年的近现代史中，几代中国人都在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前赴后继，曾经付出的巨大牺牲难以估量，往后面临的未知艰险也难以想象，但受尽了列强蹂躏欺辱之痛、尝尽了贫穷落后之苦的中国人，每每想起过去百年沉沦的民族之痛，都会擦干身上的血泪，不顾满身泥泞而继续前行，不成为一个强盛伟大的国家和脊梁挺立的民族，绝不止步，这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梦”。
然而，这个再正常不过的梦想与美国的愿望背道而驰。这是美国战略界的常态，也是他们的流氓思维惯性，以致在美国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发展壮大时都会和他一样流氓，所以他从骨子里不愿看到未来世界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看似并不反对中国经济发展愿望，并且愿意提供支持，但实际上只允许中国在低端制造层次上徘徊，决不允许中国染指高端技术领域，美国习惯于同中国保持“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关系。尼克松在其著作《不战而胜》中写道：“我们不应向任何潜在的敌对国家出售可在军事上用来对付我们的高度敏感的技术，但是我们对于没有军用价值、而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却是必不可少的技术也不应掌握过严。中国也能从其他工业化的西方贸易伙伴那里取得许多这种技术，不如让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些技术，这样我们就有利可图”。在美国人的观念里，中国只能成为美国的产业附庸，居于下游。
但是，中国需要的是健康有力的发展，我们实现国家梦想要依靠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流氓国家手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并开始以强硬的姿态维护国家梦想时，习惯了只对别国强硬的美国便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认为中国这头睡狮不仅苏醒，而且正在世界森林中咆哮，打破了森林的宁静，想成为主宰森林命运的王者。或许从这个时候起，深陷反恐战争泥潭多年的美国如梦初醒，开始认定中国就是欧亚大陆上这个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的大国。
奥巴马政府时期，直接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目标直指中国，战略重心开始全面东移，但依旧挡不住中国的发展步伐。中国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实现了经济总量连续超越西方强国跃居世界第二、军事力量在历经改革重塑后面貌焕然一新、科技创新实现了以“5G”为代表的巨大突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疫取得举世瞩目成效、并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时，美国对自己在经济、军事、科技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长期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感到岌岌可危。所以，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同时在经济、科技、外交、军事领域对美国霸权发起挑战的国家”，全面升级“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而提出“印太战略”，整合全政府力量围堵打压中国。美国在2018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称：“美国必须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工具，确保世界特定地区不会落入单一霸权国家的控制！”于是，发起贸易战制裁中国经济，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联合盟友在中国周边常态军事挑衅，使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虽然多处指责特朗普政府失误，但在对华问题上，却几乎毫无保留地继承了特朗普的政治遗产，诋毁中国搞“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充当挑战美国影响的引领势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谋求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搞“疫苗外交”是对他国的政治渗透，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3日任内首场外交政策演讲中宣称，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是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的国家，并把应对中国单列为美国外交“八大优先事项”之一。拜登也在3月25日首场总统新闻记者会上威胁声称，将与盟友继续合作，要求中国对在台湾、香港和南海的行为“负责”。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摆脱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短时间内发展成为最强资本主义的国家，加之美国长期以来自诩“上帝选民”的民族优越感，导致美国民众也对超越美国的国家难以接纳。因此，将中国视为头号威胁的并不只是美国政客和精英层，而是在美国政府的舆论操控下，已成为整个美国社会的普遍认知。特别是特朗普任期内，在煽动美国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情况下，敌视中国也在普通民众中大幅蔓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2020年美国对华持负面态度的受访者高达73%，创历史新高；55%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34%的人将中国视为“敌人”，仅有9%的人将中国看成“合作伙伴”。今年3月4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有近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外交的关键任务是“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应当欢迎国际留学生赴美，但却有超过55%的美国人认为应当限制中国留学生。因为中国国力的发展壮大、中国制度优势的日益显现，深深刺痛了美国民众的优越心理，令美国民众对自己的价值观萌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一个发展壮大的中国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在美国国内，虽然共和与民主两党互相掣肘制衡、社会严重撕裂对立，但在针对打压中国的意见上，整个美国总能快速默契地达成一致。
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站在阵地前，望着硝烟未散的战场，感慨道：“这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在那一次较量中，中国完胜。当前，中国的战略思维是在合作中求发展，美国则是在对抗中求霸气，合作要双方共同努力、对抗只需一方挑起争端。由于美国民众与美国政客的思维趋于一致，未来中美之争将是复兴大国与霸权帝国的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和价值理念之争。同时，在世界格局复杂的今天，中美两国不仅代表自己，中美之争将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美国霸权优先的两种国际秩序观之争，贯穿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个过程，我们必须做好迎战的准备。
（未完待续；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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