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长征不是为了抗日?荒谬!
80多年前,四路红军相继撤离苦心创建经营的苏区,跨越万水千山,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完成了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力量的战略大转移,创造了人间奇迹。伟大的创举必然顺应时代的需求。那么,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红军长征是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情况下发生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开始。1932年,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春,日军相继攻占山海关、热河,并侵占长城以北沿线部分地区,锋芒直指平津。日军加紧侵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但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一再对日妥协,不断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1933年4月6日,蒋介石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宣称:“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立斩无赦”。在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下,“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相继以失败告终。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国人不满和舆论谴责,甚至遭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然后日本“一刀一刀的割去”。
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为此,他们无视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反对红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方针,主张实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在这种进攻战略下,他们反对必要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等等。在军队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措施:一、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改组各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二、取消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强化政治委员个人决定作用;三、取消红军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强调红军的任务仅限于打仗;四、反对红军必要的游击性,片面强调正规化,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错误推行的恶果,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和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遭受惨重损失,部队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和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大格局,影响了其他苏区,使长征由局部演变为全局性的战略转移。
两大危机,考验着濒临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谋生存、图发展为主旨的长征随之在中华大地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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