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跟着一群黑帮去智利，不如独自留在巴黎写一本小说
《巴黎评论》1987年夏季号，第103期封面
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1914-1984)，阿根廷作家
《巴黎评论》：你写作时修改得多么？
科塔萨尔：很少。这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早已经在心里酝酿过了。我看过某些作家朋友们的草稿，上面改动颇多，做了不少修订和调整，到处都是箭头……不不不。我的手稿是很整洁的。
《巴黎评论》：你有什么写作习惯？有没有什么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科塔萨尔：有一件事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混乱无序、杂乱无章。我的写作没有章法可言。当我感到自己想写短篇小说时，就把别的事情搁到一边，埋首写作。有时候我一旦写出一篇短篇小说，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会再写出两三篇来。总之，短篇小说一来就是一串。写短篇小说，会让我的头脑进入敏于接受的状态，接下来我还会“捕捉”到另外一则短篇。你瞧，我打的是这样的比方，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则短篇小说会落在我的心间。但随后的一年里，我可能什么都写不来……一点也写不出来。当然，近几年来，我花了不少时间坐在打字机前，写政论文章。我写的有关尼加拉瓜的文章，我写的有关阿根廷的一切，都和文学无关——它们是战斗檄文。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写作地点？
科塔萨尔：老实说，没有。想当年，我更年轻，体格也更结实，就以我在巴黎的时候为例吧，《跳房子》的很大一部分是我在咖啡馆里写就的。因为噪音并不会影响到我，相反，咖啡馆正合我意。我在咖啡馆里或读或写，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年龄渐长，我变得麻烦多了。如今我要在有把握度过一段安宁时光的前提下，才会写作。假如有音乐声，就绝对没法写作。音乐是一回事，写作则是另一回事。我需要静下心来；但话虽如此，在旅馆，有时在飞机上，在朋友家，或者在家里，我都能写作。
艾萨克·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美国作家
《巴黎评论》：很多当代作家都挂靠在大学里。你如何看待在写作的同时以教书为生？
辛格：我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当记者是个比教书更健康的职业，尤其是如果他教的是文学。如果教文学的话，作家习惯于时时刻刻地分析文学。有个人，一个批评家，告诉我，“我从来不能写任何东西，因为我刚刚写下头一行，就已经在想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我已经在批评我自己的作品。”
作家同时又是批评家，又是作家，这样不好。如果他只是偶尔写一篇评论，甚至是写一篇关于批评的论文，这还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时刻进行这种分析，分析变成他每天的口粮，某一天这种分析也会成为他写作的一部分：一个作家，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批评家，这非常糟糕。他在为他的主人公写文章，而不是在讲故事。
《巴黎评论》：你能跟我们谈谈你写作的方式吗？你是不是每天都写作，一个星期写作七天？
辛格：哦，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总是有点想坐下来写作的愿望。大多数日子，我确实写点什么。可是，然后我就接到电话，有时候我得给《前进》写篇文章。偶尔，我得写一篇书评，我被人采访，我总是被人打扰。不管怎么着，我坚持写点什么。我不用逃走。有些作家说，他们只有到一个遥远的岛上才能写作。他们会跑到月球上去写，免得被人打搅。我觉得，被人打搅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有时候，被人打搅是有用处的，因为你中断了写作，你休息的时候，你在忙着做别的事的时候，你的视角会发生变化，或者视野会变得开阔。关于我自己，我能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像一些作家说他们自己那样，平平安安地写作过。不过，不管我有什么想说的东西，我坚持说下去，不管周围有什么干扰。
《巴黎评论》：你觉得写作最困难的是什么？
辛格：故事结构。对我来说，这是最困难的部分。如何安排一个故事的结构，使它有趣。实际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倒容易一些。一旦我将结构安排好了，写作本身 ——叙述和对话 ——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
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coise Sagan，1935－2004）法国作家
《巴黎评论》：你从很久以前就有写作的念头了吗？
萨冈：是的。我曾经读过许多故事。对我来说，不想同样也写一个才是不可思议的。与其跟着一群黑帮去智利，不如独自留在巴黎写一本小说。这在我眼中是一个更伟大的探险。
《巴黎评论》：小说以怎样的速度进展着？故事超出了预先的构思吗？
萨冈：对于《你好，忧愁》来说，开始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人物——那个女孩。在我提笔之前，没有其他东西。我不得不在写作中寻找灵感。我花了两三个月写《你好，忧愁》，每天写两三个小时。《某种微笑》却不一样。我做了不少小笔记，然后用两年时间来构思这本书。当我开始动笔的时候，仍然是一天两小时，写得非常快。当你打算严格地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写作，你会发现可以写得很快。最终，我做到了这一点。
《巴黎评论》：你花很多时间在修改风格上吗？
萨冈：非常少。
《巴黎评论》：就是说，你这两部小说的写作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五六个月？
萨冈：是的，这是个不错的营生。
E·B·怀特（E.B.White，1899-1985）美国作家
《巴黎评论》：你能够边听音乐边做事吗，或者说一心二用？
怀特：我工作的时候从不听音乐。我没有那种注意力，而且我也不喜欢。相反如果是一般的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倒是不会打扰我正常工作。我的房子有个起居室，是进行大小事务的中心场所：它是通往地窖、厨房和橱柜（我家电话在橱柜里）的必经之地。起居室里总是人来人往。但那个房间很亮堂，让人心情开朗，我常在那里写作，对身边热闹的狂欢节可以置若罔闻。一个在我放打字机的桌子下面推地毯清洁器的姑娘从不会让我感到什么特别的烦躁，我也没为此停止写作思路，除非这个姑娘特别美或者动作特别笨。感谢上帝，我的妻子从来没怎么保护过我，听说很多作家的妻子对她们的丈夫都很有保护欲。结果我家的成员对于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人这一点从来没放在心上——他们就是想吵就吵，想闹就闹。如果我受不了，我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一个等待理想写作环境的作家临死也写不了一个字的。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什么写作前的热身运动？
怀特：拖延对于作家来说是很正常的。作家就像一个冲浪者——他会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完美浪潮的出现。拖延是他的本能。他等待可以把推他向前的（情感，抑或力量，抑或勇气？）的波涛。我没有什么热身运动，有时候我会喝点酒，仅此而已。把一些东西变成文字前我倾向于先让它们在我的脑子里蒸腾一阵子。我会来回地走，一会儿把墙上贴的画拉拉直，一会儿把地板上的地毯拉拉直——仿佛除非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排成队，都达到完全真实的状态，我才有可能在纸上创造出一个世界。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
《巴黎评论》：我见过你在车里写作。
聂鲁达：我在任何可以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写作，我总是在写作。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总是用笔写作？
聂鲁达：自从我出了个事故以后才这样。有一次我的一根手指骨折了，所以几个月不能用打字机以后，我回到了年轻时候的传统，用笔写作。当我发现我的手指好多了，可以打字以后，我也发现我用笔写出的诗歌更敏感，可塑性更强。某一个访问当中，罗伯特·格雷夫斯说要思考，你身边非手工制造的东西最好越少越好。他也许应该补充一句，诗歌应该用手来写。打字机把我与诗歌之间的亲密感割裂了，我的手又让我找回了那种亲密感。
《巴黎评论》：你工作的时间怎样？
聂鲁达：我没有什么计划性，但我更偏好在早晨写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还有你自己的时间）的话，我现在会在写作。我早上不怎么阅读。我其实更想一天都写作，但更经常的是，一个完整的想法，表达方式，或者从我自身爆发的混乱的东西——用一个过时的词来说，就是“灵感”——会让我满足，或者精疲力尽，或者平静，或者虚无。也就是说，我就无法继续了。除此以外，我太爱生活了，不可能一天都坐在桌前。我喜欢身处日常生活的百态当中，我的房子、政治、自然，这一切。我总是在进进出出。但只要我可以找到一个时间和地点，我会非常严肃地写作。对我来说周围有很多人也无所谓。
《巴黎评论》：你能把自己从周围的一切当中脱离出来？
聂鲁达：我可以，而如果周围一切忽然安静下来，反而会打扰我。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美国小说家
《巴黎评论》：你现在的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唐·德里罗：我上午用手动打字机写作。大约写四个小时，然后去跑步。这帮助我从一个世界抽身而出，然后进入另一个世界。树、鸟和细雨——这是很好的插曲。然后我下午继续工作，写两三个小时。回到读书时间，这一段是透明的——你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度过的。我不吃零食，也不喝咖啡。不抽烟——我早就已经戒烟了。屋子空间很大，房间也很安静。作家会寻找各种办法来确保自己的孤独，然后再寻找无数方式来浪费它。我会看看窗外，随意从字典中翻出词条来读。为了打破这一魔咒，我会看博尔赫斯的照片。这张很棒的照片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送给我的。博尔赫斯的脸背后是黑色的背景——博尔赫斯表情肃杀，双眼紧闭，鼻孔张得很大，皮肤绷得很紧，嘴上的颜色异常鲜艳；他的嘴巴看上去就像是画了东西；他像一个萨满教巫师，为了开启天眼而给自己涂上油彩。那整张脸带着一种坚毅的狂喜。我当然读过博尔赫斯，虽然不是每本都看，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工作的——但是这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窗前或别处的作家。所以我试着让他成为我的向导，摆脱了无生气的漂浮状态，进入到另一个充满魔幻、艺术和预言的世界。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作家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在开始时是如何下笔的？
桑塔格：我的下笔始于句子和短语，然后我知道有些东西开始发生转变。通常都是开篇的那一句，但有时，一开始我就知道了结尾的那句会是什么样的。
《巴黎评论》：你实际上是怎么写的呢？
桑塔格：我用毡头墨水笔，有时用铅笔，在黄色或白色的标准横格纸上，像美国作家惯常的那样，从事写作。我喜欢用笔写作时那种特有的缓慢之感。然后我把它们打出来，再在上面涂改。之后我再不断重打，有时在手稿上修改，有时则在打字机上直接修改，直到自己觉得已经写到最好为止。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写作，直到五年前我有了电脑。现在，在第二或第三稿之后，我将它们输入电脑，然后我就不需要再重新输入整本原稿了。不过，在电脑上直接做完改动之后，我会继续进行手写修改。
《巴黎评论》：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帮你开始下笔？
桑塔格：阅读，不过通常它与我正在写或希望想写的东西无关。我大量地阅读艺术史、建筑史、音乐学及主题各异的学术论著。当然还有诗歌。磨蹭也是准备开始的一部分，阅读和听音乐就是我的磨蹭方式。听音乐既让我精力更旺，同时也让我心神不定，让我对不写作产生愧疚感。
《巴黎评论》：你每天都写吗？
桑塔格：不，思路如泉涌时我才会动笔。当压力在内部叠加，某些东西在意识里开始成熟，而我又有足够的信心将它们写下来时，我就不得不开始落笔。当写作真的有了进展，我就不干别的事了。我不出门，常常忘记吃东西，睡得也很少。这种完全缺乏规律的工作方法，注定了我不会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再者，我的兴趣也非常广泛。
《巴黎评论》：叶芝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桑塔格：实际上，他所说的是，一个人必须在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写作就是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当然，如果你所说生活是指与他人相处的那种，叶芝当然讲得对。写作要求大量的独处时间。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写作，这样就可以减缓这种二选一的残酷无情。我喜欢出门，喜欢旅行。在旅途中我不能写作。我喜欢谈话，喜欢聆听，喜欢去看、去观察。我或许有一种“注意力过剩症”。对我而言，世上最易之事莫过于去关注。
《巴黎评论》：你是边写边改，还是整个写完之后才修改？
桑塔格：我边写边改。这是很愉快的事。我不会因此失去耐心，我愿意一遍又一遍地改动，直到能流畅地往下写为止。万事开头难。开始下笔时，总有恐惧和战栗的感觉伴随着我。尼采说过，开始写作就好像你心意已决，要跳入一个冰冷湖里。只有在写作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一时，我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够出色了。此时我手里才真正有牌，可以玩上一手。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英国小说家
《巴黎评论》：那个时候你是否已经形成你惯常的写作习惯？
麦克尤恩：我每天九点半之前开始工作。我继承了我父亲的职业道德——不管前一天夜里熬到几点，早上七点前一定要起床。他在军队里服役四十八年，从没耽误过一天的工作。
七十年代我基本上是在我公寓卧室里的一个小桌子上工作。我用钢笔写作。然后我用打字机打出草稿，在打字稿上标标画画，然后再打出定稿。我曾请过专业的打字员帮我打定稿，但我觉得要是我自己来做话还会做些修改的。八十年代中期升级换代用上电脑的时候我可真是感激不尽。电脑的文字处理更具有私密感，更像是思考本身。反观从前，打字机就显得是一种粗重的机械障碍了。我喜欢储存在电脑记忆当中那些还没打印出来的文字材料所具有的那种临时性的感觉——就像是个还没说出口的想法。我喜欢字句和段落可以无休无止地重新加工的这种方式，喜欢这种忠实的机器记得你所有你写给自己的摘记和讯息。当然，前提是它不出故障不会瘫痪。
《巴黎评论》：写作顺利的情况下你一天能出多少活儿？
麦克尤恩：我的目标是一天大约六百个单词，状态好的时候每天至少一千个。
《巴黎评论》：在《移居海外》这个剧本的导言中，你曾写道，“在丝毫都没受到文学理论收编的那种富有想象力的写作当中自有一种乐趣。”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麦克尤恩：这种乐趣就在于惊喜。它可以小到一个名词和形容词的巧妙搭配。或是一整个全新的场景，或者一个始料不及的人物一下子就从一个短语中冒了出来。而文学批评的目的本就是追问意义，它绝对不会真正认可这样一个事实：某一页上存在某些内容只是因为它们给作家带来了乐趣。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如果他当天早上工作得很顺利，他的句子造得很满意，他就会感觉到一种平静和私密的乐趣。作家们真的很渴望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间段。如果允许我引用《赎罪》的第二页：这就是这项工程让你心满意足的那个最高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令人愉快的新书发布会也好，挤满了人的朗读会、赞誉有加的评论也罢，统统及不上这样幸福圆满的时刻。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
《巴黎评论》：许多作家着迷于在清静的地方工作，可你书中的叙事人——他们是作家——是躺在起居室沙发上写作和阅读。你是在家人中间工作的吗？
大江：我不需要在清静的地方工作。我写小说和读书的时候，不需要把我自己和家人隔离开来或是从他们身边走开。通常我在起居室工作时，光在听音乐。有光和我妻子在场我能够工作，因为我要修改很多遍。小说总是完成不了，而我知道我会对它彻底加以修改。写初稿的时候我没有必要独自写作。修改时我已经和文本有了关系，因此没有必要独自一人。
我在二楼有个书房，可我很少在那儿工作。我只有在那个时间在那儿工作，就是当我结束一部小说的时候，需要全神贯注——这对于别人来说是讨嫌的。
《巴黎评论》：你遵守哪一类写作时间表？
大江：一旦我开始写小说，我每天都写，直到结束为止。通常我早晨七点醒来，工作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不吃早饭。我只喝一杯水。我觉得那样对写作是最好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写作是艰苦的工作吗？
大江：在法语中，工作这个词是travail.这个词的意思既包含以极大的努力和痛苦做出挣扎，也包含那种努力的结果。对普鲁斯特来说，写《追寻似水年华》的挣扎和那种努力的结果是一回事。我并不觉得写作是一种挣扎。写初稿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但我对初稿彻底加以修改。那样做是艰苦的，但完成作品也是一种愉悦。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2》九久读书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
本文已获授权
序 /奥尔罕·帕慕克
E.M.福斯特/弗朗索瓦丝·萨冈/奥尔德斯·赫胥黎
哈罗德·品特/以赛亚·B.辛格/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E.B.怀特/巴勃罗·聂鲁达/约翰·斯坦贝克
库尔特·冯内古特/胡利奥·科塔萨尔
唐·德里罗/苏珊·桑塔格/伊恩·麦克尤恩
诺曼·梅勒/大江健三郎
本期编辑：C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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