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办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刑警大队长、法制科长、民警都被判有罪

八月份，县里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县公安局立即组织力量对这一案件进行侦破，刘春良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田敏是法制科长，李康是办案民警。刘春良、李康都参与了案子办理。

经过侦查，这起杀人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陈洪、孟勇被抓获，两人后来都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刑。

不久，这起杀人案的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邓明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民警李康对邓明进行了讯问。

但李康没有到邓明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核查邓明是不是有前科、累犯等重要情节，在仅仅对邓明进行了一次讯问之后，就向刑警大队长刘春良进行了汇报。

刘春良是这起杀人案的主要负责人，在没有认真核查邓明的同案犯供述及邓明这次供述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就草率指示办案民警李康书写了以故意伤害情节轻微为由，对邓明呈请取保候审的意见书，并在意见书上面签署了呈请对邓明取保候审，交保证金5000元的意见。

然后，这个取保候审的呈请意见书就到了法制科。

法制科长田敏，在对邓明取保一事把关的时候，就已经发觉邓明不符合取保条件，不符合取保条件而对他取保属于明显违法，但田敏依然也在呈请取保书上签署了建议对邓明取保候审、交保证金五千元，继续侦查的意见。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邓明取保以后，李康等人一直没有将取保候审执行通知书送交邓明户籍所在地派出所，也没有对邓明再继续讯问，导致邓明在取保候审期间，因为殴打他人被市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监管机关对邓明的这些新的违法情节都毫不知情。

后来，邓明被解除取保。三年后，邓明在崇州又参与了一起故意杀人案，检察机关就邓明的两次杀人罪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院就邓明的两次杀人罪行作出有罪判决，判处邓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邓明本来就不符合条件，不该取保，取保期间和被解除取保以后，他又继续违法和两次杀人罪犯罪，对此，有关人员的责任是无可回避了。刘春良、田敏、李康被司法机关认定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

刘春良的辩护人替他辩护说，对邓明采取取保候审的决定权不在刘春良，刘春良只是错误行使取保候审的申请权，取保候审事实材料应由承办人审核，刘春良在职务犯罪中作用较小，他的犯罪与邓明被解除取保后的再次犯罪因果关系不明显，刘春良平时表现良好，请求法庭对刘春良从轻处罚。

刘春良的辩护人真没替刘春良辩护到点上。这个律师所辩护的内容根本就不符合刘春良作为一名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职责所为，而且，还有往办案民警身上推卸责任之嫌，没有担当还失了风度。这也不奇怪，因为律师的思维很难与警察的情怀同步。

田敏的辩护人替田敏辩护称，田敏犯罪情节显著轻微，田敏主观上对邓明系累犯、主犯不知情，客观上因侦查部门上报邓明有自首、立功的情节以及另一同案犯赵洪兵未被起诉，田敏碍于同事情面，在主管领导同意下签署的审查意见。田敏行使的是取保候审审查权，该权力作用次要，田敏在此后一个月内就卸任法制科科长职务，邓明之后的犯罪行为与取保候审之间的因果联系小，田敏一贯表现良好，其家庭经济困难，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田敏免予刑事处罚。

不得不说，田敏作为法制科长，行使的是取保候审审查权，这个审查权的作用怎么可能次要？试问办案法定程序的哪个环节次要？凡是走过案子办理程序的民警都知道，法制部门审查权在案件办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潜意识中发挥了对案件走向的导向作用。作为法制科长，不管领导是否采纳你的意见，你必须明确提出法制职能部门的审查意见。更何以堪“碍于同事情面”明知不该取保却违规签署意见的无稽之说。这个律师替警察做辩护，真得正确把握，不能天马行空地按固有思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李康的辩护人辩称李康对邓明办理取保候审是基于领导安排，李康在公安网上查询过邓明，没有发现他的犯罪前科，已尽到注意义务，李康在邓明被取保侯审后仍在继续侦查，李康有自首情节，李康平时表现良好。
办案民警办理案件出现违法应当承担责任，不可能因为一句“领导安排”错误而解脱。“李康在公安网上查询过邓明未发现其犯罪前科”，已尽到注意义务，证明不了李康已经正确地履行了责任。

这个案子法院认为作为刑警大队长、法制科长和办案民警的刘春良、田敏、李康，怠于履行自身职权，违规对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取保候审。刘春良、李康违规行使取保候审呈请权，田敏违规行使取保候审审核权，三人的行为都构成玩忽职守罪。

刘春良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田敏、李康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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