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丨党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成为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1921年7月，党的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党成立后，就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活动中去，尤其是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接着，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建立了分部。

1922年5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100多个工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实际上承认它是全国唯一的工人运动领导机构，这也是工人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一种确认。

党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还注重发展自身组织。1921年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通告各区党组织，对党、团、工会组织的发展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在本年内，迟至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央局的指示，组织发展基本达到了中央局的要求，一些原没有党组织的地方新建立了党的组织，旅法支部也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学生中也发展了党员或建立了党组织。到1922年6月底，全国党员人数已由一大时的50余人，发展到了195人。

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中央局决定以《新青年》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亲自主持。同时，继续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由李达负责。党还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书。这是一个秘密的出版机构，所以书上印的社址是“广州昌兴马路”。

1922年4月至5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动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战争，即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战败，张作霖退到山海关外，北京为直系军阀所占。曹锟、吴佩孚入主北京后，便叫喊要“武力统一”中国。其他军阀为扩大或保住自己的地盘，便抬出“自治”或“联省自治”相对抗。也有一些知名学者提出要由“国内的优秀分子”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以便南北方早日议和，解决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问题。

这时候，国际形势对中国也不利。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在美国的发起下，英、日、法、意、比、荷、葡及中国在华盛顿召开九国会议。在美国操纵下，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使中国恢复到了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种复杂的形势，使党必须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及“好人政府”“联省自治”之类的主张，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制定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明确奋斗目标。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与华盛顿会议相对抗，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等共派出了44名代表组成了中国代表团，中国共产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等。这次会议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大会期间，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代表，对中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次会议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阐发，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产生了直接影响。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对在时局问题上军阀们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作了批判，提出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

这份文件的最重要之处，就是放弃了过去对任何党派都采取排斥态度的关门主义观点，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宣言强调：“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个宣言实际上为党的二大召开做好了思想准备。

（二）

早在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就曾指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明年7月召开，但没有确定会议的地址。中共中央曾有过在广州召开二大的考虑，后来由于广州局势动荡，特别是1922年6月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严重事件，于是决定二大仍在上海举行。

既然决定二大在上海召开，找一个安全的会址就至关重要。这时，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书城公馆和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都早为租界当局所注意，自然不能作为会址了。只有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家还是党的一个可靠的联络点，而且李达的房子是一排石库门房子中的一家，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辨出进了谁家。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党195名党员。

大会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陈独秀首先向大会报告了一年来中央工作的概况及6月发表的宣言的政治主张，介绍了党组织发展和各地工人运动情况。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但目前，中国对内仍在封建式的军阀统治之下，对外是个受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所以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只有联合其他革命党派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

接着，由张国焘报告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形，由施存统介绍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随后几天，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分组讨论这几个报告。当时，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劣，就在二大开幕的当天，法租界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鉴于此，大会吸取了一大时的教训，决定会议以小型的分组讨论为主。小组讨论分别在上海部分党员家里进行，不是代表的党员也可以参加讨论。在召开全体会议时，也经常改换地点，以免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

7月23日，大会在法租界的另一处地方再次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文件，并进行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的数量仍然有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必太多，乃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5名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和森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三）

党的二大讨论的中心内容，是现阶段党究竟应制定什么样的纲领。虽然在大会前，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拟就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阐发，但代表们认为还有值得修改完善的地方。蔡和森就明确表示，这个文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及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完全表达出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应当联络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应该说，蔡和森的主张是正确的，其他一些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为了表明党对时局的主张，向全国人民阐明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会决定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起草工作。蔡和森和张国焘又推陈独秀为宣言执笔人。陈独秀花了两天的时间写出了初稿，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意见，然后交大会讨论。

在讨论现阶段革命的方针政策时，多数代表认为，当前还不能进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现在我们却要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一个矛盾吗？多数代表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方针与党的根本目的是不矛盾的，因为进行民主革命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联合资产阶级不等于是投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固然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工农群众同时也可以获得一些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加强本阶级的力量和地位。这种暂时的联合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党的二大最突出的贡献，是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过反抗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这些斗争的成效却甚少，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认识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义和团”运动曾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说明农民既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也没有认清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本质。孙中山和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认识模糊甚至是错误的。长期以来，孙中山不敢提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辛亥革命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时，为了换取列强各国对革命政府的支持，甚至提出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孙中山对封建军阀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常是与这一派军阀合作去反对另一派军阀，或是利用南方军阀去反对北洋军阀，只有在经过一系列的失败后，才发出了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的感叹。

对于这个中国革命中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宣言》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政治发生了两个相反的趋势，一种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一种是世界无产阶级正在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这两种革命力量日趋联合，“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宣言》对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作了正确的分析。一方面，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无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政治上还处在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因此，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

（四）

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了党的最高纲领，这就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已经意识到，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毕竟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明确现阶段的革命任务。因此，宣言中又明确提出了现阶段的最低纲领，其要点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党的二大就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党的二大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大会对中国的几个主要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对待革命的态度作出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国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因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之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加速手工业者的无产阶级化，所以势必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有伟大的势力，“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这是党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思想主张，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党仅仅有好的纲领是不够的，还必须广泛地组织动员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纲领而斗争。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部党章，对党员的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确实曾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力声援五卅运动等，并且给予经费上的资助。但与此同时，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也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妨碍了其主动性和应变能力的发挥，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当时在处理复杂的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变措施。革命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党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党的二大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前途等诸多问题，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与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初步地认识到实际上是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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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5月27日第5版

本期编辑：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