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国城市中出现了一种新空间——众创空间。如今创业热潮退却，共享经济来袭，“众创空间”逐渐变成了一种新的办公形态——联合办公空间。本系列走访了上海三个不同形态、不同背景和不同阶段的“众创空间”：新车间、WeWork、墨迩空间。
本篇将介绍靠空间营造者一己之力艰难运营的墨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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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空间营造者一己之力艰难运营的墨迩空间。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卢袁炯/ 帆拍工作室(03:59)
在鼓励创业的政策倡导下，“创客空间”、“联合办公”、“孵化器”等各类名号的创业场所快速成长。在2015年6月，上海正式设置了“众创空间”这一企业类别。这既给了相关企业一个正式的“身份证”，同时又使得“众创空间”在房屋出租与业务办理等方面有了专门的渠道。
与这种先有制度身份后被社会接纳的模式不同，美国最初的“众创空间”被人所熟知，是因为这类空间创始人能以一己之力开创商业类型。正如“创客之父”米奇·奥特曼（Mitch Altman）开创了最早的创客空间Noise Bridge, 麻省理工教授尼尔·哥申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创办了科技创业空间fablabs。这些例子也在提醒城市治理者，当希望“众创空间”能够带来大量创业时，首先不能忽视这一空间的营造者。本文将通过墨迩空间（more space）的案例，从营造者的角度来探查一个“众创空间”从无到有的过程。
主理人
“墨迩空间”的池勉更愿意用“主理人”来称呼自己。这一日系风格不卑不亢的称谓，似乎能够部分消解掉创业过程中的隐形负担。
“本来就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建打理的，要是非给自己安一个CEO这样的名头就太装了，没必要。”
池勉曾在大学外事部门工作，与国际企业对接的经历使她了解到联合办公将是以后的发展方向。后来，池勉接触了国内首家联合办公空间——2009年成立于上海的“新单位”。虽然，池勉曾打误撞进入一家财经类公关公司，终究因为不是志趣所在而辞职。最终，她在2014年开始做众创空间，其父亲作为天使投资人进行了第一笔投资。2015年开始，潘石屹和毛大庆等资本巨擘的高调进入，更使她坚信了自己的判断。
国内最早的联合办公空间“新单位”，图片来源： http://www.fashiontrenddigest.com/
“上大学时，一位老师曾在课堂让我们自问在社会上最根本的位置。我写的就是‘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是受企业家父亲的影响。我确实觉得自己有将人聚集起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不是去找工作，而是提供机会让创造者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天赋。”
中国的“众创空间”以资本自上而下的垂直投入、快速扩张的模式为主。就像毛大庆的优客工场开创两年就有数十亿估值，扩张到20个城市，78家门店。与之相比，池勉这样投入serious money（真金白银）精耕一个场地的独立营造显得十分另类。对她而言，去建造这个空间不只是一门生意，更像是一个探求的过程。整个空间建造和运营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池勉一人亲力亲为。从找场地，找设计师，监督装修施工，到后来的修管道等等，事无巨细，都需要“主理人”投入巨大的能量来解决。
“当空间最终建好，终于可以招租的那一天，我甚至都没有做开业典礼。只记得当时远在新加坡的闺蜜跟我说她生了个孩子。我看着这个完成的空间，想，这就是我的孩子。”
施工中的墨迩空间。卢袁炯 图
创意大院
墨迩空间所在的“创意大院”位于龙华，清朝时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枪炮局，民国时期成为国民革命军淞沪司令部，1949年后一直是军工企业基地，2005年起由徐汇区政府与圣博华康（sunpower）共同开发为创意园区。同一空间在不同时期的转变，也恰恰与每个时代的主题相暗合。
池勉选择这个创意大院最直接的原因是“绿色”。天气好时，位于四至五楼的墨迩空间窗外都是阳光和绿叶。这种对于自然质感的追求也渗透在空间的设计中。设计师邓绵是池勉的好友，曾在纽约的联合办公空间内工作。她们认为，大量使用自然光是这个空间设计的重要理念。四楼的办公区内，10多个办公隔间几乎都用各类玻璃隔成透明方块，既有阳光的透射，也有目光的透射。五楼的天台被布置成花园，有一米菜园以及各类花花草草。室内是公共空间，有各种设计类图书以及懒人沙发供人休憩交流。
墨迩空间五楼天台的活动。卢袁炯 图
预设的空间分区虽然精心，但却并不一定满足工作者的需要。好在主理人从善如流，同样能享受对空间再改造的过程。原本为了自然光而做的全玻璃通透设计，给不爱被围观的工作者带来了困扰。池勉索性发起了“斗图大赛”，发动每个工作室的创客在玻璃门上贴上个性图像。这样既彰显了风格，也使得工作间在半透明中保留了一定的私密性。五楼的天台原本荒芜，然而由于曾经有“暖澡堂自然研究所”的入住，天台终于变成绿意盎然的花园。
个体营造的众创空间，其个性也是最鲜明的。然而一个空间的特质不只是来自主理人的预先想象，更来源于和创客们共同生长的过程。
空间使用者对于透明空间的改造。孙哲 图
化学反应
招租是众创空间的命脉，然而池勉已看出，以自己空间的规模靠租金是永远难以盈利的。墨迩空间的总面积为500平米左右，一半工位租给了一家媒体公司，而另一半工位则分散给10个左右个体（1-2人）的工作室。每一个客户的入驻，都是池勉长期沟通的结果。
“众创空间是有一个行情价的，不可能依据我们的成本来定价。靠租金永远难以盈利。所以其实我还是蛮挑人的，不只是看租金价格，而是想要找到真正适合空间的客户。我希望那种彼此能产生chemistry的人聚在一起。”
“化学反应”（chemistry）是池勉谈到客户标准时最多提及的词。这个通常用来描述爱情的表达，难以说清却至关重要。具体的情景或许更加直观：笔者第一次采访时正遇到Sufubi玩具展在墨迩空间五楼的公共区域举行。这一不被大众所知的SSF（Sofubi Shanghai Festival）上海潮玩小怪兽展，来自日本的胶泥玩具和艺术家们吸引上海诸多玩家一早从楼顶排队到楼下。人们三五成群，窃窃私语而又兴奋的交谈。这种同好聚集的氛围，或许就是chemistry一种。
排队等待SSF展开幕的玩家。冯婧 图
“chemistry”来源于主理人对创客的挖掘和筛选。入驻墨迩空间的工作室涉及到影音、皮具、室内装修、工艺品设计等等诸多方面，彼此不同而有气味相投，而这些相通都或多或少都与池勉的个性有关。这些入驻的客户中，艺术家滚滚最为典型。池勉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滚滚，并被她的作品打动。而后，池勉邀请滚滚以“技能交换”的方式驻留墨迩空间：
“我一来到滚滚的家就惊到了。一间一室户装满了她所有的材料、作品，还有睡觉的床，密度太大了。这样的艺术家需要专门的创作空间，而当时我这边刚好还有空出的空间，我就想到要用技能交换的方式邀请滚滚来做‘艺术家驻留’。”
滚滚确实如催化剂。在墨迩空间与意大利复古电器Smeg的合作中，滚滚以Smeg冰箱为基础创作的“么么”，让冰箱产生了灵性和情感，并与整个空间产生了互动效应，这种感知力是外来者难以获得的，更不是钱可以简单衡量和购买的。在这个意义上，“技能交换”的方式给空间带来了远超过房租的价值。
滚滚的工作空间。冯婧 图
不止如此，滚滚特有的跨界创作方式，也将各个工作室有意无意地串联在一起：其创作特点是将各种材质和形式的物料加以混合，由此皮具、石料、影音互动等都能融入作品之中，这种方式源于她从各个工作室中得到启发和帮助：
“同龄的年轻艺术家一般就只能租个小房子，在自己的房子里创作。这种生活状态是隔离的，交流也很有限。在墨迩空间里面就有很多跟不同人打交道的机会，包括认知各种不同的材质和方法，启发还是蛮大的。像旁边做皮具的姐姐教会我很多关于皮具的做法，这样我也会尝试更多不同的材质。”
“化学反应”是一个精细调配的过程，同时也是结果未知的实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工作室带来了活力，而企业级的客户则是基础。目前墨迩空间的工位已完全租出，其中一半工位为一家媒体公司。这一结果让主理人池勉心中有了定力，不会望着空房间发慌。然而真正的瓶颈却正在其中：“目前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状态，我基本上所有的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在这里，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但我还是不能确定最终会怎样。”
墨迩空间的室内活动。卢袁炯 图
这一感慨虽然伤感，但却凸显了“墨迩空间”里真正的核心是“人”，有一种类别（genre）化的精神。正如“独立电影”、“独立游戏”、“独立书店”所遇到情节：创始人倾其所有而创造的作品往往难以马上被市场认可，当作品本身成为目的，其超越工业产品的特有价值也许会在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
在这个意义上，墨迩空间也可以被视为“众创空间”中的独立品牌。在资本化和工业化大力推动的“众创空间”热潮中，一座城市还应该有以“主理人”为主导的空间营造。正如给墨迩空间带来催化作用的艺术家滚滚，恰恰是以“技能交换”而非“招租”的方式被偶然发现的。真正的创新并非单纯地来自市场或政策，而是在“化学反应”的某个瞬间，怦然产生。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博士后、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