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推荐：我的批评话语分析经历 ——辛斌教授访谈录

本文原文刊载于《话语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总第五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感谢《话语研究论丛》编辑部授权刊载此文。

我的批评话语分析经历

——辛斌教授访谈录

   编者按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辛斌教授是在我国较早进行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学者，也是这个领域的领军学者。辛斌教授的著述颇丰，对此广大读者都比较熟知。但是，辛斌教授是如何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批评语言学的？他在英国的导师Widdowson对批评话语分析颇有微词，而辛斌教授又是如何坚持做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他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独特理解是什么？对年轻学者又有那些期待？对于这些问题，读者也同样地感兴趣。为此，《话语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辛斌教授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曙光教授就以上问题对辛斌教授进行了采访。相信辛斌教授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经历对广大读者会有启发意义。

问：您的研究重点是在什么时候转向批评话语分析的？是什么因素促使您的学术研究中心发生了改变？

答：我对“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CL）和“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的兴趣始自1994年，当时我在英国的Essex大学攻读英语教学硕士学位（MA in ELT)。Henry G. Widdowson当时是该校的客座教授，我有幸获得他的同意做我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他给我们开过两门课，其中之一是Language, Culture and Ideology。正是在为这门课撰写“学期论文”(term paper)的过程中我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一个人的学术选择或追求与其成长背景和个人性格尤其是兴趣密切相关。绝大多数儿童喜欢听故事和读故事，我也不例外，这种兴趣到了大学就变成了对英语文学作品的喜爱并对文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作品欣赏水平读了一本书，叫做“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虽然由于初次接触语言学而读得很吃力，但这本书使我感受到了语言学的魅力和其对文学作品欣赏的价值。我在读研之前做了4年多大学外语教师，读研期间接触到了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觉得其语言观和语言分析理论对外语教学和话语分析很有帮助。批评话语分析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来源，并深受传统文体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我最终喜欢上批评话语分析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促使我走上批评话语分析之路的另一因素是当时自己的一种感觉，即中国正在加速现代化，而越是现代化的社会越重视反思和对话，就越需要批评科学。

问：Widdowson教授对批评话语分析提出了许多质疑，您认为这些质疑最大的合理性是什么？这些质疑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吗？

答：我记得大约在2002年，当时我还在苏州大学工作，Widdowson教授把他从1995至2000年发表的批评或质疑批评话语分析的5篇文章一起邮寄给我，它们是：

•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5a, 4(3).

•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b, 16(4).

• Reply to Faircla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96, 5 (1).

•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pplied Linguistics 1998, 19(1).

• On the limitations of linguistics applied. Applied Linguistics 2000, 21(1).

      我认真拜读了老师的文章并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成一篇文章：“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外国语，2004/5）。我觉得Widdowson教授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CDA方兴未艾、迅速蔓延之际令人们冷静下来，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看待这一新的话语分析方法。他较早提出的一些批评和质疑引起了CDA学者的认真反思，例如：

     1）他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权威性和客观性提出挑战：“这是从特定视点做的有偏颇的阐释。说它偏颇有两层意思：首先，它带有意识形态倾向，有偏见；其次，它选择分析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爱的解释的那些特征。”(1995a：169) “但是我已经表明，对某一特定立场的坚持和对特定阐释的优先考虑实际上损害了CDA作为一种分析的有效性。”（同上：170）

     2）他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系统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其语篇分析往往零散、不全面、不完整，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如果把分析理解为在一个综合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描写，那么这些论证仅仅是解释，而不是分析。这些论证既带有偏见又支离破碎。”（1995b：513）

     我在“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的文章中一方面承认Widdowson教授和其他学者对CDA的一些质疑的合理性，值得CDA学者认真思考，另一方面我也认为CDA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其过程首先就是对语篇和话语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它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也是整个阐释学一直面临的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CDA的批评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在阐释学领域乃至全部人文科学中的根深蒂固。近现代的人文学者接受了一种自然科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意识，认为“只有在主体方面，采取一种中立的观察者姿态，在客体方面，把对象看作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领域，那种被理解为历史性学科的人文科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者被要求以无偏见的头脑来思考无边的历史领域，以寻找客观的事实。”（布尔，引自何卫平，2001：56）。批评话语分析者一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客观主义倾向，认为理解和阐释完全排除阐释者自身的历史性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主要观点之一（见伽达默尔，1999）。

问：您主持完成过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目前又正在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的研究。是什么因素促使您选择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这三个项目彼此的联系是什么？

答：我这三个项目的题目是“英汉报纸新闻互文性的比较研究”（2004-2007；批准号：04BYY040），“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语篇和语用功能比较研究”（2011-2014；批准号：11BYY116），“中美关系危机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比较研究”（2016-2019， 批准号：16AYY021）。从这些题目看，我研究的语言现象始终是语篇或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语料主要是汉英新闻话语，主要方法是汉英对比。当时这样选题和设计课题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语篇的互文性和对话性，自己对这方面比较熟悉，其次是我觉得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课题最好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或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随着世界的日益多极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的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越来越呈现出互联互通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使用上就是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项目的选题主要出于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关注和兴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理好中美两国关系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国家利益，而且攸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外交在很大意义上意味着寻求利益结合点或化解分歧的谈判协商，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介在阐释和传播官方话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国际关系日益走向多极化和民主化，国际舆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发重要，而通过对话来了解与引导国际舆论是我国官方话语、外交话语和新闻话语的重要功能与责任。为此，无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新闻话语都需要考虑如何提高自身话语的对话性，如何以国际受众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因此，深入考察对比中美关系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相互学习，扬长避短，提高中国话语在西方的传播效果，这些对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您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是这个领域的领军学者。您能否回顾一下批评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谈一下学者当下关注的课题，对它在我国的发展作一研判和展望?

答：领军学者不敢当。从成果发表的时间看，我国的批评话语分析应该起始于陈中竺1995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批评语言学述评”，当时她还是申丹教授指导的硕士生。我于1996年在《现代外语》上发表了论文“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在国内算是比较早的吧，只不过陈中竺在硕士毕业后离开了学术圈，而我一直在高校工作，所以就坚持了下来。至于批评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发表过相关的综述文章，我拜读过的当中就有支永碧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新动态”（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3)、武建国和陈聪颖的“2015年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综述”（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3）、焦俊峰的“国内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调查”（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胡燕和孙咏梅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特点及发展趋势”（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等等；我自己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例如“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4）。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回顾和总结了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很全面也很客观，我不想赘述。从当下的趋势看，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或超学科特点愈加突出，主要体现在1）批评话语分析在不断吸收和融汇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充实自己和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例如认知科学和语料库方法；2）批评话语分析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应用范围，触角伸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各种社会问题；3）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开始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自己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像批评社会学、批评语用学、批评应用语言学、批评文体学、批评认知语言学等这样一批新的学科或学科领域。

问：从您的很多文章看，“互文性”和“对话性”是您这些年研究的重点，为什么？您能否谈谈互文性的研究方法？

答：从物质生活到思想文化，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互联互通的，只不过随着现代社会交通运输手段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互联互通也更为便捷和有效。所以我们应该像巴赫金那样把对‘互文’和‘对话’的理解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其视为人类生活和生存的根本方式和状态。具体到话语分析，互文性这个概念的提出对话语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使我们能够在某一语篇或话语与其它语篇或话语的相互关系中来分析和评价当下语篇或话语的各种结构成分的功能以及整个话语的意义和价值。巴赫金强调“任何语篇都是由引语拼凑而成，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语篇的吸收和改造”（Bakhtin，in Kristeva，1986：37）。克里斯蒂娃也指出，一个语篇是对“一些语篇的重新排列，是一种互文组合：在一个语篇的篇幅内，来自其它语篇的言论相互交叉和中和”(同上：36)。克里斯蒂娃使用“互文性”这个词，就是要表达语篇生成过程中相互交叉的各种语料的这种复杂和异质的（heterogeneous）特性。她所强调的是语篇重新组合或转换的内部过程，在此过程中来自其它语篇的语料按其功能被结合成一个新的有意义的语篇。

      关于互文性研究的目的、原则和方法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包括“体裁互文性的社会语用学分析”（外语学刊，2002/2），“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1），“语篇互文性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修辞学，2010/3）。这里我只想提两点：

       1）人们经常把互文性几乎作为对话性的同义词来使用。“互文性”和“对话性”这两个概念的确可被视为一对孪生体，其实，前者正是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介绍给西方文论界时提出来的。直到今天，每当人们讨论语篇的互文性时，其对话性也会成为当然的话题，而当人们在讨论语篇对话性时，其采取的往往就是互文性的视角。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区别这两个概念。简言之，巴赫金强调语言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关注话语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对说话主体及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塑造功能，因此“对话性”强调的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克里斯蒂娃深受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互文性”强调的是突破语篇边界的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在具体的话语分析中，我们可以同时从语篇的自主性与人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两个视角来揭示话语的性质与特征。

       2）互文性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互文性并不表示一种稳定的界限分明的关系，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语篇可能建构出不同的互文关系。其次，根据克里斯蒂娃的理解，互文性不一定局限于各种表义系统在特定语篇中的表现形式，它是指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语篇实现形式，因而互文性分析处于两难的境地，正如Culler（1981：109）指出的，它“ 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语篇空间，是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是，当人们把它的范围缩小以使之更加有用时，他们或者陷于传统的实证主义的语源研究（source study)，或者只是为了释义方便而把以前的相关语篇一一列举出来。”换言之，互文性这个概念，唯其具有具体清楚的所指才是可以操作的，但是缩小它的所指范围也就削弱了其描写整个语篇的互文关系网络的能力。我比较赞成Frow（1986）提出的互文性研究的目的和原则，即研究互文性的目的不是辨别某个语篇所涉及的那些具体的语篇，“关键的是，能否建构出该语篇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标准结构（canonical structures）。具体的互文关系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它们本身从来也不是目的”(p.157)。互文材料很少只是被简单地嵌入某一语篇，而是根据该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被重新加以利用。因此互文性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考察互文材料在特定语篇和语境中的语义和语用功能以及它们的结合方式与和谐程度。 

问：您能否对年轻学者从事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一些学术上的建议？

答：首先，年轻学者必须牢记，批评话语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社会问题，因此它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研究，它“1）不能单纯描述语言结构，而应从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解释话语结构；2）应主要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3）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来分析批判社会问题”（van Dijk，2001：96），这对分析者自身的知识和阅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我建议批评话语分析者应该从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背景和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到非常具体的某个领域中的社会问题上。其次，批评话语分析是在当代西方人文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反唯科学主义和反唯理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认为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进行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是有立场的，用van Dijk的话就是“批评话语分析是有偏见的并因此而自豪”（同上）。最后，虽然批评话语分析反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客观主义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或者将会走向虚无主义或者德里达式的极端相对主义。我们的语篇或话语分析至少应该符合以下三个要求：1）对语篇中一种语言结构或层面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需要得到对其它相关结构或层面的分析结果的支持或者验证；2）分析者解读和阐释的依据以及做出结论的途径必须清晰透明，以便他人能以同样的方法进行核实；3）分析者必须明白，自己的分析结果或结论，其有效性是开放的和可变的，而不是绝对的，即这种有效性可能随语境的改变或信息的增加而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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