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纵横」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林毅夫：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作者：林毅夫从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拿到博士学位开始独立进行经济学的研究到现在转眼三十年，《论语》为政篇上孔老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我从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到现在的时间已经两倍于孔老夫子从学到立的时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不过一瞬间，对一位六十出头的人来说，三十年则是半辈子。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到底三十年的工作是否在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上留下些刻痕？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和后人来评说。不过，作为这代中国人中最早在海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国内来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总结一下自己的工作，或许有助于同行和后来者了解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侧面。
回想起来，三十年来我的研究一直围绕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早期集中在农业、农村的变革，后来扩展到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形成了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后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除了这两个方面，我也对新制度经济学、历史、文化、方法论等发表过些看法。现将我的研究的问题，提出的观点和结论简要介绍如下：
一、农业经济学
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的农村改革，毕业后延续了这方面的研究。我早期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大多集中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现代化三个方面，至今国内外经济学界，许多人仍称呼我为农业经济学家。
1、农业生产制度改革。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从集体的生产队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我国农业也获得了连续多年的丰收。不过当时经济学界以Benjamin Ward 1958的论文以及Evsey Domar 和诺奖获得者Amartya Sen两人分别在1966年发表的理论模型为基础的主流文献认为集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1]主流文献的这种观点难于解释我国农村改革为何能伴随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我的博士论文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性，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在农业生产劳动投入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家庭农场是一个最合适的农业生产组织[2]，并以实证资料验证并发现，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农业增产中有近一半来自于由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向家庭农场性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所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加。我的博士论文被我的导师、诺奖得者舒尔茨教授称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文献，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发表了多篇论文，[3]其中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获得了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政策论文奖，并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而获得出版SCI和SSCI的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的“经典引文奖”。
2、农业合作化运动。我国改革开放后，从集体农场向家庭农场的改革伴随着农业的增产，但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完成了土改以后，随即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业也持续增产，只不过，在1959-1961年间突然出现农业生产大幅滑坡，导致了一个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农业合作化运动早期带来了农业增产，而后导致农业生产下滑、停滞的现象也出现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做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后，我开始思索上述问题背后的道理。1991年我发表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说明在农业生产劳动监督困难的前提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功有赖于农民的自我监督，而农民自我监督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必须拥有退出权，当其他社员偷懒（不自我约束）导致农业减产时，勤劳的社员可用退社来保护自己，并使偷懒者丧失集体的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成功，容易使热衷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误认退社的勤劳社员是反对合作化运动的坏分子，如果政治上把退出的权利剥夺了，勤劳的社员在不自我约束的社员偷懒时无法自保，也可能会跟着偷懒，导致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和产出大幅下滑[4]。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在1993年第17卷出版了一个6篇文章的专辑讨论退出权假说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败[5]。后来，我还发表了多篇论文，解释为何1959-1961 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集中在农村[6]。我的看法是我国1953年开始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集中农村剩余来支持工业化运动和保证城里的工人、居民低价的农产品配给，在粮食大幅减产的情况下，政府以行政手段保证了城里的工人和居民的口粮，使得农村缺粮的情形雪上加霜，因而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的情形反而集中在生产粮食的农村。其中，与杨涛合作发表于2000年Economic Journal上的论文“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是第一篇以严谨的经验实证来验证诺奖获得者Amartya Sen提出的食物获取权对饥荒影响的假说。
3、农业现代化。在上世纪90年代，我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2篇理论和实证论文[7]，强调由于各地气候、地质条件有所差异，适用的农业技术需因地制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加农业产量，应该建立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分权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我也根据对全国各省市区地一级农业科研机构的调查，出版了一本《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8]。我还论证了耕作制度、教育、信贷、农村要素市场等对农业现代化技术采用的影响。这些发表从数量上来说可称得上是成果累累，不过大体上是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验证国际上主流的观点，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91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上的“Prohibition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说明在计划经济时，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然而在没有要素市场的情况下，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动也会影响要素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对技术变迁的诱致效果，会和有要素市场时要素相对丰富程度的变化影响要素相对价格一样，诱致替代稀缺要素的技术变迁，文章中我还以中国的实证资料验证这个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说。这篇文章把Hayami和Ruttan在市场经济下由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的运用范围延伸到计划经济和缺乏市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9]
1992年我将农业经济方面的论文收集成册，以《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为题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获得了1993年孙冶方奖。1998年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学会授予我每两年一度的约翰•克劳福德爵士奖，表彰我对农业经济学的贡献。1999年我的论文“技术变迁和农业家庭收入分配：理论和来自中国的证据”获得《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10] 。2000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农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集《再论制度、技术和中国的农业发展》，同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和200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最佳著作一等奖。1998年时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和小麦研究所还邀请我以“中国过去如何养活自己？中国未来如何养活自己？”为题发表年度杰出经济学家讲座。[11]
由于我在农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2005年获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二、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我1988 年时想通了为何中国政府不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提高名义利率的方法来治理当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而是以被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是非理性的、无效的砍投资、砍项目的行政办法来“治理整顿”高通货膨胀背后的道理后，形成的并逐渐丰富的一个有别于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个理论体系框架[12]。在1988年以前我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以西方主流理论的现成观点来观察、解释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现象，我在农业经济学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例子，绝大多数的研究是以中国的实证资料来验证主流经济学现有的理论假说，或是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点延伸的工作，如果有独创的见解，像退出权假说等，也只是零敲碎打的观点。从想通了1988年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看似不合理的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以后，我开始抛弃了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面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诸多现象时，总以“常无”的心态，自己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为何等，来分析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我研究了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的解释竟然一以贯之，自成内部逻辑自洽的体系。2009年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职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的报告中，我首次将我的系统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2010年耶鲁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邀请我去做一年一度的库兹涅茨讲座，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的理论框架”为题发表演讲，演讲稿次年发表于World Bank Economic Observer第26卷第2期，这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提法首次正式见诸于学术期刊。[13]
新结构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决定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作为切入点[14]，倡导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包括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和其变迁的决定因素，主张在每一时点的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15]，强调思想理念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决定作用[16]。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即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为微观分析基础，试图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和相关的生产活动特性的差异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使没有结构（更准确的说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其暗含的唯一结构）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在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上的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1、由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该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是按照该国每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由此，该国将会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最大的竞争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剩余，投资会有最大的回报，积累的积极性会最高，资本禀赋增加和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速度也会最快。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此路径来发展，在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上也可以享有后发优势，取得比发达国家快的经济增长，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收敛。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前提是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相对价格只能存在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以存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为制度前提。由于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部性的补偿，和协调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这些工作仅能由政府来做，因此，也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经济结构才能顺利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变动。所以，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前提。
2、由于对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缺乏认识，在二次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出于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主观良好愿望，试图在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结构条件下去发展和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为这种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政府想优先发展的这种产业违反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政府必须靠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对市场的干预，给予这些企业保护补贴才能把这种“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结果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虽然先进的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低下，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扩大。
3、由于对政府的各种扭曲和干预是内生决定于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缺乏认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倡导以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用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次性地把各种保护补贴取消掉，来进行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上世纪80、90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建议，用休克疗法来进行转型，结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预期的经济稍微下滑后快速的“J”曲线复苏，而是“L”曲线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出现了所谓的“迷失的二十年”。[17]
4、根据上述理论框架的分析，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的，被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18]，其实是一个务实的、比较好的转型策略。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予旧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对原来受到抑制的产业的准入。并在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政府可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以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方式局部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这种方式在转型过程中能够同时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绩效。快速的发展则能够不断积累资本，使许多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为符合比较优势，企业由不具自生能力变为具有自生能力，旧体制下遗留下来的保护补贴也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能够取消掉也应该取消掉以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上述的发展转型分析框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现象提出了和现有的理论不同的解释或新的观察。这里试举两例：一、预算软约束。这个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是由国有产权的性质决定。[19]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国家赶超战略的政策性负担或是由于提供就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引起，并认为在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加剧于预算软约束而不是减轻预算软约束[20]；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以消除社会性和战略型政策性负担为前提[21]。对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新结构经济学对预算软约束原因的分析和私有化效果的预测[22]。另外一个例子是潮涌现象。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当产业升级时，由于企业家容易同时看好一个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决策分散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许多企业同时投往这个产业，等到多数投资建成时，产能即出现过剩。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家电产业和最近出现的钢筋、水泥、电解铝、光伏产业的投资过热和其后的产能过剩就是例子。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机制我最早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2010和巫和懋、邢亦青合作的另外一篇论文则构建了一个博弈论的模型来说明。[23]
理论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只有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理论才能说是真正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提出新的发展理论体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帮助政府、企业、家庭等决策者采取行动实现其预期目标以改造世界。新结构经济学在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制定框架[24]，以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充满扭曲和瓶颈制约的软硬环境下推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对“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在2011年的第29卷第3期中出了一个9人参与的讨论集。[25]国际经济学会则于2012年春在华盛顿和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各开了一个产业政策研讨会，会议论文由诺奖得主Stiglitz和我编辑成上下两卷《产业政策革命》的专辑出版[26]。
从2011年开始我利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推动在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等非洲国家试行设立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用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以招商引资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试点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改变了过去世人认为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的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推动产业多样化，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新结构经济学也因此在非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受到学界、舆论界、政府决策部门和国际发展机构越来越多的重视。[27]
除了对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系统认识之外，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不同，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分析框架也为现代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看法。现简要列举几点：
1、最适金融结构理论：现代金融理论，一般研究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并以此种安排作为先进的制度推荐给发展中国家。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生产活动的风险特性也不同。不同的金融安排，例如作为间接融资的大、小银行和作为直接融资的股市、债市，具有不同的资金动员能力和风险分散能力。金融的作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因为产业结构所决定的资本规模和风险特性的差异，最合适的金融安排也就不同，因此，合适的金融结构应当内生决定于发展阶段和产业的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最适金融结构的理论由我最早提出[28]，扭转了国际金融学界只重视金融深度，不重视金融结构的主流看法[29]。现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如Demirguc-Kunt和Levine以实证研究支撑这个观点[30]。
2、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现在主流的宏观理论是经济周期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政府应当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和消费来平滑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则认为存在李嘉图等价，政府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家庭则会为了平滑现在和未来的消费而增加储蓄，以支付未来政府加税弥补积极财政政策所增加的财政赤字，结果总需求不会增加，积极财政政策推行的结果只增加政府的赤字，对平滑经济周期没有作用，而反对在衰退和萧条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则结合了周期和增长理论，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期，用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可以增加需求减少失业，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税收弥补扩展性财政所增加的赤字，是一个一石双鸟的政策[31]。 根据这个理论，2009年初我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率先倡导各国利用经济衰退萧条时，用支持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以作为反周期的措施[32]。这个建议现在已经为国际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包括Larry Summers所接受和倡导[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特地在2014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宣扬在经济下滑时是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34]。
3、流动性陷阱：主流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当出现经济衰退和萧条时，会伴随产能过剩，由于其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于刺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而出现流动性陷阱，推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只是刺激资产泡沫，如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出现的情形。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可以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而避免流动性陷阱。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的运用空间大[35]。
4、货币中性：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紧只影响物价水平。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水平的高低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货币政策并非中性，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当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企业家的一种补贴，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而出现分配不均[36]。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对一些现有主流理论难于解释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答案。
1、卢卡斯谜题：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37]。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寻租获得的财富的缺乏合法性，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富人以企业家才能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性，资本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新结构经济学对卢卡斯谜题的这个解释在经验实证上和现实的经济现象一致。[38]
2、资本账户开放是好是坏？主流的金融理论主张资本账户开放，使资本在各国间得到更好的配置。但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是更加频仍的金融危机。新结构经济学则将资本区分为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外国直接投资带来发展中国家实体资本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为了获利大多会投资于符合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以，应该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短期的金融资本的流动则通常是流向具有投机性质的股市和房市，带来资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帮助，而且，当资本流动逆转时，则会出现泡沫破灭，以及因为期限不配套和货币不配套而发生金融经济危机，所以，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管制。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政策主张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看法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管理短期资本的流动[39]。
3、经济开放是好是坏?从主流理论来说经济开放有利于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著名经济学家Dani Rodrik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按华盛顿共识开放经济以后，出现经济崩溃、停滞[40]。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前普遍推行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存在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采取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这些企业无法生存，就会出现经济崩溃，而且，政府对新产业的发展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就会出现发展停滞的情形。反之，如果在开放过程中采取务实的渐进双轨转型，给予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同时，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则开放会带来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41]。
4、发展援助是否有效？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多边发展机构和双边发展机构，以大量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深陷贫困的深渊之中，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发展援助无助于甚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42]。 新结构经济学的看法认为，过去的发展援助没有取得效果的原因在于援助国总是以自己的经验作为参照来设计援助项目，早期的援助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现代化产业。后来则侧重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的市场制度。这两种努力失败后发展援助转而侧重教育、健康等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些发展援助都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可持续、有竞争力的产业技术结构的转型升级，创造就业，减少贫困。进入本世纪以后，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的有偿、无偿的发展合作，则更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结构转型升级，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实现繁荣。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思路，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即其要素禀赋），在有什么的基础上能做好什么（即其比较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为目的。[43]
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于和蔡昉、李周合作，1994年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此书出版后，获得学界一定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 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根据我在北大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整理成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经济专题》，2012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并改名为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解读中国经济），在国外获得了很好的评价。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称：“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讯，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诺奖得主罗杰•迈尔森称：“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视角。”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称：“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我最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本经验的努力是在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 •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44]。听了我的演讲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林毅夫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45]。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这是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之一。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查看视频请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演讲中构建了一个三部门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制度扭曲和发展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用1962-1999间101个国家的跨国年度数据对各项理论推论进行检验，这些推论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46]。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诺奖得主麦克•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47]。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于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48]。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对《新结构经济学》，诺奖得主麦克•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对《繁荣的求索》，诺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则称：“《繁荣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由于我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研究上的贡献，2010年我获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我在其它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国文化复兴和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
1、新制度经济学。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1986/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时开始的。当时我准备回到国内来工作，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实质是制度的变革，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了解改革的原因和贡献于改革的大业，我大量阅读了当时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整理了一篇题为“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Change and Imposed Change。”此文1989年发表于Cato Journal的卷首。中文稿原来投给《经济研究》被拒，后来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改革与发展》1988年第4期，此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49]。这篇文章把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介绍到国内来，并且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是由于制度背后的决定因素的变动导致制度不均衡而自发产生的变迁，后者是由政府的推动产生的变迁。制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自发的诱致性变迁常会有新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政府在补足制度供给之不足上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必须有诱致性变迁的基础，否则，过犹不及，不能达到制度变革所期望的效果。后来，由于这篇文章，North Holland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工具书系列之一出《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时，邀请我和南加大的Jeffrey Nugent教授合写了一章“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50]。 通常只有在一个专题上被认为是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才会得到邀请为Handbook写专章，这对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我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这两篇文章之后，我没有再直接写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不过，新制度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决定和其变迁的理论，而制度和其变迁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制度的决定和其变迁的许多论述也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所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作为经济基础影响生产力水平的产业、技术和同为影响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的决定和其变迁的道理。
2、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前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曾领先于世界各国1000多年，直到西方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才落后于西方国家。根据许多经济史学者的研究，中国在十三世纪时就具备了许多学者认为的促使英国在十八世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但是，工业革命到底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就此现象提出：为何在工业革命前中国领先于西方，为何到了当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谜题[51]。韦伯则发现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提出了为何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深化的疑问[52]。对于李约瑟之谜我的解释是在前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主，中国由于地理天候的条件，自古以来人口多，劳动者多，技术发明的概率高于其他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就领先于其它社会。到了现代社会，技术的发明以实验室里的研发人员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取得为主，人口的重要性下降。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十五、六世纪科学革命的基础上，科学革命的产生则以先天对自然现象具有好奇的人，掌握了后天学习得来的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能力为前提。对自然现象具有先天好奇心的人通常也是具有高智商的人，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高智商的人提供了一条通过熟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层的高回报道路，使那些先天具有高好奇心、高智商的人缺乏学习数学和控制实验能力的激励，因此，科学革命以及其后的工业革命也就无法在中国自发产生[53]。对于韦伯疑问，我的看法则是由于工业革命在前现代没有发生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也就不能提高，每个企业雇佣的人数也就难于增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深化[54]。
3、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自鸦片战争中国从天朝大国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积贫积弱国家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从作为文化底层的器物开始逐步上升到组织和价值层次。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推动了30多年以学习西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 1894年甲午战败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推动了以学习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君主立宪”运动和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到了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又进而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甚至全盘西化，民族才得以复兴。我认为文化的绵延不断以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为依据，五千年来中华文化所以历久弥新的是在物质基础不断提升的同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的传承。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接触的时候，就会有先进落后、强势弱势的差别，其决定因素则在于经济基础的高低。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并随着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不断完善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的不断提高完全有可能。而且，只要有意识地实践、倡导，中国文化也有能力保持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很有可能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55]。并且，从二战以来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努力的成败经验证明，尚无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其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理论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难免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成败经验现象的理论才能有助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由于发展中国家条件较为接近，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对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将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这样的理论创新也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56]。
4、方法论。我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最早见于1995年应《经济研究》创刊四十周年而写的祝贺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源于对新的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每一个理论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理论，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国家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中国有可能在21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学家在观察理解中国经济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我倡导以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规范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并预测21世纪有可能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57]。2000年我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前去做方法论的讲座，在讲座中我提出了用“本质特性分析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历史纵向归纳法、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来观察、总结现象，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讲座后来整理成文章以“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为题发表于隔年的《经济研究》中[58]。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最集中的论述是2003年冬在课堂上以对话的形式和学生进行的，后来整理成书，2005年以《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由北大出版社出版，2012年分别由Cengage出版社和北大出版社出英文版和中文的增订版，并改名为《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59]。在书中我强调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主张秉持现代经济学的“本体”（即理性人假说，其内涵是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在他所可能有的选择方案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方案），以初生婴儿的双眼那样不带任何过去理论和经验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中许多用现有的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将会是经济理论创新的金矿。
四、结语
我国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连续37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期间7亿人摆脱贫困，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能够在中国改革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亲身观察了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的大变革，乃至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实属幸运之至。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在帮助人们认识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上，我上述介绍的理论、观点或许是可以作为值得参考的一家之言。然而，从帮助未来的人们 “改造世界”而言，我提出的理论、观点也难免有刻舟求剑的局限，终将被历史所扬弃，如果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这些理论、观点还能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进程上的一些陈迹则已属万幸。
我若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上能留下些痕迹，这个幸运不仅得益于大时代所给予的机会，也是许多老师和朋友帮助的结果。我首先要感谢我在北大的硕士论文导师张友仁教授，他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的研究也深受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舒尔茨、约翰逊、罗森、贝克尔、福格尔、赫克曼等的影响。虽然，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观点和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我从那些大师们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总结真实世界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在我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观点有明显歧异的时候，这些当代经济学大师们，还以平等的姿态和我争论，鼓励我、支持我。
我也要感谢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的许多长辈和朋友，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许多同事的切磋让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中，《中国的奇迹》一书得益于和蔡昉、李周的合作；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和马歇尔讲座中的观点得益于巫和懋、霍德明、朱家祥所组织的发展组组会的讨论，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则得到刘明兴、张鹏飞、刘培林、陈斌开、徐朝阳的帮助；和鞠建东、王勇的合作则使得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来内生化产业结构的努力得以实现。另外，和我合作写过或正在合作写论文的经济学家，徐佳君、付才辉、陈曦、谭国富、姚洋、余淼杰、赵耀辉、徐晋涛、沈明高、龚刚、龚强、杨涛、龚启圣、刘志强、文贯中、文一、王鹏飞、王燕、张一林、Celestin Monga、Volker Treichel、Hinh Dinh, Will Martin、David Rosenblatt、Doerte Doemerland、Vandana Chandra等为我的理论的完善做了许多的工作。我在北大所带的其他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胡书东、皮建材、陈岗、盛柳刚、邢兆鹏、孙希芳、潘士远、姜烨、李志贽、李飞跃、邢亦青、章奇、周浩、陶然等也都从教学相长中让我获益良多。
社会是不断在进步的，我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以“常无”的心态，探索各种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挑战，以深化、丰富乃至扬弃我现在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如果上天再假我以三十年，我愿意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国发院的各位老师、同事、同学，以及国内、国外经济学界的诸位学友一起相互勉励，继续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以及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以贡献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不懈努力，乘风破浪前进！
（作者：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