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张小红等|多因素联动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组态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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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红 伍玉君 胡文馨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2期
► 作者简介：张小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北京现代产业新区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伍玉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助理；胡文馨，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企业发展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讲师，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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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智力资本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其信息披露对内有助于企业明确自身定位及发展战略，对外能使投资者全面了解企业价值增值能力。本文选取创业板127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企业内部治理与外部环境双重视角，探讨企业内外部多因素联动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均不是产生高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的必要条件，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包括环境驱动、内部治理和内外合力三种类型。相比其他条件，高管持股在各组路径中均为核心条件，对信息披露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揭示了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背后多重因素间的复杂本质，为企业与监管部门制定相关信息披露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
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驱动机制；组态视角；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知识经济背景下，智力资本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学术界普遍认同智力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组成。其中，人力资本是指企业员工所具备的知识、经验等，是依附于员工而带来的价值增值。结构资本是指企业经营流程、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及商标等，是组织利用人力资源创造企业价值的能力和运行机制。关系资本是指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的关系网络。智力资本三维度之间并非孤立，而是以互动协同的关系提升组织绩效。
随着知识经济的纵深发展，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愈发关键，智力资本信息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重点关注。智力资本在产权归属、要素确认及货币计量等方面受到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的限制，超出传统财务信息的范畴，具有相对财务信息而言的非规范性特征。因此，智力资本无法在“物质资本至上”的强制性财务报告中体现，仅属于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企业内部管理者掌握着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但企业决策行为也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外部视角研究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同时，传统定量研究方法多侧重前因变量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净效应或少数变量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缺乏从整体性视角探究各前因条件的综合作用机制，导致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前因研究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方法研究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影响因素间的联合效应，即从组态视角分析前因条件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驱动机制。
二、创新之处
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研究智力资本信息“生产—审核—披露—接收”全流程中涉及的主体，包括上市公司、监管机构、新闻媒体和个人投资者等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综合影响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第一，更为广泛和系统地整合了多种影响要素，推动了研究由单一视角向整体性视角的转变，丰富并拓展了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第二，与以往研究普遍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不同，本文基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具有因果复杂性这一事实，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研究前因条件的联动效应，弥补了现有净效应或交互效应研究对前因条件互动关系认识的不足。
第三，探究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不同前因组态，为企业提供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指导与参考。
三、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集合论思想，从企业内外部治理角度构建高水平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模型，探讨多因素组合对企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单一要素均非产生高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的必要条件，相比其他条件，高管持股在各组路径中均为核心条件，对信息披露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次，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存在多元路径而非单一最优均衡。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受多个前因条件共同影响，前因条件的不同组合均可影响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即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本文发现了产生高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的三种路径，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内部治理水平及外部环境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路径。在环境影响型模式下，市场化进程对股权激励有保护作用，高市场化发展水平从产品市场、经理人市场、政府支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信息透明度以满足市场竞争所需。在内部治理型模式下，当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并且新闻媒体及投资者关注较低时，企业可通过聘任有学术或海外背景的高管人员，组建高质量的管理团队，同时完善董事会治理与高管激励机制，构建企业内部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决策智囊团，从而提升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在内外合力型模式下，企业内部披露意愿在外部环境压力的影响下得以强化，处于市场化发展进程较慢地区的企业，当外部媒体及投资者关注度较高时，压力与声誉机制等就会发挥治理效应，进而对高管及董事会决策产生影响。
（二）管理启示
一是公司治理的角度。企业应构建合理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而发挥内部治理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在高管配置方面，应深入了解高管的职业经历，聘任具有学术及海外经历的高管，完善人才梯队建设。人才引进后还需保证其职能的有效发挥，提升高管团队的决策水平。此外，企业应基于自身特点创新高管持股模式，健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使管理层的决策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避免因管理者自利产生短视行为，保证管理层披露信息的积极性和真实性。董事会是企业内部治理的核心，为充分发挥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能，在其规模设置上要遵循适度原则。适当的董事会规模有益于发挥内部成员的知识互补效应，提高群体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避免陷入集体决策困境。
二是监管部门的角度。政府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尤其加大市场化进程较低地区的改革力度，增强市场服务意识，推进各地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构筑一个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同时，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需建立有原则导向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模式，制定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关规范并加强对披露相关事项、具体内容、披露途径及方式等方面的规定，提升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可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探索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信息披露概念框架和具体准则。
三是外部舆论的角度。新闻媒体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向社会传递真实信息，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外部治理作用。同时，普通投资者需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正确发挥舆论对企业内部管理者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112—129页。）※ 阅读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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