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丨党的三大：推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一）

在党的二大上，曾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讨论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确认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等效忠个人的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

这个时候的孙中山十分苦闷，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国民党成了一盘散沙，早年的革命朝气已无影无踪，除了少数人还在追随他苦苦奋斗外，不少人或热衷于一官半职，或意志消沉，而国民党内部又混进了大量的官僚政客，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尤其是由他一手培养起来的陈炯明，1922年6月公然叛变，炮轰他的住地，使他不得不离开广州。陈炯明此举给孙中山以重大打击，几乎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断绝了同陈的联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孙中山抵沪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先后去访问，表示慰问与支持，这使孙中山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感，表示欢迎苏俄对他的帮助，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西湖会议后，马林和陈独秀、李大钊赶赴上海，与孙中山洽商具体合作事宜。孙中山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欣然表示同意，还应允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党办法，依照民主主义精神改组国民党组织。

按照西湖会议的决定，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党的领导干部，率先加入了国民党。同年9月，孙中山召集各省的国民党负责党员53人开会，座谈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又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拟定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章草案。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当共产国际指示传到中国时，正值发生了二七惨案。1922年年初，香港海员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举行了长达56天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其中，1922年秋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1922年10月开始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或部分胜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党在领导一系列的罢工过程中，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在斗争中，一批工人领袖成熟起来，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

1923年2月4日，3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为抗议反动军阀对新成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破坏，在2000多里的铁路线上同时罢工。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和50余名罢工工人惨遭杀害。随后，除广东、湖南外，其他地方的工会组织相继遭到反动军阀的封闭，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给年轻的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单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的斗争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的民主权利，而反动势力手中却掌握了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主要依靠合法斗争，还得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

二七惨案发生后，大多数党员表示赞同共产国际的决议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但如何执行这一决议，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的独立性应保持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在党内却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问题，统一全党认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会议在广州召开。

（二）

之所以把党的三大的会址选在广州，是因为此时广州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国共合作的变化。

1922年12月，孙中山策动驻广西的滇军和桂军联合组成讨贼军，向陈炯明的粤军进攻，粤军内部不少将士对陈炯明叛变不满，这时纷纷倒戈加入讨贼军。陈炯明见大势已去，放弃广州，逃回惠州老巢。1923年2月，孙中山应邀返粤，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机关一度由上海迁到北京。二七惨案后，北京政府下令通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中央机关只得迁回上海。但此时上海的白色恐怖也很严重，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革命力量可以在广州公开活动，中共中央也迁至广州，因而在这里召开三大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1923年5月，中共中央向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的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迅速选出代表于6月上旬到广州，准备参加三大。这次与前两次大会不同的是，代表不再是指定而是由各地选举产生的。

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规定，代表人数按党员人数多寡选出，约为10至20名党员中选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是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区、省的书记。出席三大的总共有30多位代表（亦有研究者考证代表4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中共中央特地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在恤孤院路3号）租了一幢2层的小楼作为会场。这是一栋普通的砖木结构房子，整座楼似乎已是很长时间没有人住，看起来又旧又脏。楼下南边的一间是会议室，北边的一间作为饭厅。楼上的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房间的设备很简陋，没有电灯、自来水、厨房、洗澡间，只有一个大水缸，蓄着洗脸水，晚上照明是煤油灯和蜡烛。会议室的中央，摆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两边是一些长条凳，前后两端各摆着几把小方凳。

大会正式开幕前，先举行了两天的预备会议，就一些主要议程和决议草案初步交换了意见。正式开会的第一天，首先由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委会作二大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大会第二天，各地区的代表报告本地区的工作情况，刘仁静等报告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张国焘报告“二七”罢工及其善后情况。后面的日程是进行全体会议或分组讨论，中心议题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了中央领导机关，共选出中央委员9人，按得票多少排序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德隆（即项英）、罗章龙。大会还选出李汉俊、邓中夏、徐梅坤、邓培、张连光为候补中央委员（史学界亦有人认为候补中央委员中有瞿秋白、向警予，没有李汉俊、张连光）。由于张国焘在会上强烈反对国共合作，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得了6票而落选。

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依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三）

党的三大集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大会争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因为这个问题经过西湖会议，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全党的共识。代表们所争论的，是共产党员要不要全体加入国民党，要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后一问题争论尤为激烈。

会上，围绕上述问题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该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马林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目前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认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参加国民党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

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赞同马林的主张，认为目前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应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了，共产党的独立也就不成问题。而且共产党要进行工人运动，也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力量于国民党。

马林等人的问题是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过低，但他坚持共产党应积极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集中力量进行国民运动的意见，则有积极的一面。当然，在改组国民党问题上，马林也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提出“所有共产党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必然不利于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张国焘不赞同马林的意见，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是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张国焘的观点是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呢？”“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

从表面上看来，张国焘的观点也有道理。不过，就其本意而言，是根本怀疑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便公开反对，就主要在工人群众应不应加入国民党上做文章。后来，在会上赞同张国焘观点的蔡和森也认为，张国焘等人的意见有三方面的缺陷：一是怕加入国民党后削弱了自己的势力，没有积极去参加国民党；二是希望孙中山左倾后再加入国民党，而忘却了支配国民党的责任；三是不能加入国民党，去促进国民党改组，因而站在被动的地位。

对于如何参加国民党的问题，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也未能获得一致意见。最后，大会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进行表决。在此之前，张国焘反对这个议决案，由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大意是“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不应当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个修正案在表决时，以1票之差被否决。接着，以21票赞同，16票反对，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决议。大会还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等文件。

（四）

党的三大强调，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自然也不能充分发展，由于中国各阶层人民皆受制于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之下，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只能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无产阶级的责任“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

党的三大作出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大决策。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强调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因此，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议决案指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党的三大同时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党不能一刻遗之的，对于工人农民的宣传与组织，是党的特殊责任，引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更是党的中心工作。

毫无疑问，党的三大作出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于是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影响也迅速扩大。

但是，事后看，党的三大虽然也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后，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大会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反而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由于对国民党内复杂情况和以后可能的变化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埋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种子。

党的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焕发出新的朝气，全国范围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兴起。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20余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会议还在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以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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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2年6月3日第5版

本期编辑：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