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版）王国松等|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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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王国松　李欣宇　杨彤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1期

► 作者简介：王国松，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欣宇，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杨彤，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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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关键词

财政收支结构；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交易成本；资本配置效率

引用格式

王国松,李欣宇,杨彤.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11):3-24.

一、问题提出

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是协调政府行为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手段。财政收支结构作为政府宏观工作重心与微观调控安排的具体体现，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契合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进而为数字化转型释放强劲的驱动效应。从支出视角看，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依托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人才的高质量供给，二者与财政科技与教育支出的稳定投入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环境保护等支出对于营商环境优化与高质量人力资本集聚的积极作用同样有利于改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软环境。从收入视角看，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技术硬件与创新环境同样与财政收入结构的优化密不可分。然而，由于市场摩擦与政府越位或缺位等因素的干扰，财政收支结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同样存在着扭曲的可能。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探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是否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分助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其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渠道有哪些？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环境中存在怎样的差异？上述问题的合理诠释对于厘清数字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创新之处

本文以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为研究切入点，深入解读政府财政行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内在逻辑、作用渠道以及不同条件下的效应差异，旨在有效破除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进一步明晰政府行为视角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将财政收支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尝试从宏观政策调整与政府行为的视角阐明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与传导路径，有利于丰富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的研究。第二，通过探讨财政收支结构调整是否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论证其相应的政策意义，为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第三，本文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嵌入财政收支结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范式，揭示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边际特征；此外，本文基于企业类型、行业竞争程度、地方财政竞争程度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进一步探讨财政收支结构调整的效应差异，有利于为政府精准驱动企业数字化变革提供政策参考。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渠道与不同外部条件下的效应差异。研究结论显示：第一，支出方面，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正向效应；收入方面，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税收结构优化能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伴随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不断完善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第三，作用渠道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优化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与技术性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产生驱动效应。第四，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服务业企业、所处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财政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更为显著。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激励效应，财政收入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持续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收入结构，构建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机制。支出结构方面，地方政府应保持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稳步提升，有效遏制因追求短期经济绩效而压缩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机；同时，应着力增加科技与教育支出比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优质的技术与人力资本支持。收入结构方面，地方政府需积极推进降费政策精准落地，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工具对于数字中国战略的财政支持作用以及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同时，优化税制结构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态势，着力提升直接税比重，重点完善针对企业数字化创新主要环节与关键领域的税收激励举措，进而充分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

其次，充分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形成合力，在完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公共服务履行机制的同时，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畅通新兴要素与传统要素间的市场流动渠道，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并提升其资本配置效率。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积极营造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明晰政府作用边界，合理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积极建设区域性数字化资产交易平台与一体化流通体系，同时构建数字技术创新、数字设施联通与数字产业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的跨区域联动与协同监管机制，疏通数字产业链上下游的隐形堵点，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府与市场的双向助力。

最后，注重财政收支结构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效应，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结构调整策略。就本文的结论而言，其一，地方政府应加速释放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非服务业企业、强竞争行业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驱动效应，缓解其内外部资源约束与转型不确定性风险。其二，合理规范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构建与辖区发展目标激励相容的政绩考核体系，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预决算监督制度，积极矫正因无序竞争所引致的财政收支结构扭曲，使财政政策工具能够更好地应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其三，对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政府应着重发挥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为其数字化转型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并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对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则应更加注重财政收入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的驱动效应，进一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与转型风险，激励其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1期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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