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年第4期目录
本期目录
前沿研究
5G规模化商用的障碍和关键: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的研究贺俊 陶思宇 江鸿·3·
突发公共事件与经济发展
陈素梅 李钢·11·
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易制度变迁与网购农产品消费促进——兼论新冠肺炎疫情对生鲜电商发展的影响
王可山 郝裕 秦如月·21·宏观经济
制度约束、激励政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刘穷志 张莉莎·32·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王运陈 左年政 谢璇·49·产业经济
生产要素理论新论——兼论数据要素的共性和特性于立 王建林·62·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来源国劣势研究——基于组织身份视角杨勃 齐欣 张宁宁·74·
公共管理
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差距——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
杨灿 王辉·88·风险投资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创新效应——“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何涌 王秀·102·企业管理
人力资源归因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心理契约的中介作用张敏 赵李晶 赵曙明·120·“张弛有度”方创新有力——教练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双调节模型
宋孜宇 高中华·132·内容提要
5G规模化商用的障碍和关键: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的研究
贺俊 陶思宇 江鸿
5G是中国在全球形成系统级技术优势的少数领域之一。但中国能否在大规模商用的基础上成为5G应用的全球领先市场,从而实现由5G技术强国向5G产业强国的跃迁,这当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结构化的问卷调查,对影响5G规模化商用的主要障碍、消费者对5G及下游应用的认知、早期市场和领先用户等中国5G规模化商用中的关键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发现:价格因素并不是制约5G和下游应用规模化商用的主要障碍,消费者更关注5G新产品或服务能否提供颠覆性的功能;技术成熟度高、商业模式清晰的下游应用场景缺乏是制约中国5G规模化商用的瓶颈;智能家居、车联网、远程医疗等2C端的应用领域可能成为中国5G的早期市场;男性用户、年轻用户和高收入用户更可能成为5G市场的领先用户和早期采用者。本文的研究对中国企业和政府推动5G技术商业化和5G生态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评估与财政支出对策
陈素梅 李钢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及时预判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经济损失,是制定有效疫情应急配套政策中一项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课题。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的视角,通过CGE模型量化评估了该疫情对宏观经济系统和各行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此次疫情对中国2020年企业生产、投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居民福利等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有效控制疫情的时间节点从2020年3月底延长到2020年6月底,全年实际GDP损失要大约多出12 000亿元,实际出口损失将大约多出2 000亿元;分行业来看,除卫生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产出均会受损,其中,娱乐业、住宿餐饮业、农业等行业损失最为严重;为对冲上述实际GDP损失,政府在农业、其他服务业和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效率较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争取最短时间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减税和跨区域联动生产机制鼓励企业尽早尽快满足国外需求、注重疏通农业和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并尽快弥补用工缺口、开展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业高质量发展、交易制度变迁与网购农产品消费促进——兼论新冠肺炎疫情对生鲜电商发展的影响
王可山 郝裕 秦如月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交易制度的日益完善,对解决农产品供需失衡、流通不畅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使生鲜电商的产业特征和社会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也使网购农产品消费得到进一步提振。研究结果表明,网购农产品消费揭示了农业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特征;尽管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抗击疫情过程中也暴露出生鲜电商的一些短板和不足,但是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疫情驱动交易制度完善下,网购农产品消费将更加注重安全、品质和标准化,更加依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融合发展,更加需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更加突出与冷链物流紧密结合。未来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需求导向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等措施,进一步推动生鲜电商发展和网购农产品消费。
制度约束、激励政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刘穷志 张莉莎
本文利用博弈矩阵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制度约束政策和鼓励激励政策对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在实证部分,以环保部门2010年和2015年颁布实施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场所,对制度约束政策和鼓励激励政策的效力展开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约束政策与鼓励激励政策能够分别从强制性约束和自愿性激励的角度刺激企业积极披露环境信息,行政(市场准入)处罚和物质补助是刺激企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有效方法。
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
王运陈 左年政 谢璇
本文以“三层次-两维度”为框架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公有资本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以2008—2017年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发现:(1)引入非公有资本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2)外资产权和金融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3)进一步分析“混多少”的问题发现,外资资本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产权方面应优先考虑混合外资资本,在投资者类型上优先考虑金融机构投资者,但也要做到一企一策,理解混合资本的作用机理,把握好改革的力度以充分发挥其优势。
生产要素理论新论——兼论数据要素的共性和特性
于立 王建林
新经济下的生产要素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数据已然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以往的经济学对此讨论不多,且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本文从生产要素理论入手,重新界定包括数字要素的生产要素基本概念,总结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规律,分析生产要素贡献评价中的难题与误区,最后讨论数据要素的特点及相关政策问题。本文的主旨是针对生产要素理论面临的新问题,尝试给出新的理论解释,及时推动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的来源国劣势研究——基于组织身份视角
杨勃 齐欣 张宁宁
来源国劣势是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严峻挑战,但当前学术界对其如何克服来源国劣势缺乏理解。本文基于组织身份与意义给赋理论,采用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方法归纳来源国劣势的形成机制及其克服机制。研究发现: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面临的来源国劣势主要由组织身份误解引起;新兴市场跨国企业通过组织身份意义给赋机制克服来源国劣势,目的是弱化来源国对其组织身份的负面印记,消除身份误解;组织身份意义给赋包括“话语”机制和“信号显示”机制,两种机制相互补充、持续厚化。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来源国劣势、新兴市场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意义给赋相关理论,也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逆全球化”双重叠加背景下克服来源国劣势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差距——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
杨灿 王辉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6年面板数据分别进行OB分解和FFL分解,从禀赋效应和回报效应两个方面探讨社会网络对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影响。结果表明,2010年和2016年家庭净财产差异主要是由回报差异造成,且回报差异在总体上是显著的;2016年社会网络对各分位点上的家庭财产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与家庭财产水平呈U型变化。另外,采用夏普利值分解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率发现,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差距的贡献度不断扩大,由2010年的0.66%上升到2016年的1.18%。
风险投资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创新效应——“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何涌 王秀
在中国实现“创新大国”转向“创新强国”的政策背景下,增强企业创新需要政府和风险资本市场的积极支持。本文采取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以2009—2016年中国55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数量在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异质性对政府补贴创新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风险投资的参与会减弱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是“画蛇添足”的行为;国有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能显著增强政府补贴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是“锦上添花”的行为。本文拓展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相关文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性认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政府补贴的创新效应,充分发挥风险资本市场的积极效应,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驱动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力资源归因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心理契约的中介作用
张敏 赵李晶 赵曙明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会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但关于员工不同的人力资源归因方式如何影响员工的建言行为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依据心理契约理论,探讨人力资源归因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对642份配对样本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幸福感型人力资源归因对建言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绩效型人力资源归因对建言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和交易型心理契约在幸福感型人力资源归因与建言行为之间起双重中介作用;关系型心理契约和交易型心理契约在绩效型人力资源归因与建言行为之间起双重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人力资源归因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作用机制,这对提高组织管理效率,引导员工更多地为组织建言献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弛有度”方创新有力——教练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双调节模型
宋孜宇 高中华
本文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社会交换理论探讨工作投入在教练型领导激发员工创新行为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机制,依据自我损耗理论分析当前职场中普遍存在的午间工作活动发挥的调节作用机制,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析建设性变革责任感的调节效应,从而构建一个双调节模型。通过对来自中国多个相对发达地区科技型企业的504份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练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会产生积极影响,其内在作用机制部分来自工作投入的中介效应,午间工作活动对这一中介效应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午间工作活动的调节效应强度大于建设性变革责任感。研究结论表明,“张弛有度”的管理策略更有利于教练型领导的创新激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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