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庞瑞芝、郭慧芳|数字经济能克服服务业“成本病”吗？——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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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能克服服务业“成本病”吗？——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庞瑞芝　郭慧芳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0期

► 作者简介：庞瑞芝，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慧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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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服务经济时代，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内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并不必然能够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这取决于数字经济对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影响程度。其次，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样本数据，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但是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存在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水平较高、规模较大以及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较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动能转换、实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数字经济；服务业；成本病；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引用格式

庞瑞芝,郭慧芳.数字经济能克服服务业“成本病”吗?——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10):54-74.

一、研究背景

当前服务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服务经济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表明，由于服务业存在“成本病”问题，在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将经济增长速度拉低的内在力量，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特征，这种观点似乎得到印证。然而，以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了全球资源重组和经济结构的重塑，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更为服务业的高效率、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给经济社会带来的系统性变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带来服务业运行模式、要素配置与要素生产率的全面变革。有学者指出数字经济所具备的连通性、协同性、以数据为载体的知识和技术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性，以及突破服务贸易的时空交易障碍等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服务业高成本、低效率、不可储存、不可远距离贸易等特点。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优化要素配置、赋能劳动要素，推动服务业发生效率变革，促使服务业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升，进而为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提供了可能。那么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帮助服务业缓解甚至克服“成本病”问题，进而打破“服务经济时代是低增长时代”这一“魔咒”在当前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也是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二、创新之处

纵观现有相关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但鲜有从理论模型视角来探讨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内在机理；其次，现有关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成本病”关系的研究多是基于服务业单一部门展开讨论，而将服务业部门、制造业部门放入统一框架的多部门研究相对较少；再次，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测算，有些学者假设单一要素投入，只考虑了劳动生产率，但在实践中，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需要投入多种要素，只考虑单一要素（劳动）生产率失之偏颇，有必要从多要素投入视角对生产率进行衡量。基于此，本文尝试在以下两方面进行突破：第一，构建理论模型，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理论机制，从理论层面打开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黑箱”；第二，将研究范围由单一部门拓展为多部门，将制造业、服务业同时纳入到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理论模型中，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变动从而对服务业“成本病”问题的影响。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推演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服务业“成本病”的机理路径，将数字经济指标引入生产函数中，分析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影响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进而影响服务业“成本病”问题。本文理论模型显示，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加剧或者缓解，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如果数字经济对劳动要素的综合影响大于其对资本要素的综合影响，那么数字经济将有助于缓解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反之，如果数字经济对资本要素的综合影响大于其对劳动要素的综合影响，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加剧服务业“成本病”。

其次，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样本研究期间（2011—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缩小了服务业与制造业TF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能有效地缓解地区服务业存在的“成本病”问题。（2）数字经济在缓解“成本病”方面存在异质性。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缓解作用更强；从地区教育水平看，地区教育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缓解作用越大；从城市规模看，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越强；从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来看，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激发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以上研究发现为中国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克服服务业“成本病”问题提供一些启示：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极大提升了各行各业的生产率。有必要提升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完善和保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宽带和数据服务覆盖网络建设滞后的地区，加大新型数字基础投资力度、加速数字基础设施向有条件的地区延伸，尽可能实现更广范围、更多层次的网络覆盖，加快补齐数字经济落后地区数字基础水平相对落后的短板，有效提升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作用。

第二，鉴于劳动要素以及地区教育水平在数字经济缓解服务业“成本病”方面的重要性，各地区政府部门和企业在推广和普及数字技术的同时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数字化教育投入，提升服务业从业者数字化工作能力。在推进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同时，拓展数字资源获取渠道，提升数字教育培训能力和水平，加强对服务业从业者的数字化工作能力培训，提升劳动要素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赋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生产率提升方面的潜力和作用，实现以数字化发展缓解甚至克服服务业“成本病”，推动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第三，推进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谨防出现数字鸿沟现象。各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产生数字鸿沟的概率很高，并且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都有可能造成数字鸿沟。一方面，通过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推进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借助数字技术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网络，加强地区间数字经济协同发展与合作，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避免地区间数字鸿沟的出现。另一方面，要注意数字经济与不同产业融合的差异，既要有效提高数字技术设备制造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有效融合，又要推进数字技术与政务、教育、金融等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缩小产业间的数字化差距。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0期第5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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