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郑重阳｜关于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思考

关于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思考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期

简介：朱民，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北京，100083；郑重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研究专员。

作者：朱民、郑重阳

内容提要

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复苏困难重重，民粹主义、反全球化逆流泛起，党中央此时提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决策具有重大的战略与历史意义。如何应对新挑战，需要搭建一个怎样的框架才能打通双循环？特别是在数字化大潮下如何作为？本文认为，应当在畅通要素循环的“一线”，聚焦高科技与高质量消费“两大制高点”的框架下，依托数字化大潮催生新发展动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延伸至双循环的每一个节点，助力技术替代，攻克“卡脖子”的堵点，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消费需求，为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

疫情 经济复苏 技术创新 高质量消费 数字经济 改革开放

一、问题提出

一场百年难遇的疫情正在全球肆掠，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前疫情时代正在重塑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因素，在疫情的催化下被迅速放大、凸显，百年疫情与百年变局正发生着惊人的历史交汇。对于大变局，中国必然要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参与、适应、促成国际新体系的形成。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目前的国际变局，理顺后疫情时代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使中国这艘巨轮在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行稳致远，最终到达两个百年目标的彼岸。这些问题背后充满了各种机遇与挑战，需要深入思考。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首次提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部署，其影响深远、涉及广泛，具有重大的战略、历史性意义。“双循环”是中央基于国际发展长期趋势、国内新发展阶段进行的顶层设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综合性与系统性，涉及面、影响面宽广，需要在创新驱动、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共治共享等各方面做到方向一致、重点突出、步调协同、有序推进，从不同行业、视角出发抓住“双循环”的关键点、对接点，搭建出市场、政府、社会、个人之间激励相容的双循环大框架。

当前，市场、政府、学界等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于双循环的认识与理解，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诸如立足内需、收入分配、公共服务、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扩大开放等，但如何理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塑造重点突出、覆盖全面、可操作性强的框架还有很多尚需回答的问题。譬如中国的经常账户已从2007—2008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降低到2018年1%以下，已是国内需求为主，又该如何进一步有效扩大内需；居民消费同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相连，但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空间已受到制约；国内需求已经迈入了高质量阶段，但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依然存在不少技术、品牌受制于人的地方；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发展动能转换，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化、市场化之间的协同性问题尚未有效解决；扩大对外开放引入外部优质要素补短板，但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等逆流沉疴泛起，国家的安全性、独立性如何处置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些双循环的变量环环相扣，大循环里面是子循环，子循环里面又嵌套了小循环、微循环，高度的复杂性、系统性要求必须回到如何理解中国的新发展阶段，如何理解新机遇、新挑战，最终需要搭建一个怎样的框架才能打通双循环，特别是在数字化大潮下如何作为，由旧阶段顺利过渡到新阶段。这些正是本文思考并致力解答的问题。

   二、“双循环”的重大意义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发展采取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循环方式，是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今天的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下则要求立足于国内需求，其决策背后是重大的内外部环境变化、长期性趋势累积以及客观规律的作用，体现了中央决策所具有的重大战略与历史意义。双循环决策将国内国际新旧格局替换、新格局未来的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是全面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通路。 

（一）“双循环”是应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战略决策

新发展格局的“新”最重要一方面是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两大方面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将初露端倪的长期发展趋势迅速凸显了出来，需要战略性的抉择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重大风险与挑战。

1.疫情危机下的外需长期疲弱，国际大循环不确定性倍增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单日新增确诊人数在2020年下半年更是屡创新高。截至2020年12月13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达7 267万，连续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0万例。疫情已经从“长尾”和“肥尾”迅速转变为第二波疫情“高台”。各国一度放松的管制措施再次严格，在复工、抗疫并存的“新常态”中艰难地寻找新的平衡。疫情期间国际金融市场对疫情的反应最为敏感、激烈，利差区间一度迅速放大，市场流动性风险骤然上升，美股下跌幅度超过了大萧条时期。尽管在各国央行及时、超常规、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干预下，市场的流动性风险迅速得到缓释，股票指数实现了强劲反弹。但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已被锁定在零利率、负利率区间(见图1a)，这些国家央行开始承担信用风险，从“最后贷款人”变成了“最后做市商”。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背离达到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

为了降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各国实施了规模空前的财政救助计划，几乎倾尽了政策空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短期内上涨了10~20个百分点（见图1b），已无力再为更多的市场主体、失业人员提供有效的支撑。更为严峻的是，政府的救助、刺激对居民消费的提振有限，美国、欧洲居民存储率创了新高(见图2)，疫后的消费恢复将步履蹒跚。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航空、酒店和旅游业在5年后才恢复到事件前的峰值；2003年中国“非典”过后，当年消费增长为7.35%，低于上一年的8.06%。为控制疫情停工停产，停工停产影响下，国际产业链上下游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停工超过6个月将导致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破产，而重启、重建国际产业链异常费时费力，私人投资的恢复则更加缓慢。国际商会(ICC，2020）估计当国际商品市场需求恢复至疫前水平时，贸易金融市场需要至少1.9万亿~5万亿美元的融资才能实现全球经济的V型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在10月对全球经济最新的展望中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4%，2021年增长率将反弹至5.2%，较2020年6月的预测分别调整了0.8个百分点和-0.2个百分点，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从深度衰退中恢复，但同时指出这是一条“漫长的攀行之路”，且极易出现倒退。世界贸易组织(WTO，2020)对全球商品贸易在乐观场景下的最新预测为下滑9.2%，高于2020年4月预测值3.7个百分点，但对于2021年的预测却十分悲观，增幅仅为7.2%，远低于之前21.3%的预测。桥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2020）发布的报告甚至认为全球因疫情封锁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冲击家庭、企业、央行和政府资产负债表，预计全球经济的损失将达20万亿元美元，占全球GDP的23%。可见，全球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将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通胀的预期很难超过1%，全球步入了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的“日本式衰退”。全球经济已从流动性危机/信心危机的第一阶段步入了第二阶段，即偿付危机阶段，但受疫情二次爆发的影响，恢复与畅通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却很难在抗疫和经济复苏之间掌握好平衡。若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与人员失业，全球经济衰退滑向大萧条的风险和可能性都将急剧增加。在当前缺少足够的宏观政策托底、提振的条件下，留待终端消费市场的自我恢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未来5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都将处于低增长区间，短期内实现世界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国际大循环的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倍增。

2.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泛滥，全球政治生态恶化

在席卷全球的疫情严重冲击下，民生、种族歧视、文化冲突、意识形态对抗等问题迅速凸显。一些国家用“甩锅”的方式转移国内矛盾，将疫情民粹化、政治化，逃避应对疫情不力、传染率与致死率高企的责任，致使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泛滥，掀起了一股反全球化逆流。

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状况严重恶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出现了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持续加剧的趋势（见图3），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前1%的个人收入份额由1975年的11.1%迅速上升至2016年的20.5%，而个人财富份额由1975年的22.7%上升至2016年的36.6%。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下无疑会迅速放大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20—2021年发达经济体的GDP累计增长预计为零，零增长或低增长将使更多的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加困难的就业与收入问题，也将招致更加激烈的社会阶层冲突和矛盾。

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中，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断崖式下跌后，通过早、准、稳的抗疫与宏观政策组合拳，在第二季度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V型反转。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2020年GDP正增长的国家，而欧美再度恶化的疫情无疑会延缓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步伐，使中国同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无疑会成为国际反多边主义、反全球化逆流攻击、“甩锅”的对象，反全球化使国际政治生态继续恶化。世界银行（World Bank，2020）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GVC（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已放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扩张，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贸易改革的步伐放缓，甚至出现逆转，说明国际大循环的政治环境也已经发生变化。

（二）实现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牢固基础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意味着中国将从人均1万美元GDP的基础上开始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走向人均1.25万美元GDP以上的高收入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中国寻找高质量发展的新主导力量。这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下顺势而为，立足自身的超大国内市场，推动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应对外部风险与挑战。

1.国内循环为主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必经路径 

立足国内需求、以内循环为主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走向高收入阶段、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图4a中，人均GDP与最终消费率之间常常具有十分典型的U型关系。美、英、法、德、日、韩等发达国家在不变价PPP（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人均GDP达到1万~1.5万美元时，最终消费率出现了逐步稳定回升的趋势。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在投资、出口“两架马车”主导下经历了更大幅度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但在达到1万美元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出现了较为迅速的触底反弹。按照世界银行2019年高收入经济体的标准，换算成2011年PPP（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GDP 2万美元以上。这意味着中国在走向高收入阶段、步入更高收入的过程中也将更加依赖于超大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

过去多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国际循环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但并未真正动摇经济内循环在满足国内终端消费需求上的主导地位。图4b中，各国最终消费中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在经历了较长时期下滑后却依然保持在70%以上，且下滑趋势在2008年前后开始减缓，大部分国家在2015年前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反转，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在满足国内最终消费中的主次关系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对于后疫情时代疲软的外部需求与日益增长的超大国内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内循环的主导地位无疑会更加凸显。

2.块状化、区域化的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紧密相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融入国际生产及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来看，中国很多行业与国际市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诸如电子信息、通信、电子元器件、视听设备、家用器具、鞋等诸多行业的进出口/增加值份额远超100%（见图5a），深刻反映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耦合。这说明任何国家或地区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只有加强合作与协同、优劣互补才能更便利、更有效率地实现合作共赢。

但是，国际循环中的商品、资本、产业、资金、信息和人员在整个地理空间范围内并未均匀分布。最为典型的现象是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半国际产业集群，即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集群、以中国为中心的泛亚洲与泛太平洋集群、以制造业萎缩的美国为中心，再加墨西哥、加拿大形成的半个北美洲集群。图5b中，尽管中国的需求对上游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国内，但中日韩三国之间具有相对更加紧密的产业关联，如建筑、电子信息、化工、金属等行业的中间与终端需求对日韩的相关产业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力，反映了市场在高效配置资源要素的过程中通过国际循环的块状化、区域化，将国内、国际循环联系成了共生共存的有机体。 

当前疫情肆虐全球，虽然中国最先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但在高度一体的全球体系中任何一国或地区都很难独善其身，国际供应链的上下游已经将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后疫情时代”，供应链安全、链条布局邻近性的要求也将进一步强化国际循环块状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国际与国内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国内国际要素资源将获得更多自由流动的空间、高效组合配置的契机，这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3.改革推动要素的多元化及其双向流动重塑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循环在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从来没有缺席，在新发展阶段也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机遇、通道与动力。但最大的不同是循环要素的多元化、要素双向流动将彻底改变双循环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伊始，国内与国际循环之间多以中间品、最终消费品的流动为主，资金、技术、人员呈现为国际循环向国内循环的单向流动。其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终端需求、中间品、技术知识供给大多在海外，而最终产品的生产供应体系是以国内为主，外汇的流入以商品的流出为条件，国内货币发行进而锚定于美元外汇储备，使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又搭建在美元信用的基础之上。随着对外贸易、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金融体系的持续深化改革，国内工业化、城镇化在投资驱动下快速发展，大量中间品进口被国产化替代，中资中企“走出去”开展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国内消费随着收入的提高也快速增长，国际循环的中间与终端需求更多向国内循环延伸、转移，流动于国内国际循环之间的要素开始日益多元化、流动方向双向化。 在此背景下，与双循环紧密相关的国内国际治理体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浮动汇率制改革、资本账户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放低外资准入门槛、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等正是中国完善内外循环机制的若干重要举措，反映了双循环向着开放合作、公平公正、互惠共赢的方向不断演进。这将加快形成内外循环畅通、要素双向流动、均衡且长期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新局面。 

4．双循环决策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趋势下的顺势而为 

从宏观与历史的视角来看，2007—2008年以来国内国际双向循环之间的关系已开始发生持续性的变化，双循环决策是在历史发展趋势下的顺势而为。 

图6a中，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由2006年的64.5%下降至2019年35.7%，而经常账户余额在2007年达到10%的顶点后下降至2019年的1%。这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已经由外需驱动更多转向了内需为主，特别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增长使中国经济内循环迅速发展壮大，同时推动了国际循环的进一步发展。图6b中，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保持了持续的上升，在逐步转向内需为主的过程中也并没有改变贸易份额的变化趋势。截至2019年，中国在全球的进口、出口分别达到了2.47万亿、2.64万亿美元，在全球的份额为10.4%、5.4%，分别位居全球第二、第一位。鉴于国内超大消费市场的持续发展，预计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全球优质商品与服务、生产要素将助力中国的经济内循环，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将为全球的经济循环做出应有的贡献。

由此可见，新格局不是探讨“内”“外”循环之间的主次之分，而更关键的是在历史发展大趋势下如何以国内市场为主，打通内循环中的堵点，同时更好地运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质要素进一步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在解决好自己事情的同时支持全球经济与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三、“一线”“两个制高点”构建双循环总体框架

（一）畅通要素循环的“一线”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能循环往复，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社会总消费的规模与质量，而要实现循环畅通，关键是“一线”，即资金、商品、信息、知识、数据、人员等在经济循环的血脉中畅通无阻地流动，不同介质的流体之间高效的配置、交互、组合和转换。 

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循环的“一线”是一项复杂、精巧的系统工程，其首要是以国内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沿着经济循环中不同的流体介质疏浚旧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循环栓塞。具体体现为消费、储蓄、收入、就业、产业、投融资、科技等诸多循环节点及其复杂的相互影响机制是否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支持不同要素的有序流动、有效结合与转化，并最终回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的起点。图7中，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保持了长期增长的总体趋势，较好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进步、资源要素流动与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但相对国际科学技术、经济效率前沿仍然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

从这一视角出发，将畅通要素循环“一线”的方方面面可以浓缩为一点，即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国家战略引领与弥补市场失灵中的重要功能，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加依赖于对前沿技术与经济效率的逼近与超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需要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巧妙地利用新要素、新模式为经济循环搭新桥、铺新路。譬如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内循环在严格防疫措施下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循环不畅，但依托大数据、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智能防疫”“无人经济”“线上经济”等迅速发展，线上与线下、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结合为整个经济循环塑造了新的循环通路，有力支持了防疫与复工的协同，便利了从个人、社区管理到宏观政策的畅通，推动了一季度以后经济的反弹与复苏。这些新模式无疑将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基础研究和进口替代两条腿走路，站稳科技创新制高点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经济的主导力量是科技，科技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空间、宇宙、物理、材料、生物、量子力学等基础研究方面实现了 “从零到一”的突破，推动了5G、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前沿技术创新及应用“从一到N”的大发展，使中国在新兴前沿技术方面已走到了世界的第一梯队。但是，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卡脖子”的地方，距离技术最前沿仍有不小的差距。工信部在2018年的一项企业调研中发现，中国32%的关键材料为空白，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制造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的精加工生产线，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走向了科技，因此建立健全经济内循环体系首先应突破“卡脖子”的技术空白，在优势领域、发展迅速的行业实施先易后难的逆向替代战略。近十年来，中国在通信设备、软件、互联网服务、元器件、半导体、云计算等领域进步迅速。比如，通信设备领域的全球科技公司收入份额由2010年的11%上升至2019年的41%；电子元器件由 6%上升至23%；2010年的云计算市场美国为100%，至2019年中国已获得了10%的份额。中国要围绕这些增长快速的行业领域，以国产化率最高的工程化阶段为起点，沿着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基础理论的创新链与技术链向上游逆向延伸，同时不断强化以基础研究为重点的正向突破，最终在科技创新的制高点站稳、站牢，彻底畅通国内循环的科学技术堵点与瓶颈。

（三）攀登高质量消费制高点 

推动科技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满足居民高质量的消费需求，特别是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多样化、高端化的服务性消费，教育、康养、医疗、文体、娱乐等领域需求会出现更加迅速的增长。对于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内部市场，推动新发展格局下最终消费率的上升是启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总开关、总枢纽，从而用消费流驱动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知识流的循环畅通，激发出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与巨大发展潜力。

然而，如何真正让居民能够消费，愿意消费，敢于消费？更关键之处是获得“高质量”的消费。图8是中美分行业价格指数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2000—2014年）。从图8a中可以看出，中美在满足居民服务性消费、高质量消费的代表性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价格差异。中国仅制造业、公用事业在2000—2014年价格增长低于经济整体，医疗行业的相对价格高达5.5倍，农业、建筑业、房地产、教育、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居民服务业等也在2倍以上，与美国各行业较低的相对价格增长水平形成鲜明反差。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部分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或停滞（见图8b），高质量商品及服务供给的能力相对世界前沿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价格指数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反比关系进一步说明，鲍莫尔（Baumol，1967、1985）提出的“停滞型服务业”“成本病”等问题无疑是经济日益服务化的中国需要予以重视的，中国高质量消费供给的能力亟待提高。至2022年，中国65岁人口的比例将达14%，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大量社会资源会日益向医疗、康养、社会保障等传统服务业集中。老龄化加深的社会不仅需要推动收入分配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重要的是依托科技创新、改革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最后深入推动消费创新才能在双循环中长期站稳高质量消费的制高点。

（四）用数据流推动“两个制高点”良性互动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线”，站稳、站牢“两个制高点”，关键是畅通高质量消费与高科技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构建高质量消费推动高科技创新、高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消费的发展格局。对于拥有超大国内市场、科研人员总量世界第一的中国，科技与消费以及连接两者之间的众多环节中蕴藏着巨量的数据宝库，而依托数据的连通推动两个制高点的良性互动将直接加快整个循环“一线”的畅通。

目前国家新基建战略的核心就是在传统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之中加入数据流，通过数据流形成信息流、知识流，实现创新流、产业流、消费流的连通，最终演变为价值流。换言之，科技与消费之间的循环存在很多的中间环节，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市场调研、技术开发、产品生产、销售流通、品牌建设、最终消费、售后服务等，通过数据流、数据平台的引入可以实现整个价值链条的水平集成，更直接、更便捷、更快地在科技、消费之间搭建“端到端”的高效协同机制，强化产学研之间有机联系与互动循环，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综合产出成本，提高供应端对消费市场变化多样的响应能力，最终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有效集成与高效协同。

   四、推动双循环的主要抓手

（一）科技创新催生数字大潮下的新发展动能 

回溯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全球经济在前三轮技术革命浪潮下实现了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但以前技术创新的红利正在快速衰减。戈登(2018）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发现美国1970年以后的TFP增长率仅是1920—1970年增速的1/3，他同时认为未来面临着许多持续增长的阻力，且阻碍会远大于之前的一两个世纪。 

从数字革命、知识经济视角来看，人类经济进一步增长最大的阻力之一源于人类庞大而分散的知识库与信息革命下异构数据的几何倍增。任何个人、单一企业都在数据的汪洋大海中面临着极高的信息挖掘成本、人员与组织的协同成本。豪斯曼等（Hausmann et al.，2013）通过商品出口数据测算了各国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实证研究发现国别之间70%收入差距可以用经济复杂度解释。这意味着经济复杂度越高，则积累的知识与经验越丰富，同时实现不同知识与经验集成以及发现新知识、新问题的能力也越强。 

古典经济理论已充分诠释了“分工增进收益”的哲理，也凸显出分工日益细化之下协同发展、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在物理、网络与社会三者日益交汇融合的背景下，将数字鸿沟、数据壁垒、数字迷宫转换为数字红利、增长红利、消费红利更加需要科学的突破、技术装备的发展、软件系统的更新迭代。对于产业服务化、人口老龄化、消费高质量化的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相对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教育、医疗、康养、文娱等行业落后的生产力与居民高质量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将在整个供需关系中日益突出，唯有站稳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全球数字化浪潮中的科技制高点，才能最大限度地用好数据要素，在日益复杂的经济与知识系统中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二）改革红利和数字经济红利互动激发发展活力 

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成分。激发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依托数字技术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使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富弹性、韧性，面对风险与挑战能够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因此，可采用“以改革促数字经济发展、用数字经济技术赋能改革突破”的双线并行策略，推动要素市场化、行业准入、国有企业改革等为重要内容的深入变革，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从最初的信息服务业、通信装备制造业向每一个经济循环的节点蔓延、渗透，为土地、资本、劳动力、知识等要素添加活性成分，加快传统产业“老树开新花”，提高政府监管与治理的能力，形成更多活力十足的市场主体，营造更加良性积极的行业生态。 

在商品与服务领域，中国的市场化定价比例已达到97%，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发育不充分、要素流通不畅、要素价格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城乡用地、户籍、多层次资本市场、科技成果产权、数据开放与交易等领域改革或可借助区块链、人工智能的赋能构造新流程、新模式打破利益与制度的藩篱，为新发展格局下双循环带来更多的经济发展“活水”。针对传统服务业进入壁垒较高、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在放宽行业准入限制的同时，应围绕居民高质量消费需求，推动智慧医疗、智能康养、在线教育、“文娱+VR”、智慧社区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疏通前沿新兴技术成果的市场化应用通道，同时加快前沿技术的迭代升级、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同时依托区块链技术重塑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供应链、产业链以及行业生态关系，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出更多路径、模式。 

（三）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世界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及地区的经济与产业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在市场自然选择过程中与国际产业集群紧密相连，不同产业集群又通过集群内的中心国家相互联系，比如中国、美国和德国之间均是各自主要的进出口目的国。国际产业集群内部分工及其之间的紧密联系、耦合与协作构成了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循环大框架。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凸显了产业链的脆弱性，某一关键链环的缺失很可能造成整条供应链的瘫痪。中国拥有最为完整的工业门类，国内及东亚、东南亚地区疫情较早得到控制，保证了供应链的稳定与畅通。但在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依然大量依赖国外进口，既说明中国需要自主创新攻克“卡脖子”的地方，掌握主动权和保障产业链的安全，也表明必须广泛地开展供应链、产业链协作，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此外，中国市场一直对国际资本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疫情及早得到控制与经济的V型反弹也使更多跨国企业增强了扩大投资中国的意愿，更多国际优质要素、商品及服务将进入中国的内循环系统，并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在新发展趋势下，必须深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贸易通关、汇率清洁浮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数字化等各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序推动医疗、教育、会计、建筑、商业等服务业对外全面开放，便利商品及服务、资本、原料、人流、数据的内外循环，将更多国外优质资源、要素与中国科技发展、高质量消费紧密结合起来，为经济社会提供更多的发展动力、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 

（四）以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推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既需要发展动力、活力，也离不开稳定和秩序。数字化大潮下，互联网时代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深刻改变将更多向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就业与教育、收入与财富分配、财税负担、出生率、道德伦理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与潜在风险。 

面对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这一古老但从未过时的哲学问题，永远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找好两者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聚焦当前中国的发展实际，兼顾公平与效率、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核心是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提升传统服务业、非市场化服务业的竞争性、市场化与生产率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可负担、可持续的高质量消费，不断提高居住、医疗、教育、文体娱乐、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行业的有效供给。通过减轻后顾之忧提振居民消费、生育意愿，同时政府可将更多的财政空间用于创新驱动、扶危济困，在不断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五、结论及引申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凸显或加快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解决内部问题，抓住新发展机遇，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与挑战的精心布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性、历史性意义。 

“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要求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不是走向封闭、独立，而是发挥国内超大市场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畅通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知识、信息等发展要素的双向流动，畅通双循环的“一线”，更好地实现内外部资源与要素的结合与互补，站稳高科技创新与高质量消费“两个制高点”，在做大、做强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同时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围绕“一线”“两个制高点”的总体框架，推动双循环需要积极地拥抱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大潮。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将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巨大的新发展动能，为要素的畅通循环搭建新的通路，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中获得新方法、新思路。不仅如此，通过公共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将为双循环的稳定与秩序提供有力的支持，让更多群体参与到数字化大潮中，使数字红利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也能够解放更多的财政空间支持创新驱动、扶助弱势群体。概括而言，要抓住数字化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使数字经济沿着数据的藤蔓延伸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每一个节点，数字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数字园区、人工智能教育等诸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与持续发展，这将为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1期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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