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李成明等|城市智能化、居民劳动供给与包容性就业——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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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能化、居民劳动供给与包容性就业——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李成明　王霄　李博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3期

► 作者简介：李成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王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博，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助理教授，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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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集中在企业劳动需求层面，较少着眼于居民劳动供给，更鲜有关注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的总体影响。本文基于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提高了居民的劳动参与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推拉效应”。一方面，城市智能化提升了居民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产生了信息约束放松效应，推动居民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城市智能化促进了产业智能化转型，拉动居民劳动参与。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收入较低、技能较低、农业户籍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城市智能化驱动下就业更具包容性。同时，城市智能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要充分发挥城市智能化转型的“稳就业”作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协同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与共同富裕。

关键词

城市智能化；劳动供给；劳动参与；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包容性就业

引用格式

李成明,王霄,李博.城市智能化、居民劳动供给与包容性就业——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3):41-59.

一、问题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技术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产物，是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城市智能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正在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国也于2012年起在部分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通过应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城市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加速融合发展，带来了政务、产业、交通等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智能化变革。以城市为基础单元进行智能化转型意在通过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服务等多系统、多阶段过程进行解构并依托其中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建构，促进城市社会运行、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提质增效。城市智能化转型深刻改变了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也影响着居民的劳动参与。在“数字中国”和“就业战略”双重背景下，从劳动参与视角研究城市智能化的就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背景下，城市智能化具有怎样的就业效应？如何影响居民劳动参与？其内在机制是什么？这一影响具有怎样的群体特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理论上有助于明晰城市智能化影响居民劳动供给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上也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智能化路径。

二、创新之处

本文基于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从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研究了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以期丰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效应研究。

已有关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研究主要针对智慧城市建设评价体系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效应作用两个方面。大量文献关注并验证了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的改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创新行为以及城市韧性与可持续性产生的积极影响。然而，目前关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劳动参与率影响关系的研究极为稀缺。为此，本文将智慧城市建设与微观数据结合，为研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新思路、新视角。 

第二，在探究影响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的因素方面有所创新，将代表城市智能化转型的智慧城市政策与居民劳动参与相关联。

现有文献主要从劳动者个体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两个角度展开关于劳动参与及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具体来看，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户籍身份、认知能力、留学情况和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外部环境因素则主要研究了如减税降费、贸易开放、环境规制等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宏观区域政策与微观个体就业相结合，研究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探究前者对后者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影响。 

第三，从城市智能化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能化变革影响就业的研究较少聚焦于城市层面的智能化，更多从数字经济整体出发探究地区与行业内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或具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等数字技术应用项目对就业的影响，也有较多文献从企业层面研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就业和劳动参与的影响。从已有文献来看，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信息技术的代表与支撑城市智能化转型的底层技术代表，对地区就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将对地区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降低劳动力市场就业需求、造成就业难问题的同时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智能化技术能够与传统产业相融合进而促进新业态与新模式的形成，创造大量新岗位。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可能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文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切入口可以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2—2014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多时点DID模型研究了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城市智能化提高了居民劳动参与率。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估计模型、不同样本选择范围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二是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推拉效应”。一方面，城市智能化提升了居民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产生了信息约束放松效应，推动居民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城市智能化促进了产业智能化转型，拉动第三产业居民劳动参与。

三是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收入较低、技能较低、农业户籍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城市智能化驱动下就业更具包容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智能化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在推动就业的同时有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

第一，各地政府应当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城市智能化转型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体系创新，加快转型进程。

第二，政府在将城市智能化视为一项有助于就业战略落实的政策工具时要注意对数字平台等数字工具进行规范化监督，在坚持市场化为发展主线的前提下对其经营运作做到常态化、标准化监督把控，防止出现平台垄断等不利于就业导向的事件发生，关注如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等伴随新经济业态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问题。第三，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家家通网，家家有网，家家用网”。同时，要加强对居民正确、高效、健康使用互联网的引导与教育工作，通过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官方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等举措进一步扩大互联网使用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第四，通过广泛开设数字技能培训进社区、进学校等项目，进一步使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等群体接触到数字知识并通过建立长期帮扶与追踪机制保证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在这些群体范围内持续释放。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开设免费就业培训课程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这些群体的劳动能力并为这些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托底保障。第五，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丰富智慧城市辖区内的互联网应用场景，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增强其使用互联网的意愿。第六，着力构建新时代依托于互联网大环境的就业鼓励氛围，维护企业和劳动者各自的合法权利，在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方面下苦功，消除各类隐形及潜在就业歧视，营造良好的社会就业环境。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3期第4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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