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曦辉等|党引领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历程与逻辑——基于域观经济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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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曦辉 柳艳红 刘沛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2期
► 作者简介：李曦辉，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柳艳红，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沛，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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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提法和新部署，与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密切相关。国有经济主要依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三者具有明显制度形态导向的域观特征。本文基于域观经济理论，阐明了党拓展优化完善“政府-市场”的制度创新，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了党引领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历程与实践逻辑。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离不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因此，本文综合梳理了三者做强做优做大的历程，其中，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历程具体包括：1949—1977年国有经济起步阶段，主要学习苏联模式做大国有经济；1978—2012年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阶段，引入市场机制做强做优国有经济；2013年至今国有经济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索中国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存在逻辑顺序，不仅表现为做强、做优、做大目标的先后顺序，还表现为其实现要依靠全面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关键词
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域观经济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化国有企业”相比，增加了深化国资改革，且其顺序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同时，国资国企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是党对未来五年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发展的理论性指导，是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来看，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依靠力量，其使命任务表现为：一是以人民为中心和满足人民对于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二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繁荣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文化，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四是推进国有企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是深化国有企业国际化经营，自觉担当“一带一路”共建主力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六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自觉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总的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新提法和新部署，强调坚持中国特色国资国企改革，与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密切相关，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具有新使命、新任务。
如何从学术角度理解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现有理论是否可以支撑解释这一命题、新征程如何持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系列问题亟待探索。首先，需要界定国有经济的内涵与外延，说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综合已有研究，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存在形式是国有资本，主要载体是国有企业。广义国有经济指国家所有的全部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性资产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经济活动。本文旨在研究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和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因此，从狭义层面使用国有经济概念，即主要指经营性国有企业资产及其活动。其中，国有资本不同于国有资产，通俗来讲，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而企业拥有资产。国有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追逐价值增值、增加社会积累、提高全体劳动者利益，是具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创造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产生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同时具有营利性和社会性等二重性特征，属于特殊性企业。而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同时具有营利性和社会性等二重性特征。可以看出，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其范围更大，主要依托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也有学者指出，国有经济的微观基础逐渐从国有企业转向国有资本。总之，国有经济涵盖了国资国企改革丰富的实践内容，其做强做优做大离不开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其次，需要全面了解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演变过程。已有研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发展改革以1978年和2013年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阶段；将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演进以1978年和1992年为关键节点划分为三段主要历程并分析了其基本特征；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研究较多，有学者结合国有企业发展三个阶段，分析了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也有学者较为细致地将其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划分节点分别是1978年、1992年和2012年。总的来看，三者的历程研究较为全面和丰富，国有企业相关研究较多，国有经济次之，国有资本研究相对欠缺，结合做强做优做大进行逻辑阐释的研究有待补充。另外，需要关注国有经济相关理论分析。已有研究分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国有经济论述的生成逻辑，并着重阐释了其理论体系，提出国有经济的发展原则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四个主要方面。此外，学者们基于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分析了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基本路径，并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重要论述，认为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取向之一是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综合来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历程与实践逻辑有待进一步补充阐释。为此，本文总结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历程，期望结合历史脉络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角度，破题党的全面领导和制度优势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引入域观经济理论中的“制度形态”维度尝试性地做出回答。二、理论基础：域观经济理论及其逻辑
（一）西方经济学中政党角色缺位
西方经济学演化过程中只有“市场”和“政府”角色。具体来看：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从“人是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论述了由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的问题，认为价格调节经济是自然秩序。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接近完美的，政府政策应该是自由放任的，政府需扮演好“守夜人”角色。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价格机制如何调节经济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仍然强调“市场”且没有纳入“政府”角色。马歇尔作为集大成者，从消费和需求分析与生产和供给分析出发，建立了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微观经济体系，从理论上证明了市场机制具有完备性以及价格机制能促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现代西方经济学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使完美“市场”理论神话与经济现实产生根本性矛盾，凯恩斯提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方法，反对自由放任，至此，“政府（国家）”被纳入西方经济学框架中。“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组织行为主体，有效弥补市场失灵，通过宏观政策的总需求调控达到局部均衡或全局性均衡状态，弥补市场未能及时满足充分就业的不足。综上可见，西方经济学的演化过程中并没有纳入政党角色，当然，这也与经济学个人主义的逻辑起点以及西方文化密切相关，西方个人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兴起后才出现的，也非工业经济的产物。西方经济学的观念基于个人主义，各微观经济活动的个量都是同样具有“理性”的人的行为表现，在宏观体系中，个量可以加总且有意义。
（二）域观经济理论1．域观经济理论简述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经济学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物理科学的匀质特征以及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以一系列假定条件抽象描述真实的经济现象，最后以逻辑实证主义范式创造了科学、严谨的“黑板经济学”。从学理角度看，经济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使其能自诩与自然科学比肩，但从现实角度看，西方经济学因为假定前提舍弃掉客观现象，可以说它存在先天不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是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和美国价值观输出而发展的，这种世界观追求世界一体的、趋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世界观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动摇，即世界并非趋同状态下的整个市场经济体，“政府”角色也不应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规则系统扮演；人类文明应该是生态的、多元共存的、在共商共建中走向畅通的。因此，域观经济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以及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养分，主张从“经济理性-文化价值-制度形态”三维度出发，运用多样性思维解释真实复杂的现实世界，克服西方经济学从单一维度解释经济现象的不足。具体来说，域观经济理论中，“经济理性”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人”假设不同，它包括工具理性和本真理性，换言之，人类理性不单单是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还包括集体理性和社会理性。同时，域观经济理论注重“文化价值”和“制度形态”的影响，认为处于社会中的个体是由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等众多因素影响并塑造的，而且“文化价值”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制度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域观经济理论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解释客观现象的演绎逻辑范式而非抽象经济现象的逻辑实证主义范式。立足中国现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具有极大的制度独特性和道路创新性，“以党导政”和“以党导经”以党领政：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以党导经：中国共产党指导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域观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认定的超然理性体。已有关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研究忽视了制度形态方面的差异，尚未从理论上予以说明，试图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对中国特色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理论研究不足。本文将基于域观经济理论，从制度形态视角初步进行阐释。
2．党的全面领导是历史选择和人民赋予的
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历史进程中成为中国人民信赖的执政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具体实践，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格性和真理性。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超然理性体（代表集体共同利益的行为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赋予、宪法规定的。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国家宪法层面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超然理性体是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巩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同时强调党感知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而个体感知个人利益最大化；集体（社会）利益是个体利益的集中体现或相对而言的最大“净利益”，是中国人民的真实利益。从理论逻辑方面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行为目标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完完全全体现社会理性或集体理性。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超然理性体是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沃土孕育的。党的“人民至上”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一脉相承。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不竭养分，这是党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之问以及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思想来源。总而言之，域观经济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经济学假设中的“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完全不同，是无法忽视和被“抽象”的客观存在。3．党引领经济发展的现实体现
党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构建中的一个超然存在体（发挥领导力量的行为者），对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代表集体理性按照自身的决策逻辑和规程，同时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作出重要安排，对重大战略问题作出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绝大部分是基于党的重大决议或重要会议，并按照“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每5年制定的中期规划指导进行的。党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功能具有超然性，对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穿透性。具体来看，政府的行为，包括经济发展规划、重大经济决策、体制机制安排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方向和战略安排等，都是在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或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的。同时，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秩序规则、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直接影响。此外，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总是以党的重要会议或者重要文件等划分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发展等经济问题的主要时间节点，说明党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走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学术界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代表，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济基础，依靠党的全面领导与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不仅仅受到党对中国经济运行重要作用的影响，更深层次来看，更是党和国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高度的内在统一性。
（三）党拓展优化完善“政府-市场”的制度创新
1．党发挥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
在中国经济现实中，党是一个“超宏观”角色，发挥“超宏观”的引领作用，所以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框架无法提供理论解释。本文从域观经济理论制度形态维度出发，认为：制度形态影响体现在“党-政府-市场”关系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党发挥关键引领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一般的共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新创造。首先，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历史来看，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明确提出要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两种手段，逐步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机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中首次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法，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次，从其构建渊源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市场经济经验模式并中国化的产物。市场经济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共同道路，并无西方和东方之分，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味着党发挥了“超宏观”的引领作用。究其原因来看，党代表集体理性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确保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性，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参与市场竞争，而政府则通过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不足，在调控过程中主动将资源配置到更能体现公平的环节，而不是单纯追求效率目标。进一步地，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市场的法则体现效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完美结合。
总的来看，依靠党的全面领导是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来说既通行市场经济规则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国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下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目标，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优越性，也是党更好地代表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主要载体——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有为政府主要的调控抓手。
2．国有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引致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变化
由于本文从狭义层面使用国有经济概念，即经营性国有企业资产及其活动，故而有必要将国有企业作为制度形态维度“党-政府-市场”关系分析的主要讨论点之一。首先，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域观特征，基于西方经济学解释国有企业行为或者探讨国有企业改革不符合现实情况。可以看出，建立在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之上的国有企业，主要体现的是制度要求，即公有制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国有企业更多的是追求公平目标而不是利益最大化目标为主，这明显具有制度形态导向的域观特征。其次，国有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主体，引致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变化。与其他类型企业作为微观主体不同，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府职能范围更广，需要更有为的政府，政府的职能就要深入到国有企业内部，克服单纯市场机制唯利润动机的弊端，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政府职能还体现为鼓励国有企业作为主要市场主体先行进入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国家目前还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领域，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经济存在，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而且，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的作用，能进一步督促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监督国有企业中少数个人主义影响严重的管理者，防止和消灭腐败等问题，在防止国有企业未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以及国有资本流失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确保公有制目标的实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此外，国有企业参与市场时，与非国有企业不同，它是代表工具理性和本真理性相协调的微观主体，而且基于国有企业分类后参与市场，其行为目标也具有一定的异质性。
3．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需要党的全面领导、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意味着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基础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中国情境下的特殊企业，国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驾驭资本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形态，因此，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首先，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意味着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社会理性和集体理性，代表工具理性和本真理性相协调，代表制度形态的方向性，中国共产党作为“超宏观”概念通过顶层设计经济体制、发展规划等，保障国有经济发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避免走弯路，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其次，有为政府是指整个政府系统要严格按照党制定的顶层设计，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文件、关键做法等主要抓手，全面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此外，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必须在有效市场中推进。
三、党引领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历程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离不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企业实体。国有资本是价值形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是基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是目标呈现，三者之间存在先后顺序。因此，有必要综合总结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三个主要阶段
1．国有经济起步阶段（1949—1977年）：学习苏联模式做大国有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有经济建设方面借鉴了苏联模式，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具有诸多经验，因此，在人民温饱亟须解决的背景下，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国有经济则以国营经济的名义存在，具体载体和实现形式为单一的国营企业。由于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和共生性，与国家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特殊国情下实施追赶和跨越式发展战略相匹配，国有经济在推动解决党的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推动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同时，在苏联156个援建项目的帮助下，国营企业很好地满足了“站起来”、人民能吃饱的现实需要，在面对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实现快速发展做出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一时期，国有经济的发展主要借鉴苏联模式，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立足这一发展阶段来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特征一致，主要表现在做大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国营经济、国营企业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国营经济的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比较僵化，无法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更没有涉及做优和做强。
2．改革与发展阶段（1978—2012年）：引入市场机制做强做优国有经济
改革开放后，国有经济进入改革阶段，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二是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和转换经营机制改革；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革，探索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四是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基于国有经济改革成效，中国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国有经济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做了重要贡献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和创新。这一时期，主要引入了市场机制，国有企业和国有出资公司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国有资本开始成为国有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逐渐实现深度融合。从做强做优做大方面来看，国有经济主要表现出做强和做优，做大的目标有所弱化，全面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经济各方面条件都已经成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3．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探索中国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对国有经济改革作出全面部署。2014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把关并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相关部门建立“1+N”政策体系；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强调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国有企业的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强调要努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一阶段，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进一步结合，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互融合发展，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国有经济的影响力、竞争力、控制力、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综合来看，该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国企改革新蓝图，全面总结、科学提炼、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1．“站起来”阶段（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表现为做大规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有企业由于主要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当时称为国营企业，代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载体。这一时期，国有企业资本归国家所有，同时由国家直接经营，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形式的主要实现载体，构成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意义上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唯一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国有企业生产不需要经营核算，盈亏全部由国家统包，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基本温饱需要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国家通过行政计划配置资源、实现工业化初期积累的重要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工业基础。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了新中国“站起来”的实际需要，同时，奠定了工业化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还积累了国有企业改革探索和党统一领导的实践经验。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主要以总量规模做大服务于国家生产性指令，形成了以156个苏联援助项目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基本布局，同时，作为刚起步阶段的企业主体，做优和做强尚未成为主要关注点。
2．“富起来”阶段（1978—2012年）：基本具备“强”“优”“大”同步发展的潜力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多样化、市场化影响下生产力迅速发展，为不断解除经济理性束缚提供了物质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经过了四个主要的改革阶段：1978—1984年的“放权让利”，1985—1992年的“承包制”，1993—2002年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03—2012年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阶段。经过了一系列的国企改革举措，国有企业整体发展质量明显提高，影响力和引领作用明显提升，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也逐渐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对中国支柱性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不再单纯强调总量大，并在做优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培育了做强方面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基本具备了“强”“优”“大”同步发展的潜力。
3．“强起来”阶段（2013年至今）：全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取得明显成效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与目标。2013年以来，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形成了二十多个配套文件的“1+N”改革主体框架。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顶层设计推进企业各种关系改革的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国有企业的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支撑，强调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新时代人民的需要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工程，不单单是富足的物质生活，只有全面“强优大”的国有企业，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15年，《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提出，强调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具体来看，商业类国有企业主要通过追求充分竞争进一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主体作用，为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而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通过商业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在党和政府顶层设计的指导下，在做强和做优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弥补了前一阶段牺牲做大的短板，全面做强做优做大取得明显成效。
（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三个主要阶段
理解国有资本发展历程首先要正确认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是一种价值存在，是指国家对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具体含义为：做强国有资本表现为引领带动能力强、支撑服务能力强和全球竞争能力强；做优国有资本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的布局优、结构优和治理优；做大国有资本体现在价值总量大、功能放大和投资产生一大批企业，其中，功能放大意味着以相对较小的资本撬动和带动庞大的社会资本。本文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时间节点自1988年起。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权，这是真正提出“国资改革”代替“国企调整”的时间节点。简单说明一下前置阶段，包括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7年）和商品经济体制时期（1978—1991年），均是以国有企业调整为主的时期。1953—1977年，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国资监管主体的上下层级分明，其具体原则是“国家所有、分级管理”，重心是国有企业；1978—1987年，通过采取不同的形式达到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引导其调整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要关注点仍然是国有企业。
1．1988—2002年：探索政资分开作为国资改革主要方式
1988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设立，标志着国家真正提出“国资改革”，开始探索改革中央高度集权的国资监管体制。国有资产管理局是最早的专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主要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权利，自此，国资监管体制的基本架构不再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简单架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设置将这种简单架构更换成由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国有企业组成的三层架构，通过组织结构性变化达到“政资分开”目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国资监管体制，从国家、政府和企业三个层面指明国资改革的方向，同时，在机构设置上初步实现了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分离，这也意味着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经营权的分离，是国资改革的重要一步。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局被撤销，其原有职能并入财政部，因此，不再统一进行国资监管，而是由财政部的其他部门分别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国有资产监管的职能被分散化；同时由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也被取消，并改组为隶属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授权经营”概念，强调建立“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机制，说明党和国家将国有资产授权给企业集团、大型企业和控股公司经营。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国资改革展开了一系列的初步探索，但国资改革目标是为“管企业”服务。这是渐进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先行阶段，主要方式是探索不同架构的监管形式。
2．2003—2012年：以管资产为主要抓手做大国有资本
2003年3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志着国资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全新开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阶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阶段。，国资改革思路进一步明确，就是首先做到出资人到位。国资监管体制围绕产权改革，构建了“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链条。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设立国资监管机构并授权其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进一步推动了政资分离；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并授权其代表国资监管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推进政企分开，以上两种方式有效解决了出资人不明确的问题。进一步地，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所出资企业在产权纽带联结下，以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运营和管理国有企业。综合来看，国资监管体制的基本架构初步建立，解决了过去很多部委都在管、也都不管的难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归到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的职责上来，形成了“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的三层国资监管架构，在该委托代理链条中，各层级主体对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责权限相对明确，从组织架构上调整了国有资本管理从过去的管企业到管资产的转变。这一阶段，通过三级形式将授权经营扎实推进，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得到了较好控制，国有资本总量翻倍增长，达到了做大的目标，但仍存在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就是做优和做强方面有待提升，整体来看，具备了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潜力。
3．2013年至今：以管资本为重点推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2013年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同时，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可以看出，虽然这一阶段整体上以管资本为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但呈现出两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2013—2016年。上一个阶段国资监管体制虽然已经形成，但仍然存在授权和监管体制不够完善、政资政企分开不到位、国有资本运营效率较低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逐步着手优化解决以上问题，强调国资改革要以管资本为主，并主要体现在授权经营、监管架构、监管内容等方面。在强化规划投资监管、国有资本运营和激励约束职能的同时，与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主业经营相适配，国有资本改革着重强调以资本布局、资本运作、资本收益、资本安全为重点，国资监管职能转向国有资本的功能作用发挥、运营效率提高、保值增值实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第二个时期，2017年至今。上一时期的管资本形式直接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奠定了实质性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7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创新性地提出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同时，《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建立健全国有资本运作机制，组织、指导和监督国有资本运作平台开展资本运营，鼓励国有企业追求长远收益”。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要求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制定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综合成效”。以上一系列具体措施，直接推动了国有资本的做强做优做大进程。
四、党引领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逻辑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是存在逻辑顺序的，从做强做优做大目标来看，其顺序依次是做强、做优、做大。做强是国有经济与其他类型经济相比实力强，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为国民经济发展有效托底；做优是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推进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做大就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在数量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支撑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完善。从着力点来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依靠全面做强做优做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其中，做强就是与其他类型企业比较，国有企业要更强，同时国有资本流动性和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做优就是国有企业自身在结构功能方面更加优秀，且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不断优化；做大就是国有企业规模扩大和国有资本价值增值，国有资本通过资本增值形成更多资本积累，促进实体组织国有企业发展。（一）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国有企业是没有存在基础的。国有企业是与“资本雇佣劳动”相对立的一种企业，该类企业是“消灭了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建立的企业。实际上，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产生以前，经济学理论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没有产生微观分析范式，经济理论都体现为政治经济学，体现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到了微观-宏观经济理论时代，学者们就习惯于运用微观理论分析企业行为；而今经济分析已经超越“微观-宏观”分析框架而进入了域观时代，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作用愈发重要。党的领导就进入了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党可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确定经济活动的方向，然后交由国有企业去完成经济行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既能够有效利用市场经济法则又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目标，这样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党的经济参与范式，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样板。从理论逻辑来看，国有企业服从于其产权主体国家的利益目标定义；从组织行为来看，国有企业并没有私人性利益目标的系统性制度要求；从理性目标来看，私利性不是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理性目标。国有企业的制度本质和行为使命是维护和获得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国有企业的核心目标与价值理念都是一致的。
国有企业是特殊性企业。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策工具，国有企业非常需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作为支撑。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逐步扩大，而今已经成为受益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更有能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其中，党领导国有企业形成制度优势，将是重要的因素。从现有探索来看，加强了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以及不断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建设。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有企业之间具有极高的契合度，可以从机理上充分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安排是企业制度安排和机制规则的全面性内在机理，党的因素是国有企业的有机成分。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中具有内生性、系统性和渗透性，而非外置性的、局部性的。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是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内生性和渗透性影响，激发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依靠力量的自觉性，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发挥顶梁柱作用。
（二）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国有资本属于资本范畴，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具有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属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资本范畴具有“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的本质属性。已有研究指出，国有资本运行进而呈现强、优、大的目标状态只能在市场经济轨道中加以实现。作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国有资本，实现全面做强做优做大必须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特殊性的要求，更是充分利用资本一般属性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需要。国有资本受到公有制对经济行为的约束，从本质来看，主要追求公平目标而非利润最大化目标，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历史条件，需要资本继续承担自身的历史使命，运用资本的增殖能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都包含了明显的以制度形态为导向的域观特征。同样地，党的领导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域观特征。实际上，国有资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做强做优做大，意味着传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现实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要求更为迫切，政府除了要承担矫正市场失灵的功能，还要调控劳动者就业公平和效益最大化，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而其中，政府行为的执行方向是由中国共产党制定并设计的。换言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本身包含了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的根本要求，只有坚持并深化党管资本的主要方向，才能更好地驾驭资本，通过市场作用，深化并放大资本的一般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资本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也存在逻辑顺序，即做大是建立在做强做优基础上的做大。其中，做大国有资本不单单是依赖于国有企业一种实现形式，而是建立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三）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是其制度基础，国有经济是其实现手段，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其目标是一致的。
由于国有经济与西方经济学追捧的私人经济存在本质区别，因此一直为西方学术界排斥，认为国有经济不能与市场机制接轨，即便存在，也是一种特例。西方经济学传统观念存在天然缺陷，只考虑了企业的微观层面，并没有从产业、国民经济的视角来看问题。具体来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其内在的制度逻辑，主要体现在企业个体的内在结构以及整个社会全部企业的群体结构上。国有企业就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企业，从其功能使命来看，国有企业是社会性企业，既要接受现代企业制度的个体特征也要接受其总体特征。英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超产权理论，认为企业行为与绩效不仅与产权构成相关，还与产业的竞争与组织结构相关，提出了竞争激励论、竞争发展论、竞争激发论和竞争信息完善论，用实证的方式验证竞争对产权的替代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一旦国有企业受到产业内竞争的激发，就可以规避产权与公司治理方面的弊端，从而取得好的绩效。状况相近的非国有企业能够取得理想的经营业绩，将逼迫国有企业经营者或者展示同样的能力，或者离开管理岗位，不能再做“南郭先生”。此时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能力就通过竞争外化了出来，也证明只要竞争性国有企业数量处于一定区间时，国有企业是可以和其他企业一样具有竞争力的，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产权结构与微观的公司治理。实际上，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接轨并没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只是当前理论认识相对滞后于中国实践。整体来看，西方公司治理和资本运营的模式不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这是由中国域境中独特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决定的。实践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就是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代表集体利益，能够通过目标引领和方向引导的方式，借助法人治理的效率和用好资本的双重属性，进而实现国有经济“强”“优”“大”的目标，统筹整体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宪法的保护，我们有着做大国有经济的强大动机，加之国有经济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做大国有经济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五、结论
本文从域观经济范式出发，着重阐释了制度形态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影响。基于域观理论视角，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认定的超然理性体，这是历史选择和人民赋予的，“文化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以党导政”和“以党导经”是党的经济思想理论的现实体现。具体来看，“制度形态”维度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党-政府-市场”的关系中，一是党发挥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逻辑，二是国有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引致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变化，三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需要党的全面领导、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为了全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本文分别梳理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历史阶段，并综合总结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第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自1988年起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包括1988—2002年探索政资分开作为国资改革主要方式，2003—2012年以管资产为主要抓手做大国有资本，2013年至今以管资本为重点推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第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1949—1977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做大”国有企业规模，1978—2012年基本具备“强”“优”“大”同步发展的潜力，2013年至今全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取得明显成效。第三，1949—1977年国有经济起步阶段，主要学习苏联模式做大国有经济；1978—2012年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阶段，引入市场机制做优做强国有经济；2013年至今国有经济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索“中国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
本文旨在探讨“制度形态”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影响，因此，在域观经济理论阐释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发展历程，对依靠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进行经验总结。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进行了理论阐述，从理论上厘清了党的领导与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为国有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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