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科院科学奖金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

19年前的2月19日，82岁高龄的吴文俊院士从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兴趣广泛、童心未泯的数学家再次为世人瞩目。

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63年前，38岁的吴文俊就因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荣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一等奖，并获得1万元奖金。

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相当于当时全国的“最高科技奖”，并于后来被追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奖。1957年，吴文俊还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年龄最小的学部委员。

当时的1万元可谓“数目可观”：相当于科技人员年平均工资22倍多，相当于科学院一级研究员近3年、助理研究员近10年的工资。

吴文俊后来感言：“这使我惭愧。即使我在拓扑学方面还有过些微贡献，但因之而获得奖励，却主要还是因为党和政府对于科学工作十分重视的缘故。”

吴文俊当时尚未意识到，他是新中国科技奖励制度开先河的第一批享誉者。

学术奖励源于向苏联学习

中科院科学奖金的设立，与当时的国内形势紧密相关。

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金海研究员与记者一同重温了那段历史。

1953年2月，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科学院派出访苏代表团。代表团实地考察后认为，苏联和苏联科学院注重培养健康的学术风气，而实施学术奖励是培养这种风气的重要方法之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设有62种以著名学者命名的奖金，其学部和研究所每年都有评奖。

6月20日，访苏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报告指出：苏联培养科学干部不仅依靠研究生院和博士生院，还依靠学术奖励。苏联的学术奖励制度对于推动科学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当时，为国家培养科学干部的需求非常迫切，这也成为科学院工作的当务之急。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在政务院政务会议上汇报工作时强调：“培养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科学干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苏联经验，制订切实可行的制度与办法。”

郭沫若所说的“制度与办法”，即指研究生条例和学术奖励办法。后者最终定型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

1954年1月，科学院在年工作计划中明确规定，建立学术奖励制度，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著作进行评奖、授奖。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标志着新中国科技奖励制度诞生。

评奖之初也有龃龉

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科学奖金制度在评选过程中难免出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

起初，推荐工作并不顺利。1955年11月，奖励条例颁布3个月过去了，中科院却没有收到一家单位递交的推荐材料。

个中原因，在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致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的信中颇有体现：“近来农学院有一件有趣事，即我院科学奖金条例公布后，一般都不甚重视。主要原因以为奖金名额仅二十至三十，全国有二百大学，我院有四十余机构，业务机关又有数十研究所。一般老教师还不甚了解社会主义时代之竞赛意义，‘爱惜羽毛’，不肯尝试。一般青年教师又以为我院征求格高，不敢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院转而向国务院寻求帮助。1955年12月13日，国务院发出科学院代拟的《关于迅速推荐一九五六年度科学研究工作或科学著作奖金问题的通知》。随后才有许多单位向科学院索要相关材料。12月下旬起，科学院开始陆续收到一些单位的推荐材料。

另外，初次评奖原本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但由于意见颇有分歧以及很难遴选出较为优秀的著作等因素，作为当时中科院4个学部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中途决定，暂不向科学奖金委员会推荐评奖。因而，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最终只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三个学部进行推荐评奖。

郭金海介绍，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先由各学部评选，然后由科学奖金委员会审核，最后由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各学部评选时，采用了同行专家“三审定案”制，也成为这次科学评奖的一大亮点。“三审定案”制，就是各学部先根据参评著作的性质聘请学部委员和有关专家进行初审；然后进行复审，并在学部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进行试选；最后由学部扩大常委会作出正式评价，并进行无记名投票，以决定得奖著作及等级。

第一次评奖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即专门为归国的钱学森进行了补评。

1956年11月30日，科学院召开第33次院务常务会议，向聂荣臻等汇报科学奖金的评奖工作。在听取科学院的报告后，聂荣臻认为：这次评奖未评选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发表的科学著作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对于争取留学生归国和发挥归国留学生的积极性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在当时新归国的科学家中，钱学森无疑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于是，科学院于12月1日专门召开临时院务会议，讨论上述问题。这也导致所有评奖结果被推迟两周公布。

此后不久，三个学部分别召开扩大常委会或常委会进行补评。补评结果公布，钱学森荣获一等奖，吴仲华改获二等奖，李敏华、黄昆、柯俊、汪闻韶均获三等奖。

此外，评奖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至今让人回味的事情。例如，李四光因为自己是科学奖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主动退出评奖，斯行健则对自己获得三等奖的结果并不满意，拒绝接受,认为这“对他不是奖励，而是打击，不必再考虑”。郭金海认为，这些花絮，均成为印证那段难忘历史的有趣片段。

促进向科技大进军

1957年1月24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结果，并发表了题为《我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的社论。社论指出：通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奖励制度，“检阅我国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奖励先进，鼓舞后起，更好地促进向科学技术的大进军，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

这次获奖著作有34件，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14个学科，这些学科大多在20世纪上半叶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从获奖者所在单位看，由中国科学院的人员完成的多达23件，占获奖著作的67.6%，这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的7年间，科学院取得的重要科研成就要比高校和产业部门显著。”郭金海分析说。

从获奖者的年龄看，3位一等奖得主都不到50岁；获二等奖的5位主要科学家，仅苏步青超过50岁。主要获奖者中，年龄最小的胡海昌仅29岁。这说明科学奖金的评奖，以著作本身的水平进行衡量，对于资历或声誉很高的科学家和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工作者都一视同仁。

这次科学奖金的评奖不仅是对1949年后中国科技成就的检阅，而且为日后中国科技奖励的评奖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这次评奖也存在少数应当入选的论著未能入选的不足，科学界不无批评意见，但这是任何评奖都难以避免的。

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生物学地学部通过这次评奖，都提出了改善评奖办法的良好建议，从而为科学院日后完善科学奖励制度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而令人遗憾的是，“反右”运动以后，科学奖金被当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遭到了批判。因而，1957年后改为每4年颁发一次的科学院科学奖金的评奖工作在首次奖金颁发后即告中断。直至1982年，这种全国性的科学奖金的评奖才得以恢复。这时，科学院作为组织者的角色已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代替，奖金的名称也改为“全国自然科学奖金”。

在“文革”结束以前，除科学奖金评奖工作中断之外，《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奖励办法》在1957年便停止执行了；在中国科学院与科学奖励制度一并建立的研究生制度，在六七十年代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名存实亡；科学院新院章的起草工作于1957年开始后在当年年底即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科学奖金评奖工作的中断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

“1957年起至1976年，科学院多项改革趑趄不前或不幸夭折，与‘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相继发生的政治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郭金海认为，其他更具体的原因，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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