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春秋 | 一个关于400位上海人西迁重庆的故事……

编者按：

他们从岁月长河中走来，又向历史更深处走去。他们的声音在天地间回响，他们的故事成为历史的印记。

重医这片厚重的土地啊，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有多少动人心魄的传奇？谁曾在此默默耕耘、奉献青春年华？谁又曾在此兀兀穷年、甘洒一腔热血？

本期开始，《重医春秋》专栏将与您一起采撷那些历史深处的记忆，探寻时光长廊中的重医故事。

欢迎广大校友、师生，或重医历史人物的亲友、同事以及相关人士投稿。来稿择优录用后刊载于重医官微和/或校园网，并付给稿酬。

投稿邮箱：

[e-mail]

联系电话：[phone]

详情请关注后续征稿启事。

64年前的4月20日，一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工作人员，带着卫生部、高教部的介绍信，只身抵达重庆。此前，他已在船上度过了漫长的8天行程。抵达重庆的次日，他向上海第一医学院发出了一封50余字的电报，从此拉开了筹建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的大幕。电文如下：

颜（福庆）黄（家驷）院长：

我已抵渝，王等请即来建院委会，经与市委商谈，要渝副市长陈筹同志参加，故应将陈报为主任之一，这里各方大力支持工作，很顺利。

刘海旺 四月二十一日

刘海旺发回上海的第一封电报

发报人刘海旺

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总务长

此时的他也许还无法想象

短短一年后

他将与数百名

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后来者一起

在西南大地上

见证一所高等医科学府拔地而起！

全迁：中央战略部署

1955年初，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提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迁重庆。陈毅、陈云、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周恩来等7位中央领导审阅并同意了这个报告。4月7日，上医得到卫生部关于迁院的指示后，立即开展筹建工作，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著名医学教育家、上医创始人、时任上医副院长颜福庆担任筹建委员会主任。

颜福庆

颜福庆（1882-1970），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先驱，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国家一级教授。190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是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亚洲人。先后创办湘雅医学院、中华医学会，并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1927年参与创办上海医学院并任首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时年32岁的刘海旺，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副主任，随即前往重庆联系筹建事宜。在重庆市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刘海旺受到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曹荻秋的亲切接见，并就上医迁往重庆筹建重庆医学院事宜，与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陈筹进行了初步商谈。4月21日，刘海旺向上医的颜福庆、黄家驷两位副院长发回了那封50余字的电报。

刘海旺

刘海旺（1923-2000？），陕西清涧人，1923年2月生，1934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共产党。1951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总务长，1955年参与重庆医学院筹建，1956-1958年任重庆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助理。1959后曾任重庆体育学院副院长、西南农学院副院长、重庆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1983年离休。

4月26日，重庆市人民委员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重医建院问题。当时的《研究重庆医学院建校问题的会议记录》记载如下：

◆“中央决定上海第一医学院搬来重庆，在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医学院的规模将容纳四千二百名学生。”

◆“须设置二千一百张病床，除重庆原有病床一千多供学生实习，需要再建一千张病床的医院，还有工农速成中学、护士学校、劳动保健研究所等附属机构。”

◆“学院位置确定在大坪和杨家坪之间的袁家岗。工程要求今年作一部分，明年完成大部分，以便明年暑假从上海搬来，后年完成全部工程。”

◆“由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央卫生部与市有关单位组成建校委员会，名单由医学院刘海旺与市人委第三办公室研究，报请市委和中央卫生部批准”

……

研究重庆医学院建校问题的会议记录

中央卫生部十分重视重庆医学院的建设。5月16日，卫生部医教司季钟朴司长专程赴重庆，听取学院筹建情况汇报，勘察校址，帮助解决征地问题。22日，上医派出的两位副院长李文、黄家驷抵达重庆，最终确定了重庆医学院的校址，即现在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校区。

5月25日，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重庆医学院建院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任重庆市长任白戈到会讲话。经高教部党组、卫生部党组同意，颜福庆任重庆医学院建院委员会主任，程占彪（重庆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李文（上医副院长）、刘海旺为副主任。至此，在建院委员会的领导下，创建重庆医学院的各项工作开始有序推进。

重医建校初期规划图

分迁：“母鸡下蛋”

肇始于1927年的上医，是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医学院，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创校之初，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32年独立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上医曾先后内迁至昆明白龙潭、重庆歌乐山办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上海，1952年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到1955年，创建仅28年的上医已是国内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不仅人才济济，有教授66名，其中国家一级教授16名，占全国70名医科一级教授的23%，而且附属的各个综合和专科医院也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多个学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面对中央作出上医内迁重庆建立重庆医学院的决定，上医的院领导和教师职工一方面胸怀全局、服从中央战略部署，积极准备在重庆的建院工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将上医连根拔起迁往重庆不仅将失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环境，还将失去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的重要支撑，不免对学校的发展心存担忧。

1955年《文汇报》关于上海医学院迁往重庆的报道

1955年6月，一个关键人物来到了上医——中央任命原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为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在广泛听取了颜福庆及广大教师的意见后，上医党委提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即上医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同时担负起筹建重庆医学院的任务。这样不仅上海保留了一所高水平医学院，还可以使内地多一所新的医学院。1956年8月，上医党委正式向上海市委、中央高教部党组、卫生部党组提出了“全迁”和“分迁”两个方案，并提出“分迁”方案更为合理。

陈同生

陈同生(1906-1968)，四川营山人，长期从事左翼文艺、新闻工作。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暴动。1932年后曾在上海中央特科、新四军挺进纵队、华中和华东军区政治部、第3野战军政治部工作。解放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1955年6月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55年10月-1957年1月兼任重庆医学院院长），1963年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

为了促成“分迁”方案的实施，陈同生几次赴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两部领导虽然认为他言之有理，但因为内迁是中央的决定无法更改。怀着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陈同生找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陈述了上医搬迁的弊端。指出将上医迁往重庆，始终只有一所医学院；而上医分迁一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既保住了上医，又为重庆增加一所医学院，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卫生人才。周恩来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要他承担起重庆医学院的建院工作。1955年10月，中央任命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

11月5日，中央向上海市委并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发出《复关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重庆建院或迁院问题》的01731号加急电，同意“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的方案。至此，“分迁”方案正式确定。

1955年11月5日，中央批准“分迁”方案的加急电

1956年8月，在刘海旺（总务长）、陶煦（教务长）等先期到达重庆的一批上医教师、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和重庆市的大力支持下，重庆医学院一期工程（南北教学大楼、3幢教师宿舍、4个阶梯教室、2幢学生宿舍以及食堂等）基本竣工。学校医学系、儿科系两个专业招生工作如期完成，教学工作准备就绪。

1956年，时任中央副主席朱德题写的校名

9月1日，重医首届434名来自四川省内外的学生汇集一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10月27日，重医历史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学校隆重举行了“庆祝重庆医学院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大会”。从此，一所新型的医学院在祖国的大西南平地突起，屹立于医学高等学府之林，健行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列，担负起培养高级医务人才、发展祖国医学事业的重任。

开学典礼会场

西迁：胸怀大局，无私奉献

1956年6月，卫生部和高教部共同派出的检查组检查了当年新建的三所医学院，对重庆医学院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建成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重庆医学院“从教务长、总务长、教师直到教学行政人员、教学辅助人员等骨干都是由母校配备的，学校建筑、设备购置也是母校负责的，教学准备工作也是在上海进行的”这一成功经验。

上医调重医物资清单

建校初期上医和重医联合编写的教材

重医的筹建得到了母校上医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全力支持。1955年11月，在重医基建工作进行的同时，上医成立了以颜福庆为主任，陈翠贞、左景鉴、陈汉桢为副主任的重医师资配备委员会，研究重医的师资配备的原则、方案和思想动员等问题。

1956年3月，上医公布第一批派往重医的人员名单，共计99人（包括了刘海旺等1955年到重庆的行政后勤人员）。同月，上医二级教授、著名生物学家陈世騠等40余名首批教师和教辅人员调赴重庆，为教学工作开展前期准备。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上医向重医派遣人员的工作历时6年，调派教师、医师、教辅医技和护理等各类人才近400名。其中不仅有30多位功成名就的著名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骨干和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

派遣师资<向左滑动查看更多>

1957年4月，当时已不再担任重庆医学院院长的陈同生，在上医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大家“把重庆医学院当做上海第一医学院分院，在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援”。当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到重医担任副院长时，他想到了彼时已是上医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的钱悳，便请上医党委副书记王乐三前去做思想工作。时年52岁的钱悳毫不含糊，一口答应。在钱悳的动员和带领下，一批有实力、有影响力的正副教授和讲师纷纷响应号召，奔赴重庆，为重医的发展集聚了雄厚的师资力量。

钱悳

钱悳（1906-2006），江苏江阴人，著名传染病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193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43年起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1950年任抗美援朝医疗队副队长，1952年任上海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院长，1955年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1958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78年任重庆医学院院长，1985年起任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时任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学专家左景鉴教授，受命筹建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为了表达扎根重庆的决心，他将位于上海复兴中路18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交还给了公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女来到重庆。当时尚在上医念书的大女儿左焕琛“无家可归”，寒暑假也只能继续借住在学生宿舍。

上医儿科系副教授石美森调任重庆医学院儿科系主任，妻子凌萝达（时任妇产科副教授）和三个孩子继续留在上海。1958年，凌萝达调任重医附一院工作，她把大儿子石应康和小女儿石应珊带到重庆，把患有哮喘病的二儿子石应廉留给奶奶照顾。

上医附属华山医院骨科主任吴祖尧副教授和妻子朱苕华（儿科护士长），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举家迁到重庆时，大儿子才9岁，小女儿不到1岁。

……

1957年，上医妇产科医院欢送司徒亮教授、毕婵琴副教授等赴渝医务人员

1956年4月，来自上医儿科系、上医附属儿科医院的40多名教师、医师，创建了重医附属儿科医院（后更名为附属儿童医院）。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将其办公大楼移交给重医，作为儿科医院病房大楼。医院在1956年6月1日率先开业。

建院初期的重医附属儿科医院病房大楼

1957年1月，重医附属综合医院（后更名为附属第一医院）开工建设。在建院过程中，医院从当年的6月起借用儿科医院的地址开设门诊、收治病人。到1958年7月医院建成开业时，已经拥有来自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妇产科医院、眼耳鼻喉科医院等单位的180多名医师、医技和护理人员，成为重庆地区技术力量和医疗设备最好的综合医院之一。

建院初期的重医附属第一医院

西迁的400多名上医人，胸怀大局，服从组织调遣，告别十里洋场的繁华大都市，来到当时条件极为落后的重庆，无论是在学术事业上还是在生活和家庭上，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创建了重庆医学院，无怨无悔地扎根重庆，并把余生的心血都献给了重医，为重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业。他们不仅是重医的创校功臣，也是西部医学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直到今天，还有数位耄耋之年的西迁人，仍然在医疗卫生岗位上奉献。

1996年12月的文汇报，《重庆，400个上海人的40年》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

64年前

西迁的先辈们在磨难中前行

在风雨中奋进

为重医的未来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0年后的今天

我们身处这座

满载荣耀的医学殿堂

深切感怀当年那些

溯江而上的西迁拓荒先驱

青史无言，却最公正

那些曾为重医点亮星空的人

即使穿过亿万光年

依然闪烁着最耀眼的光芒

他们胸怀大局、无私奉献、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西迁精神，必将激励一代代重医人以更踏实的脚步、更昂扬的姿态继续为重医建设发展，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1996年，部分西迁的老教授合影

本文参考资料：

《重庆医科大学三十年》（内部），重庆医科大学编写，1986年

《重庆医科大学校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颜福庆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陈同生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上海医科大学纪事（1927-2000）》

《上医人的足迹》（第1-3集），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鸣谢

复旦大学档案馆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档案室

文字：杨现洲 宗华月

图片：校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

美编：黄泳琪

往期热点

“朋友圈”再扩大！环重医创新生态圈又添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