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百年流芳——纪念一代医学大师朱祯卿教授百岁诞辰丨重医春秋

人物名片

朱祯卿（1919.12.23—2018.4.11），江苏金山人，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奠基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随即进入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后改名华山医院）工作，历任华山医院外科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外科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其中1950年至1952年兼任中山医院外科主治医师；1952年成功开展国内开颅脑外科手术，成为上海医学院神经外科开创者之一；1958年12月，西迁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历任副教授、教授、神经外科主任，开创了重庆以及西南地区的神经外科事业，获重庆医科大学突出贡献奖；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外科学》，以及《医学百科全书》《神经外科学》等多部专著。1987年9月退休。

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历史是由每个人书写的。当人们来到世上时，就开始书写历史；当人们用心去怀念一个人时，也在书写历史。朱祯卿就是一个让人用心去怀念的人，他活在历史中，活在人心中，活在人心书写的历史中。

“活在人心，便是永生”。今天（2019年12月23日），是朱祯卿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就在去年，一代医学大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神经外科事业，离开了他深爱的岗位、同事、朋友和家人。在这个寒冬渐深的日子里，我们深切地缅怀他，他的精神之光、心灵之火，足以照亮黑暗的夜空，驱散冬日的严寒。

劫后余生  改志学医

1919年12月23日，朱祯卿出生在上海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父亲朱慰如幼年丧父，家境清苦，中学毕业后便考进了邮局工作。朱慰如做事踏实勤勉、严谨细致，为人正派，大公无私，多被委以重任，常年监督邮车走南闯北，远至西伯利亚和阿拉木图，两三年回一趟家是常事。由于他的名声和信誉，他属下的国际邮车甚至不需要辑私检查。朱慰如从一个底层职工，步步提升，最后担任上海邮政总局邮务长达十年，直至日本攻占上海，他愤而辞职。耳濡目染之下，朱祯卿从小便深受父亲为人处世态度的影响，成长的经历也让他觉得，好男儿应该志在四方。

朱祯卿的祖母（中间老人）和父亲（右二）母亲（右一）

虽然父亲是“一局之长”，然而朱祯卿自幼却并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富贵生活。朱父信奉基督教，敦尚简实，好善乐施，所挣钱财大多捐给教会、医院、学校等，资助那些贫苦人家。除了在孩子的教育上花费甚多，家里光景可以说是简陋寒酸，以至于朱祯卿读中学时，都不好意思请同学们到他家来玩。虽如此，天资聪颖的朱祯卿却能明白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更加勤于课业，夙夜匪懈。

1937年夏，朱祯卿从沪江大学附中毕业。该校地处黄浦江畔，每天过往的都是插着万国旗的外国船只。彼时正是硝烟四起、战火纷飞，少年朱祯卿暗暗立志要当一名工程师，为自己的国家制造军舰，抵御外敌。可就在那个夏天，一场震惊中外的惨案改变了朱祯卿的人生方向。

少年朱祯卿

1937年8月14日，时值“淞沪会战”第二天，中国飞机与日本飞机在上海上空激战，战斗中，中国战机有两颗炸弹投落在上海当时最热闹的娱乐场——大世界门口，造成2000余人伤亡，举世震惊。而朱祯卿是其中的幸存者。当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埋在一片倒下的人堆里，浑身上下都是旁边死伤者喷出的热血。出于本能，他立即去救助血泊中的伤者。但苦于没有医学救护知识，只有眼睁睁地看着重伤者死去。经此劫难，朱祯卿决心改志学医，期望以己之力去救助在苦难与伤痛中挣扎的同胞。这一决定得到了母亲的全力支持，她认为行医可做救人一命的天大好事，而且在乱世中不愁温饱。

1938年，19岁的朱祯卿从上海沪江大学医预科考入了当时亚洲最好的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协和医学院的教授们大多是从美国著名医校直接聘请。在那里，他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第二年还获得一笔数目不菲的奖学金。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沦为日军的兵营，美国教授们也被关进了集中营。朱祯卿只得离开北京，辗转至国立上海医学院继续学业。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一生的伴侣——林琦。

热恋中的朱祯卿与林琦

1945年，朱祯卿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并迎来了日本投降。他如愿留校，就职于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即后来的华山医院），担任外科住院医生。没多久，他娴熟而精巧的手术技术就得到了同行们的公认。那时的朱祯卿是个政治上的“鲁钝者”，一心只有医学。当时代风云变幻时，他还徜徉在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美好幸福里。不久，他申请到了赴神经外科的象牙塔尖——美国明尼苏达州Mayo Clinic（梅奥诊所）神经外科的进修机会。当时国共正在激战，有人劝他赶快结婚，带着夫人一起离开。他含羞向林琦求婚，并说出他打算赴美进修的计划，林琦答应了他的求婚，也支持他出国求学，但也希望他支持自己继续在中山医院完成内科住院医生训练。婚后不久，林琦有了身孕，当时人已在香港的朱祯卿得知这个消息后，思来想去，仍是不放心将妻子和孩子留在国内。为了家庭，朱祯卿最终放弃了出国进修，留在国内继续潜心医术。

1949年，朱祯卿与林琦结婚照

上医重医  开创神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朱祯卿由华山医院派往齐齐哈尔，任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第11大队队长，在东北军区医院抢救了大量伤员。但在抢救过程中他也遇到了难题。由于当时神经外科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还没有开展，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头颅损伤的伤员而无法施救。

回到上海后，在上医领导特别是黄家驷教授和沈克非教授的支持下，朱祯卿与外科医生史玉泉合作，神经内科医生张沅昌教授协助做病灶定位，经过查看文献，反复推敲手术步骤与方案，于1952年成功开展了国内开颅脑外科手术。他们结合神内医生的脑和普外医生的手, 自主开创了上医的神经外科, 奠定了中国的神经外科事业。

1952年，朱祯卿与傅雅各、蒋大介在华山医院的脑手术记录

几年后，华山医院集中了几个患脑血管瘤的病人做开颅手术，确定由应邀来访的几位苏联脑外科专家主刀。不料开颅后，几个病人连续因脑血管破裂而死亡。苏联专家无奈地停下来，把手术刀交给中国医生。临危受命的朱祯卿接过手术刀，也接过了中国医生的崇高使命。最终，他顺利完成开颅手术，成功抢救了两个濒临死亡的重症病人。

1958年12月，为支援重医建设，朱祯卿和爱人林琦决定举家西迁重庆，将自己的才华播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在赴渝前夕，林琦因为尿路结石病倒，而千里之外，重医神经科的建设正急需一位专业的带头人。权衡之下，朱祯卿带着7岁的大儿子朱伟星和5岁的小儿子朱伟曦先行赴渝，开始了另一段“拓荒”之旅。

次年3月，林琦追随着朱祯卿的脚步，带着一岁多的小女儿来到了重庆，领衔组建了重医附一院心血管内科，先后担任大内科副主任、主任，并以前瞻性的眼光推动了心血管内科的改革和发展。

1962年，朱祯卿一家人在重医附一院第一阶梯教室前合影

来到重庆后，朱祯卿很快全身心投入了组建神经科的工作，他与傅雅各、沈鼎烈、汤云鹏、徐越、董为伟等医生组成了最初的神经科。而神经外科专业只有朱祯卿一个主治医生，另有一个助手邹永清。当时邹永清刚刚毕业分配到华山医院不久，听说朱祯卿教授要西迁援建重医，便主动找到他说：“您要去，我就跟您一起去！”朱祯卿深受感动，加上迫切需要得力的外科人才，便带着邹永清一起来到了重庆。

60年代，朱祯卿与钱惪（中间）、邹永清（右一）

直到1961年，重医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毕业，朱祯卿的神经外科团队才正式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朱祯卿在为学生讲课时，也留心物色能做脑外科手术的人，为脑外科以后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其中，陈复仁、蒋万书、唐文渊等均是朱祯卿亲自培养出来的得力医生。其时整个重庆医学界还没有神经外科，没有人做过开颅手术，朱祯卿迎难而上，办学习班，招进修生，手术之余还组织科研教学。他先后举办了4期全国性的脑血管造影学习班，前后共有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神经外科医师参加，为全国血管内介入治疗的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撞开了西南地区神经外科的一片天地。

70年代，朱祯卿在附一院神外科示教室

栽桃培李  誉满西南

1962年，重医附一院神经科专业细化，分为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朱祯卿担任神经外科主任。神经外科初建，事务繁杂，朱祯卿急需得力助手。于是他找到普外科医生陈复仁，希望他能来做自己的助手。

1955年，陈复仁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生，1958年西迁至重医附一院胸外科工作。早在上医工作时，他就对朱祯卿的神经外科手术推崇备至，如今被自己的“偶像”找上门来，他反而有些迟疑了。“朱教授，我没有做过脑手术呢，能行吗？”陈复仁有点担心地说。朱祯卿鼓励道：“没问题，我看过你为病人做开胸手术，做得很好。”很快，时任附一院院长的左景鉴也找到陈复仁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两位领导的首肯和鼓励，陈复仁终于打消了疑虑，“我愿意去神经外科，虽然它是个全新的专业，但是有朱祯卿教授在这里，跟着他做事，我心里很踏实。”陈复仁坚定地说。

朱祯卿指导年轻医生

很快，陈复仁就感受到了自己所接受的这个“挑战”的分量，也感受到了朱祯卿肩上担子的沉重。

那时整个重庆只有重医附一院设有神经外科，隔三岔五就会接到县级医院的会诊求助电话。每次接到任务，朱祯卿就会带着陈复仁赶去救援，现场向他传授脑手术的要点。陈复仁看着朱祯卿从死神手里把一个个性命垂危的生命抢救回来，内心的敬佩油然而生。

从1962年到1982年，陈复仁跟着朱祯卿做了20年的神经外科医生，其间还做了十年神经外科副主任，直到1983年调去重医附二院创建神经外科并担任科室主任，他把向朱祯卿学来的“朱氏刀法”一并带去，进一步巩固了重医在神经外科领域全国领先的地位。

1982年，朱祯卿（右三）、陈复仁（右二）等附一院神外科医生与进修医生合影

朱祯卿多次对医生们说：“打铁还要自身硬，必须建立起一支专业过硬、具有献身精神的医生队伍，特别是年轻医生要尽快成长起来。”重医1964届毕业生唐文渊对朱祯卿这段话印象很是深刻。

1964年，唐文渊毕业后选择了神经外科，这一选择源于他与朱祯卿的一次谈话。唐文渊在神经外科实习期间，踏实勤勉、虚心求学的态度引起了朱祯卿的注意。实习快结束时，朱祯卿找他谈话。唐文渊有些惶恐，他来自农村，父母都是种田人，能够供他上大学已属不易。他对专业选择没有什么要求，能当个自食其力的医生回报父母也就知足了。

朱祯卿坦诚地表示希望他加入神经外科，并说：“我非常热爱神经外科，就跟爱我妻子林琦一样。我跟林琦说过，下辈子还要爱她，如果真的有下辈子，我也还愿意当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一番情真意切的言辞让唐文渊动容，他没想到眼前这位教授竟然热爱自己的专业到可以和妻子相提并论的地步。深受震撼的唐文渊当即答应留在神经外科，跟着朱祯卿继续学习，成为一个像他一样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

1977年，朱祯卿（左二）和青年医生唐文渊（左三）、左焕琮（左一）等一起分析手术后病人的脑血管造影

在朱祯卿的指导下，唐文渊不负所望，迅速成长起来。1975年，文革尚未结束，唐文渊就写出了第一篇论文，经朱祯卿指导修改后发表在1977年第三期《新医学·神经系统疾病副刊》上。唐文渊还记得，这篇论文被朱祯卿改得面目全非。当他从老师手里接过那篇近乎于重写的论文时，老师并没有作过多讲解，而是给他时间，让他自己去琢磨。“每一处修改的地方我都琢磨了很久，直到想明白为止。后来，我又写了第二篇论文，朱老师改动的地方就很少了。我那时才明白，朱老师是在培养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唐文渊说。

朱祯卿潜心教学和人才培养，为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培养了一批堪当重任的杰出医生，除了邹永清、陈复仁、唐文渊，还有蒋万书、郑履平等等。限于篇幅，笔者无法一一详述，但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如今的强大，正得益于朱祯卿对每一位年轻医生所付出的心血。他还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湖南、湖北等许多医院培养了第一代的神经外科医生和一大批神经外科骨干，为神经外科专业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开展和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

高瞻远瞩   细化专业

1976年，文革尚未完全结束，朱祯卿就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外科学界的发展动向，提出把神经外科专业细化，在医疗实践中提升专业理论研究水平的设想，这被学界称为神经外科“亚专业”研究。朱祯卿首先向医院建议，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手术显微镜，解决了脑外科手术的关键设备问题。接着在脑外科开展了脑动脉显微手术，创造了造影剂加X光片的神经介入动脉造影技术。在全国神经外科学界，重医附一院成为最早使用这两项技术的医院。

1963年，朱祯卿（前排左三）在广州参加第一届全国神经外科专业会议

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朱祯卿把神经外科亚专业研究的设想付诸实施。他把神经外科医生分为五个专业组，每组确定一名学术带头人，定位研究一个方向。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陈复仁、蒋万书、唐文渊、郑履平和杨维成为最初的亚专业组负责人。就这样，各专一行，在西南以致全国引领了神经外科亚专业研究发展。

在朱祯卿的指导下，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在全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形成一个学术高峰。由朱祯卿教授领衔主研的“颅内动脉瘤外科治疗”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唐文渊教授领衔主研的“经股静脉插管腰段硬脊膜外静脉造影”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郑履平教授领衔主研的“海绵间窦造影、经碟显微手术的研究”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蒋万书教授领衔主研的“选择性杏仁核切除治疗颞癫痫"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上世纪70-80年代，朱祯卿（前排右四）与史玉泉（前排右五）、薛庆澄（前排右六）等参加全国会议

神经外科的医生们为这样的成果欢欣鼓舞，更感念恩师的学术造诣和远见卓识。1994年，为庆祝朱祯卿教授从医50周年、神经外科建科35周年，时任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的唐文渊收集了朱祯卿发表的主要论文，以及1977年至1994年间，在朱祯卿指导下，神经外科的同事们发表的论文，最终形成了一本295页的《论文汇编》。“我将这些论文汇编成册，一是为了纪念朱祯卿老师，二是希望他的著作能对后辈有所启迪。我认为，一个好的老师，至少能影响到一两代人。”唐文渊说。

198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专题学术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右六为朱祯卿）

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煌煌大观的学术成果，正是朱祯卿带领着科室医生们艰难跋涉，攀登医学科学高峰的真实写照。多年以后，后辈医生们仍然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朱祯卿教授几十年的无私奉献，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就不可能在20世纪下半叶站到全国学术前沿。

缔造“神话”    名“朱脑壳”

“朱脑壳”，这个既有职业特征、又有重庆味道的称呼，是重医附一院脑外科住院病人赠与朱祯卿的一个绰号，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取代了他的本名，朱祯卿“重庆开颅手术第一人”的声名也因此在重庆市民中广泛传播开去。

由于医术精湛，朱祯卿当年在西南地区百姓口中就如同“神”一般的存在。病人只要他看过，能不能医好都心甘。

朱祯卿（前排中间）与科室同事留影

文革中，有一次他到达县带教学，从车站到地区医院路上听到两个路人在摆龙门阵，说重医来了个“神医”叫“朱脑壳”，一个肚子痛了十几年的农民，痛起来满地打滚，打针吃药都医不好，拿给他用手一摸，人家就全好啰，还下地劳动！另一个说还有个人，头被钉子钉穿了，医生都说要家属准备后事了，那个“朱脑壳”走向前，挥手一拍，钉子就出来了，立马出院回家！两个人还在商量也去找“神”一样的“朱脑壳”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病。朱祯卿听罢顺便搭了个嘴说道：“可能没有这般神的事吧！”那行人瞟他一眼，两眼一瞪说道：“老头儿，你晓得啥子? 你晓不晓得啥叫神医哟！”

朱祯卿大笑不止，他想起是有个嘌呤血症腹痛的患者被他诊断处理过的，另一个病人劳动中意外被大铁钉贯穿头部，也是被他取出，但是并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夸张，那样神呀。人们的信赖更增加了朱祯卿精益求精的动力与责任感。他说：“做人做事一定要谦虚谨慎，切不可自以为是。”

朱祯卿（前排左三）和傅雅各（前排右三）欢迎来访的香港神经外科医生温祥来（前排右四）

文革期间，重医开门办学，教授们带着学生们来到条件十分简陋的社区医院工作，当时各种病人都需要治疗，术后还要自己到河边清洗手术器械，再放入蒸笼里消毒，以便次日使用。朱祯卿的手术范围也不再局限于神经外科，而是“从头到脚”。由于他坚实的普外基础，他在基层医院的工作如鱼得水，广受患者和学生们的欢迎。有时候还要带学生给产妇接生，做剖腹产，或者用“12把血管钳做个胃大部切除术或者子宫全切术”。王严庆教授说，他至今仍然沿用朱祯卿教他做直肠癌根治术的基本方法。朱祯卿时常提醒学生们，要想做一个好的神经外科医生，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而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应该是一个能够开刀的内科医生。

60年代，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接收到一个急诊病人，因颅内感染急需做手术，由于医院没有能做开颅手术的人，只能通过电话紧急求助重医附一院，请朱祯卿前来主刀。朱祯卿在电话里向第三人民医院询问了情况后，立即决定赶去参加会诊。

原来病人是重庆仪表厂二车间的工人，是一名归国华侨，因中耳炎感染化脓，病菌侵入大脑，导致颅内感染，送到医院时已经深度昏迷，亟需手术治疗。工友们都为她提着一颗心，觉得希望渺茫，市里侨务部门也很关心她的病情。不过工友们提着的心很快就放下来了，朱祯卿为她做的开颅手术很成功。他手法细腻地清除了侵入脑部的病灶，有效地控制了颅内感染。病人很快转危为安，从昏迷状态清醒过来，出院后回到仪表厂继续工作，病情再也没有复发。

朱祯卿（左一）与外国学者交流

朱祯卿用“朱氏刀法”做开颅手术，硬是把鬼门关的病人抢救回来的事情，轰动了整个仪表厂，厂工会专门制作了一面锦旗，敲锣打鼓送到重医附一院，向朱祯卿表达谢意。工会主席说：“朱医生，以后我们的工人生病也来附一院治疗，不会找不到您吧？”朱祯卿听了，爽朗地笑出声来：“不会找不到的，到了外科大楼，你只说找朱脑壳就行，人人都晓得。”

“朱脑壳”这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因为朱祯卿而渡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而朱祯卿本人对这个外号十分自豪，因为他知道，这是重庆人民对他最亲切的爱。

父爱如山  守护无言

在爱事业，爱病人之外，朱祯卿最爱的是他的家人。他曾说：“但凡世上，爱有多深，痛就有多烈！”

刚到重庆时，由于住宿条件十分简陋，朱祯卿一家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三个孩子只能并排横睡在一张床上。要知道，来重庆前，他们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住着三层洋房。然而为了建设重医，他们努力克服了这巨大的环境落差。不久，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一家人连温饱也成了问题，生活异常艰苦。

当时朱祯卿的三个孩子尚年幼，他心痛孩子们挨饿，用掉所有的工资，托上海的朋友高价购来猪肉罐头给孩子们补充营养。多年后他依然说：“看到孩子们有吃的，心头别提多愉快！” 

1977年高考改革后，孩子们上大学前朱祯卿一家人在重医校园中合影

朱祯卿和林琦不仅关怀孩子们身体，更注重其教育。他最心痛的是三个子女在“文革”中都遇到了停课，赶上了“上山下乡”。在他看来下乡当知青身体劳累事小，但无法读书却会毁了一生。眼看着还不十分懂事的三个孩子都在农村遥遥无期地当知青，他心如刀绞、欲哭无泪，只能想尽办法给孩子创造学习条件。当时，一有边远地方要会诊或者带教学实习，他都主动要求去，完全不顾道路的崎岖与危险。

那时西南边远山区道路塌方、汽车翻下深崖的事时有发生，朱祯卿于是在自己的衣服口袋中藏了一封请求信，信上写着一旦他出了车祸殉职，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把他的子女推荐上医学院，接他的班。他这是想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子女的前程！后来有人问他难道真的不怕翻车出事吗？他笑答：“竭力抢救病人是医生的本份，是尽职；万一出车祸‘殉职’，也能给孩子创造上大学的机会，这对子女是尽责。”如此如山父爱，怎能不令人动容！

命运总是无常。朱祯卿一生治病救人无数，然而他最遗憾，也最痛心的是没能医治好他最心爱的女儿。他的小女儿朱以林美丽聪慧，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1983年，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朱以林因一次车祸而高位截瘫。

朱祯卿、林琦和女儿朱以林

当时已届退休年龄的朱祯卿和林琦匆匆办理了离职手续，依依不舍离开了倾尽心血的岗位，赶赴美国照顾受伤的女儿。在朱祯卿和林琦的悉心呵护下，高位截瘫的女儿很少有并发症，并且继续完成了学业，奇迹般获得生物化学和生物统计两个硕士学位，后来还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全日工作。朱祯卿常对女儿轻言细语讲：“妈妈就是你的手，爸爸就是你的腿，我们三位一体，永不分离”。为此，他在67岁高龄去学习驾驶可运载残疾人的大旅行车，并通过驾驶执照考试，做了女儿的“腿”。身边不少认识他们的人都感慨，朱以林真是朱祯卿和林琦创造的人间奇迹!

在美国照顾女儿之余，朱祯卿依然关注学术，与时俱进。由于在神经外科上的威望和声名，他受聘到休斯顿有名的Baylor医学院重操神经外科研究，担任神经外科研究室教授，重点研究癫痫的神经介质，为中国医学科学者赢得了极高声誉。当年在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的同事史玉泉教授和蒋大介教授也曾多次前往他在Baylor的实验室参观交流。2003年，朱祯卿以84高龄从Baylor医学院再次退休。

朱祯卿在美国Baylor医学院工作

让朱祯卿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两个爱子都成为了医生，并且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长子朱伟星，在南通医学院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分别在Wright State大学和Baylor医学院攻读临床免疫学和专科训练，在陆军总院的AFIP病理医学中心工作，创立血液病理实验室，任中心实验室主任，获得多项NIH科研资助和专利。次子朱伟曦，华西毕业后，考去北京协和医学院读研。后在梅奥诊所受心脏专科训练，成了心脏电生理界有名学者，弥补了朱祯卿年轻时没到梅奥诊所的一丝遗憾。朱伟曦还担任过Baylor医学院的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并兼任过美国太空中心的首席心脏咨询医生。受家人的影响，长孙朱明仁弃商从医，现为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希望成为一名像祖父一样优秀的外科医生。次孙朱明义，就读于马里兰大学牙学院。

身在国外的朱祯卿始终惦记着重医附一院神经外科的发展。1995年，他回国讲学，把西方神经外科医学的最新进展介绍给国内同行。每逢春节，科室总能收到朱祯卿寄来的新春贺卡，他还常常让儿子回国代为看望老同事和弟子们。朱伟曦还兼任了重庆医科大学的客座教授。几位他以前在重医的学生、住院医生和进修医生，包括李顺强、张清忠、左焕琮和李日辉等曾专程前往美国看望他，特别是左焕琮院长，先后去过四次，令他非常感动。

2015年春节，朱祯卿发给重医附一院科室的贺卡

在美国退休后，朱祯卿十分想念重庆，因为在那里，有他和爱人一起奋斗过的岁月，有他最宝贵的记忆。朱祯卿与爱人林琦一生相知相伴、相濡以沫，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从开创上医神经外科到西迁重庆艰难创业，再到远赴美国照顾女儿，林琦总是跟随着他的脚步，与他并肩携手，共渡难关。他说，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娶了林琦。在林琦面前，他就像一个风趣顽皮的孩子，总在笑眯眯的开玩笑。“一切听妈妈安排”是他的口头禅。朱祯卿90岁时，孩子们给他祝寿，希望他长命百岁。他听后反倒流下眼泪。他说：“我觉得心里很难过，因为只能再陪你妈妈十年了!” 朱祯卿常说，呵护孩子、守护妻子就是他最大的责任。

老年朱祯卿与林琦

“爱是恒久，爱是等待”。对他的所爱，他始终守望。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把唐文渊收集的那本神经外科论文集放在坐椅旁边，时时翻开来看看。他相信他参与建立、视为自己子女般珍惜的重医，一定会不断进步发展，再创佳绩；他内心所系的祖国和人民也一定会愈加繁荣昌盛，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

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朱祯卿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度过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2018年4月11日，99岁的朱祯卿因病医治无效在美国逝世。他一生中对医学执着追求、对世事豁达坦然、对家人守望呵护。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令人感佩的一生。他开创上医和重医神经外科事业的壮举将彪炳史册；他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将长留人间；他曾倾囊相授、付出心血的后辈们将永远记得他。

丰碑无语，行者无言。中国神经外科事业从开创到发展，再到新一代的传承，朱祯卿教授功不可没！百年以后还有百年，无论岁月的长河流向何方，在时间的碑林中，“朱脑壳”——这朴实而鲜活的三个字，将长留人们心中。

本文图片由朱伟曦提供

本文部分文字综合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1. 《溯江而上 一路高歌》，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2. 《“朱脑壳”的神奇传说——神经外科专家朱祯卿重医创业纪实》，阿蛮，2017年

3. 《神奇的“朱脑壳” —— 缅怀一代大师朱祯卿教授》，王纲，2018年

4. 《风雨兼程六十年 —— 重医一院神经外科发展简史》，重医大附一院神经外科官微，2016年

5. 《六十载砥砺传承 五代人匠心筑梦》，何朝晖，2018年

6.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志》（1957-2017），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编辑：宗华月

排版：黄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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