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听自己的词语奔向他的词语
埃德蒙·雅贝斯（Edmond Jabès，1912-1991）法国籍犹太作家、诗人。
在P.P.帕索里尼纪念日演讲摘录
（1983年5月2日，米兰）
[法]埃德蒙•雅贝斯 文 刘楠祺 译
连接起作家们的那个事物，它身处赞美之外，藏身于存在中最隐秘、最沉默的场所。作家们于此惺惺相惜，置身于消除其差异的某种风险中心。
此即为何在这种亲密的、话语引发共鸣的场合，我想浪费些时间来不合时宜地唤起沉默：因为沉默中含有生与死的隐语，那是书释放出来的。
书的使命，当然是激发无尽的阅读，但其奥秘或震撼之处在于，它每次只为一位读者洞开，那是它的读者。于是，在幸运邂逅的十字路口，一本书唯有藉自身的繁衍来获取认可，但任何偶遇或稔熟的解读者都有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它的命运。
作家便是他的书；但我们并非都从同一扇门进入这本书里。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通过自己去接近作家。若我们渴望与他相类，他就成为了我们的造物，因为我们会无意中把自己的品性借给他。他便成为了我们的另一个自己，但这并非出于作家的意志，而只是出于我们的一相情愿。因此，当我们斗胆谈论他时，我们永远都弄不清我们谈论是否最终就是我们自己。
此时此地，一位缺席的人以其强大的人格魅力主宰着我们的演说：他是一位作家，一位电影艺术家，一位杂文作者，一位思想家，一位斗士，最后，他还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堪称“诗人”的诗人，一位伟大的诗人，因为他倾尽毕生去发现一个声音，一个词语，一个语句，一首歌——无论是欢乐的、反抗的还是忧伤的歌——一幅影象，一种沉默；他深知诗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行为，深知诗之所言——其实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全然是一种冒险，是那个想把一己词语化为诗之词语的人所要冒的风险。
寻觅绝对、迈向绝对的愿望日夜萦绕于心，帕索里尼在探索的征途上曾遍尝了所有向他敞开的路；那是可能和不可能之路——直至那条他明知会让他丧命的路，他悲剧般的死亡已让我们略窥其端倪。
他以最高的水准从事着对人类及其语言的求索，他揭露征程中的各种障碍和骤现的无理挑衅，这种障碍殊难逾越，以致出师未捷，身已先死。
除了他，再无人能为人类及其真理而燃烧，或许只是这个人出于对亲人和真理的爱。
答案就在其传递出的问题中。
——本文选自埃德蒙•雅贝斯《边缘之书》（Le Livre des Marges），法国：Fata Morgana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188页。
P.P.帕索里尼，即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意大利作家、诗人、“后新现实主义时代”著名的电影导演，1975年11月1日在罗马郊区被一名17岁的男妓用棍棒击杀，时年53岁。
这位毁誉参半的大师的猝然暴毙震动了欧洲文艺界：教士们在他尸骨未寒时便开始驱除他的“邪恶魂灵”，而他的朋友、学生和崇拜者们（其中包括萨特、贝尔托鲁奇和罗兰•巴特）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尊奉他为“圣-皮埃尔•保罗”。
我走了，将你留在夜晚，
它的悲伤如此甜蜜地降临
我们生者，它蜡状的光
凝结在微明的街坊之间。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
词语的记忆
——我如何阅读保罗•策兰
[法]埃德蒙•雅贝斯 文
刘楠祺 译
我从未谈过保罗•策兰。是谦逊？还是读不懂他的语言？可一切都让我靠近他。
我爱这个曾为我友的人。而且，我们的书和而不同。
同样的追问连接起我们，那是同样遍体鳞伤的话语。
我从未评论过保罗•策兰。今天，我想斗胆一试。这个决定并非完全出于己愿。
这是第一次，我很想为德国的读者们写一写保罗•策兰。
这是第一次，我写下评论保罗•策兰的文字，并把他的语言、他特有的话语所开放的场所作为终极的场所赋予我的文本，这足以促使我说“是”了——就像有人沉默或孤寂时对自己说“是”一样。然而心之所念的，却是已逝的故友。又仿佛第一次，在一片静穆中，我在我们从未一同涉足之地陪伴着他，那儿是语言的心脏，是他曾与之激烈抗争的语言，而非我们彼此交谈的语言。
斯人已逝，谁复堪与言说？
虚空占据全部位置之时，那位置便也空空如也了。
在我家里，保罗•策兰为我朗读他的诗，至今余音袅袅。此刻笔握手中，那朗读声仍环绕耳畔，我倾听自己的词语奔向他的词语。我倾听他的词语化入我的词语，仿佛阴影下，在一个未曾远去的人伫立之处，我聆听他的心跳。
那声音就在我研读其诗的中心；因为我只能藉译文去阅读保罗•策兰；但通过自己创造的抵近其文本的方式，借助于诗人那难以忘怀的声音，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并未背叛他。
保罗•策兰自己作为译者就出类拔萃。
一天，我告诉他，我很难从眼下的法文译本中认出他读给我的诗——他的译本在1968年时还很少——他回答我说，他对那些译本大致感到满意。
正如诗人菲利普•苏波在《伊戈尔王》的序言中所说：“翻译，惟其追求如摄影般再现真实时，方属背叛。这等于事先就宣判了一个文本既不会生动，也不会和谐，既无色彩，更缺失节奏。”
一针见血；若果真如此，原初的文本会发生何种变化？
保罗•策兰对已经出版或行将付梓的译本表现出的认可着实令我困惑。“很难更好了”，他补充道。难道心底里，他比任何其他作者都更明白，他是一个不可译的诗人？
在保罗•策兰的语言背后，有另一种语言的回声从未死寂。
像我们一样，在白昼的某个特定时段，在穿越黑暗与光明的边界之前，保罗•策兰的话语徘徊着，在势均力敌的两种语言——弃绝的语言和希望的语言——的边缘行动着并表达着。
贫乏的语言和丰饶的语言。
一边明澈；一边晦暗。但融合至此，孰可区分？
是辉煌的清晨，抑或哀伤的夜晚？非此，非彼，而是迷雾之下、时光内外均无法独自言表的广袤荒野——真是苦不堪言。
非昼，非夜，而是模糊的空间，是被剥夺的语言藉昼夜融合的声音，从再现的语言深处退却后留下的空缺。
这就好似话语只有在其他话语的废墟中方能立足，同在，却无他。
尘埃。尘埃。
沉默允诺聆听词语，没有作家不知情。既定时刻，沉默如此强大，词语只能表达沉默。
沉默，这足以颠覆语言的沉默，可拥有其不能归因于无源无名的特有语言么？
那是秘密的、不可听闻的语言么？
只有那些一度归于沉默的人们对此最为了解，但他们也清楚，只有通过使用语言的词语才能听到它，领悟它。
那是从沉默到沉默、从词语到沉默的持续过程。
但问题始终存在：沉默的语言是拒绝语言的语言吗？亦或相反，是记忆首个词语的语言吗？
我们难道不知道么？由字母和声音构成的词语依旧保留着对学校课本或其他作品的记忆，某天，这些作品向自身揭示词语的同时，也把词语向我们揭示出来；同样，词语也保留着对一切声音的记忆，那些声音在若干年内——甚至在数世纪内——口耳相传。
那是被发掘、被传播的词语，通过陌异或熟悉的双手，通过遥远或当下的声音，那是昨日之声，而无论其悦耳或冷酷恐惧与否。
如今，我敢断定，词语没有历史；只有沉默被词语讲述的历史。
词语只言说这一沉默。那是它们和我们的沉默。
追问一位作家，首先意味着追问其记忆的词语，沉默的词语；意味着对其词语之往昔的钩沉——那些词语远比我们古老，而文本则无年代可循。
德语，对保罗•策兰而言，尽管是他浸淫其间的语言，可有段时期却被那些号称德语卫士的人们所禁用。
若德语的确让他引以为傲，那德语同样也令其蒙羞。难道不正是那些无法立刻将他推向死亡的人使用着他所忠悫的词语，企图将他清除并弃置于孤寂或漂泊中吗？
骤然间，世界全然陌生，却又要完全投身于抛弃你的国家的语言之中，且宣称那语言只为一己，天下竟有这等不合常理的事。
真的，似乎语言只属于那些爱它胜过一切并终生不离不弃的人。
那是非同寻常的激情，是为了语言才拥有的自身激情的勇气与执著。
斯特凡•莫塞斯在分析《山中对话》时写道，保罗•策兰在这首散文诗中借用了某些意第绪语的习语，他认为这足以构成对刽子手的挑战。
对我而言，却并非如此一目了然。
对刽子手的挑战是在别处。是在他的诗的语言里。那是一种因他而臻极化境的语言。
每位作家都在与词语不懈作战，以强迫其表达出自己最内心的东西，但绝不会有人会像保罗•策兰那样在自身的肉体上有如此绝望的经历；那是一种双重的经历。
要懂得礼赞杀死我们的词语。要杀死拯救并赞颂我们的词语。
与德语的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引导着他在走向生命终结时，书写下了那些阅读时惟觉肝肠寸断的诗句。
读者甫一接触策兰诗便感困难，其缘由也即在此。
早期诗中伴随着保罗•策兰的词语的，是他思想与呼吸之语言的词语：那是他灵魂的语言。
他需要借助这样的语言才能活下去。在他书写的语言中，他的生命被书写，那是以他生命的词语甚至是以死亡的词语书写的，而死亡，也是一种词语。
最后的诗中，他对语言的执著达到了顶峰。那是在爱的心中之死。
那是在摧毁言说之前所欲言说之物；一如眼下惟沉默曾有权述说的：这词语前后的沉默，这词语之间、两种语言之间的沉默，其相悖而行，却殊途同归。
他的诗惟存对真实的求索。那是语言的真实吗？真实即为绝对。
面对刽子手，他以与其共享的语言之名喝令其屈膝下跪。
这便是他接受的豪赌。
若翻译确属背叛，我还敢坦承是为了更好地倾听保罗•策兰而踏上了背叛之路么？
然而，对每一次个体阅读而言，难道不都是自我的背叛？
我不能直接阅读德语，要借助各种译文来阅读保罗•策兰；有法语、英语或意大利语的。都是可以接受的。又各有不足，但可以帮助我更深切地领会原始文本。一个译本所缺失的，另一个译本可以补阙。
我阅读这些译文，而不失对德文文本的洞察；并试图从中发现节奏、运动、音律和删减。那是由保罗•策兰精确的声音所指引的。他不是已将这种阅读方法传授给我了么？
我掌握的所有语言都有助于我进入他的语言中——那是我所不知的语言。就这样，经由如此罕见且非同寻常的迂回方式，我得以尽可能地接近他的诗。
我确曾读过保罗•策兰么？我确曾长久地聆听他。我如今仍在聆听。他的书每次都会更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已记不得这对话始于何时，但此后再无任何事情可以中断这个对话。
那是穿越词语的沉默之对话，其轻盈一如自由而勇敢的飞鸟；这世上的全部庄严尽在苍穹之中；一如大理石墓碑被伤感的幽灵置于无存的墓冢；这世上的一切痛苦尽在大地之上；一如漫长而恐怖之白昼的灰烬，在数百万焦糊的尸体上，徒留绛色烟霭中那难以承受的影像。
“虚无的玫瑰
无主的玫瑰”
“我们曾是，如今是，
仍将是，某种
虚无，却绽放着，
那是虚无的，无主的
玫瑰。”
——本文译自埃德蒙•雅贝斯《词语的记忆》（La Mémoire des Mots），法国：fourbis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页。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本名保尔•安切尔（Paul Antsche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二战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本人历尽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以《死亡赋格》一诗震动战后德语诗坛。之后出版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曾获不来梅文学奖和德语文学大奖毕希纳奖，成为继里尔克之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最重要、最深刻影响的德语诗人。1970年在巴黎塞纳河投水自杀。
斯特凡•莫塞斯（Stéphane Mosès，1931-2007），法国-以色列裔哲学家，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弗兰兹•罗森茨威格日耳曼-犹太文化、文学、历史研究中心名誉教授。
《山中对话》（Entretien dans la montagne），是保罗•策兰在1959年8月错失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犹太裔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约定的会面后所写下的一篇神秘的散文。
我骑着上帝去远方
我是第一个喝蓝色的人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
本期编辑：秋佳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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