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恶的屈服总是伴随着谬误和谎言
威尼斯圣克莱门特精神病医院，1982年。by Raymond Depardon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 道德和文学 |
西蒙娜·薇依
善，没有什么比它更美丽，更精彩，更清新持久，更令人惊讶，充满甜蜜和永远的狂喜。恶，沙漠都不比它更枯燥，单调，令人厌倦。这就是关于真正的善恶的真理。而虚构的善恶则相反。虚构的善令人厌倦，平平无奇；虚构的恶则形形色色，充满诱惑，迷人，深刻，充满了魅力。
这是因为在现实中有一些不可能在小说中实现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就像制约我们的地心引力无法把图画中的物体拽下来一样。在分割天和地的空间里，物很容易就落下来，事实上，只要没有支撑，它们就不可避免地落下来；它们从来不会上升，即使用千辛万苦造出的装置，也只能上升那么一点。一个人沿着梯子往下，踏空了掉下来，即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也不过是一件悲伤或无趣的小事。但若是一个人在如梯的天上行走，进入云层，然后下来，那么他可以每天，每时，每刻都那么做，我们也从不会倦于观看。纯粹的善也是一样；因为如地心引力一般强大的必然性使得人们与邪恶为伍，不给与他任何的善，或者给予他的善也必然是局限于最狭窄的范围之内，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可能获得，却还是受了邪恶的污染和掺杂。但如果我想画一幅图，描绘一个人走入云端，那么它就毫无趣味。那是一件只有在现实中发生才会引人兴趣的事。非现实性剥夺了善的所有的价值。
一个人用正常姿势走路不会引起关注的兴趣，但若是人疯狂地又蹦又跳，就会让我困惑几分钟。而如果我注意到这两者是光脚在烧红的煤上动，那么我的反应就又会不同。后者跳跃的动作变得令人恐惧，观看它让人难以承受；而另一方面，我却会从那恐怖、单调、不变的节奏的后边，用充满激情的目光盯着那个用自然的步伐走路的人。所以恶，只要是虚构的，就能用它所呈现的，似乎全从幻想生出的多种形式，引发人们的兴趣。然而与现实不可分割的必然性完全抵消了这种兴趣。其简单性使虚构的善变得枯燥乏味，无法吸引人的注意力，却使现实中的真正的善变成深不可测的奇迹。
因此，非道德性似乎与主要由虚构作品组成的文学不可分割。批评某些作家，说其不道德，是完全错误的，除非同时批评他们作为作家的事实本身，十七世纪有勇气成为作家的那些人就是例子。自命具备高度道德的作家，并不比别人更不道德，他们只不过是糟糕的作家罢了。在他们身上，正如在其他人身上，不管他们做什么，做了什么，善总是乏味的，恶总是多少会吸引人的。据此，我们甚至可以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谴责。为什么不呢？作家和全心投入的读者会喊着说，非道德性不是一个美学标准。但是他们必须证明，他们也从来没有证明，美学标准是关于文学的唯一标准。因为读者并不属于别的物种，因为那些读书的人和那些同时做很多别的活动的人是同一个人，所以文学不可能免于善恶的归类，这种归类适用于所有的人类活动。每一个活动都和善恶有着双重的关系：一个是通过它的执行，一个是通过它的原则。因此一本书，从一个方面看，有写得好坏之分，从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善或恶的本源之分。
但是小说不仅在文学中，也在生活本身里，制造非道德。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实质几乎全由虚构组成。我们把未来虚构化，而且，除非我们以英雄的姿态献身真理，我们把过去也虚构化了，让它变得合乎我们的口味。我们不去研究其他人，我们编造了他们所思考的，所说的，所做的事情。现实给我们提供原材料，就像小说家经常从一个新闻报道提炼主题一样；而我们把原材料包裹了一层雾气，在其中，就像在所有的小说中一样，价值是反过来的，恶成了吸引人的东西，善却令人生厌。只有当现实通过某种机会使我们醒悟了一会儿，比如遇见一个圣徒，陷入赤贫，犯了罪，或者其他一些事情，只有在那时，也只能是在那时，我们才能在片刻之间感到恶的令人恐惧的单一，以及善的深不可测的奇迹。
还有别的东西具有把我们唤醒至真理的能力。那就是天才作家的作品，或者至少是那些具有第一流的天才并到达了完全成熟的阶段的人的作品。他们处于虚构领域之外，他们把我们从虚构中释放出来。用小说的伪装，他们给了我们某种可以与现实的真实之物的致密性相媲美的东西，这是一种生活每天都给予我们的致密性，但我们却无法把握，因为我们陶醉在谎言里。
虽然那些人的作品是由词语组成的，在其中却存在着统治我们灵魂的地心引力。这种引力存在，且显明。虽然我们的灵魂经常感到这种引力，但却被它造成的效果遮盖了；对恶的屈服总是伴随着谬误和谎言。沿着残酷和恐怖的斜坡往下滑的人，辨认不出是什么样的力在驱使他，也辨认不出这样的力和所有其他的外部条件的区别。在天才们组装的词语中，有好几种斜面同时存在，看得见，觉得着，相互置于其真正的关系之中，但是听者或读者并不从任何一个斜面上滑下。他感到重力，就如同我们看到悬崖，在尚有安全感且不眩晕的时候，感到重力那样。他在这悬崖的结构里发现了重力的各种形式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正是如此，《伊利亚特》里的胜利的斜面和失败的斜面显露出来，并同时可见，而卷入战争的战士却看不到。这种只有天才才能传达的重力感，可以在以下作品中找到：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某些戏剧，法国悲剧中只有一个，拉辛的《费德尔》，莫里埃的几部喜剧以及维庸的《大遗言集》。那里，善和恶在其真理性中出现。那些诗人具有天才，且是一种指向善的天才。也有魔鬼的天才，它们也具有成熟性。但是，因为天才的成熟是一种对善和恶之间的真正关系的契合度，代表了魔鬼天才的成熟度的作品则是沉默。兰波就是它的榜样和象征。
那些不具备第一流的天才，也没有完全成熟的作家们的唯一存在理由就是，他们构成了一种背景，只有在此背景下，未来的某一天才会出现一个天才。这也是他们存在的正当性的唯一理由，否则他们就不应存在，因为事情的本质注定了他们的非道德性。因为其非道德性而批评一个作家其实是在批评他没有天才，或者只有二流的天才（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或者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发展的天才。如果他缺乏天才，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他的错；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唯一的罪。企图给文学的非道德性寻找疗方是完全无用的。唯一的疗方是天才，天才的来源则是我们的努力不可企及的。
但是，鉴于这个不可医的非道德性，那些有精神指导作用的作家对文学的篡夺，能够被纠正，也应该被纠正，他们完全不适合这个工作。只有具备第一流天才的作家，在其完全成熟的阶段，才适于行使那些功能。所有其他的作家，除非他们在文学倾向之外有一种哲学的倾向（这很少见），他们关于生活和世界的概念以及他们对现在的问题的看法，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地方，让他们表达它们是荒谬的。这种滥用最早开始于十八世纪，特别是浪漫主义，它给文学带来了一种弥赛亚式的神启，有害于它的艺术的纯粹性。此前，作家附属于大人物的家庭，这虽然有时候会给他们造成很痛苦的境况，却比弥赛亚式的欺骗更好，这种好处表现在作家和公众的道德健康方面，也表现在文学本身的艺术方面。
只是在五十年或者二十五年前，我们才发现这种篡夺的严重后果，因为正是那时它开始向大众蔓延。毫无疑问，在人群中，一直存在着糟糕文学的微弱的欺骗性，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文学。但是以前，在纯粹的美的事物里还存在着解毒剂，这种美渗透了大众生活——包括宗教仪式，祈祷，歌曲，故事，和舞蹈。最重要的是，这种美没有权威性。但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所有那些和精神指导相关的权威性，被文人篡夺了，渐渐渗入最低级的出版物。因为从这些最低级的出版物到最高级的文学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公众都知道的一致性。在文学圈子里，那里没有人拒绝和任何其他人握手，有那么一些完全投身于最低级出版物的人，他们的临时的合作者，还有我们最有名的一些人。在一首瓦莱里的诗和一则保证美满婚姻的美容霜广告之间，存在一种没有任何中断的一致性。因此，作为一种文学的精神篡权的结果，美容霜在乡村小姑娘的眼里有着过去只属于教士的权威性。我们堕落到我们现在的状态，这难道奇怪吗？允许那种状态的存在，对所有那些可以能拿笔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犯罪，作为忏悔，他们应该对此承担责任。
好几个世纪以来，良心的监督者的功能完全掌握在教士手里。在执行中他们经常犯下惊人的蠢误，比如宗教裁判所的大火所见证的，但至少他们具有某种名义去执行。现实中只有最伟大的圣徒才可以执行它，就如同作家中只有最伟大的那些天才才有资格执行一样。但是所有的教士通过其职业用圣徒的名义来说话，从他们寻找启示，模仿并追随他们，其中最重要的名副其实的圣徒就是基督。如果这些教士没有做到这些，实际上他们也确实经常做不到，他们就失败于对其责任的履行。但是只要他们还在做，他们就能传达比他们自己所有的善更多的善。相反，一个作家只有他自己可以依靠，他也许会受到一些别的作家的影响，但他不可能从他们中吸取他自己的灵感。
作为十八世纪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结果，教士实际上几乎完全失去了这种功能，他们的位置被作家和科学家所占据。这两种情况同样糟糕。数学、物理以及生物学远远不能进行精神的指导，这和遣词造句的艺术是一样的。当这种功能被文学和科学所篡夺，这就证明不再有任何精神生活。今天，无数的迹象似乎表明，这种作家和科学家的篡权快要结束了，虽然在表面上它还继续存留。这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如果不担心它们被某些更糟糕的东西取代的话。
但是属于过去的世纪的真正天才的作品还能被我们看到。它们的冥思是灵感川流不息的源泉，这种灵感合法地指导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接受这种启示，它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使我们长出克服重力的翅膀。
杨铁军 译
本期编辑：洛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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