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
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
党建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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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问题，美国当局一直持否认态度，并说“这是共产党传统式的天大谎言”，是共产党搞的“宣传战”。[1]在美国解密的有关朝鲜战争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其实施细菌战的内容。因此，国内有些学者也对美军是否在朝鲜战场上实施了细菌战表示质疑。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所收集原苏共中央12份档案摘抄件。其内容为：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况。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翻译发表了这些摘抄件，并配有两名美国学者的考证文章，认为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于是国内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关于这个问题在笔者主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粉碎美国的细菌战》一章中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笔者根据中国的档案文献再次表明如下四点。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确系进行细菌战的判断是极为慎重的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苍蝇、跳蚤等昆虫和蜘蛛，散布的面积长约200米、宽约100米。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召洞、龙水洞也发现了蜘蛛和形似虱子、黑蝇的昆虫，面积约6平方公里。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该军卫生科无法确认这些昆虫是否带有病菌。①这是志愿军部队首次发现美军散布的昆虫。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的报告后，指示采取坚决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还要求该军上送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各部转发了第42军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查看驻地有无同类可疑昆虫，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志愿军报告后，除了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外，还派出专家到朝鲜战场了解情况、对昆虫标本培养化验和指导防疫工作。
从1月29日到2月17日，志愿军第42军、第12军、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又连续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发现美军投撒的小蜘蛛和苍蝇、蚊子、跳蚤、蟋蟀、蚂蚁等昆虫，密度最高的地区达每平方米1000多只。这些昆虫的出现比每年正常出现的时间平均提早了两个月以上1月底到2月中旬是一年中期鲜气温最低的季节，日平均气温为-4℃～-6℃，2月的日平均气温最低为-19℃～-22.5℃，这种寒冷的气温完全不适于昆虫的生存，并且这些昆虫都是在美军飞机过后发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于2月17日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队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细菌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标本上送外，要立即采取严格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扑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就在这天下午，4架美军飞机经过平康西北下甲里志愿军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物品，爆炸后几名干部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立即布满苍蝇，阵地官兵目睹了这一过程，证实雪地昆虫系美军飞机投掷。18日，志愿军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各部在驻地发现可疑昆虫，“为敌机投掷后而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昆虫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2月18日，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及处理意见，呈报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报告中说：朝鲜前方敌人投撒昆虫有三种：一为蜘蛛，二为苍蝇，三为跳蚤，投撒面积甚大。“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地了解外，现已将各种昆虫送往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究竟带何种病菌，尚需两日后得出结论。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总后卫生部正计划中)，并需要苏联在人力物力予以援助。”
2月19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朱德还特别批示“不宜送回，以免传染”。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当晚，周恩来即拟出了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并呈报毛泽东：“主席批示已悉，现在计划要办的事情为：一、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据初步化验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一二日内当可全部判明;二、前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三、先请朴宪永发表声明(即电告)，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并要美国对后果负责;四、由和大向世界和大②建议，发动世界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电前方进行防疫动员，东北亦加戒备;六、将此事电告苏联政府，请其予以帮助。”③此6项措施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已判明，美国在朝鲜投撒各种昆虫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其目的是意图进行恫吓和威胁，并试验细菌武器的效能。”④此后，即按此展开了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工作。
从1月28日志愿军部队首次发现美军散布的可疑昆虫，到2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系实施细菌战的判断、下定反细菌战的决心，前后共23天时间，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事既高度重视，也极为慎重。
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与朝鲜停战谈判毫无关系
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10开始，至1952年2月19日，停战谈判实质性的议程中已有两项达成或基本达成了协议，即第二项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于1951年11月27日达成了协议;第五项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于1952年2月17日基本达成协议。其余两项实质性议程尚未达成协议，即第三项议程“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的谈判于1951年11月27日以代表团大会的形式开始，12月4日起改为以谈判小组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的谈判于1951年12月11日以谈判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始。因这两项议程的谈判双方实质性的分歧较大，至1952年1月底均无明显进展。经双方同意，第三项、第四项议程谈判从2月6日开始暂时停止，转以代表团大会的形式讨论第五项议程。第五项议程2月17日基本达成协议后，29日，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问题谈判小组委员会复会，继续谈判战俘遣返原则问题;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谈判小组委员会于4月3日复会。也就是说，至1952年2月19日，停战谈判关于战俘安排的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停战的安排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并且谈判双方对这两项议程分歧较大。其中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从2月7日至29日，谈判小组委员会休会参加第五项议程代表团大会谈判期间，双方仍举行了参谋会议，除遣返原则外，对战俘遣返问题各条款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无论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判断看，还是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看，以及从朝鲜停战谈判情况看，进行反细菌战斗争都与停战谈判毫无关系。到1952年5月初，谈判的第三项议程关于停战的安排问题基本达成协议后，在战俘问题上的谈判(主要是遣返原则问题)才陷入僵局。而在3月7日中央军委就致电志愿军首长并谈判代表团，专门指示在谈判中慎重对待美军实施细菌战的事，这更说明反细菌战斗争与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毫无关系。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
从2月18日《中央军委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就美军在朝鲜投撒带菌昆虫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19日朱德的批示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确定反细菌战要办的几件事，均可看出中共中央作出反细菌战的决定是根据战场上自1月28日以来连续发现美军投撒带有病菌病毒昆虫的报告，并按美军实施细菌战而采取措施的。除此之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月19日晚，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就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研究确定：将国内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三天内全部空运安东然后转送朝鲜前线，并立即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到朝鲜;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和与朝鲜政府协调。⑤
20日上午，聂荣臻、粟裕、贺诚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举行紧急会议，向苏联顾问通报了有关情况。苏联顾问表示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美军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在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必将对中国大量使用。苏联顾问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责成卫生顾问阿萨杜良协助中方制定防疫计划。聂荣臻、粟裕当场决定，由总后勤部卫生部集中力量领导此次防疫工作，与苏联顾问一起组成指挥所性质的机关，并于当日将会议情况及苏联顾问建议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非常防疫委员会一事呈报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
21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指出：“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现在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容迟。为争取时间，除已令贺诚与苏联顾问和其他专家务于今日(廿一)提出防疫计划外，并自昨日(廿)起已将现有鼠疫疫苗三百四十万份、消毒粉剂九千磅及喷雾器、防疫衣物等，分三日用飞机运到安东，由志愿军留守处速转前方。此外，在国内再赶制一千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入朝鲜。防疫人员除部队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应进行紧急动员外，已令东北防疫队待命出动，并已电请苏方派遣专家指导。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为便于掌握敌人继续散放细菌和我们防疫的情况，请志司⑥务应每日作一简报。至于前方尚需何种药品和用具，亦望随时电告，以便筹送。”⑦同日，以毛泽东名义将这一电报有关内容发给金日成和具体主持停战谈判工作的李克农。
2月23日，周恩来审阅由贺诚组织拟制的反细菌战防疫计划大纲，认为“原则可用”，同时呈报毛泽东，建议反细菌战工作可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战区先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各大军区由军区卫生部负责此项工作)，目前尚不忙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当日得到毛泽东批准。[2]
2月25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志愿军发出防疫指示，指出：“根据许多事实(许多部队看到敌人用飞机撒下昆虫;很多昆虫朝鲜人民过去从未见过。且季节上亦过早。朝鲜专家的化验报告，敌人所撒昆虫和投掷方法都与敌人以前准备细菌战时所研究的一样。敌军内在一月中旬集训军医进行瓦斯、细菌、原子力等训练等)，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因此，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为此，除在外交上、宣传上中央另有布置外，现将有关前方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规定如下：(一)防疫工作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阶段即在目前前线病菌不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军委机构内部由总参、总政、公安部、卫生部等派代表组成中央防疫办公室，战区则由联司组织防疫指挥处，东北先由军区组织防疫办公室，以便分别掌握防疫的情况，交换疫情，研究和指导前方的防疫工作和后方的支援工作。如果敌人在我公开控诉它的罪行后，仍继续散下细菌昆虫，而前方化验中又更加证实为传染病菌，并不断发现病员和死亡，且数目又日益增多，则我们便应宣布进入第二阶段紧急措施阶段。那时战区和国内都必须组织包括各方面的防疫委员会，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全面领导。(二)立即动员前方的防疫队和卫生人员速将已送到前方的三百四十万份鼠疫疫苗在部队和防疫区居民中进行强迫接种，并进行疫区的消毒和隔离工作，此事应毫不犹豫地进行。五联疫苗(霍乱、伤寒、副伤寒A、B及破伤风混合疫苗)，现正开始包装，约于三月中旬可送去二百五十万份(供党、政、军工作人员用)，及霍乱疫苗五百万份(疫区和交通要道居民用)。鼠疫疫苗仍在按计划赶制中，防毒口罩亦在布置赶做。(三)应加强防疫的情报工作，除各级防疫组织和卫生机关必须随时将防疫情况报告外，在战区的适当地点必须组织若干化验室与检疫站，并由志卫⑧组成若干机动的化验组和防疫队。为此中央正在组织京、津及其他大城市的化验专家成立若干化验组前往志司。东北防疫队已抽一百五十人分赴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临江、图们设站外，另三百五十人已集中长春训练待命入朝。(四)指定几个专门医院作为防传染的预备医院，准备收容和隔离病人。(五)部队中和居民中的防疫教育极为重要，必须认真地进行，但同时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混乱。总之，我们不管敌人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也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疑和动摇，否则即易发生损失，陷于被动。至于具体措施，则请彭酌情处理并告。”⑨
根据上述决定和指示，在国内和在志愿军中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斗争。利用国内各种新闻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工作也同时展开。3月14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和以贺诚为办公室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总防疫委员会，并下达了反细菌战防疫措施的命令。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是志愿军防疫领导的最高机构，以副司令员邓华为主任，联司副政治委员朴一禹、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韩先楚、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为副主任，并接受朝鲜中央非常防疫委员会的指示，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当日，由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甘泗淇签署下达给志愿军的防疫命令中要求：“(一)各兵团、军、师以及分部成立防疫委员会。各级防疫委员会以不超过5人为限，各级行政首长正职或副职首长一人为主任，卫生部长为副主任，其他有关部门选派人员参加;团、营、连按上述原则以3～5人组成防疫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各级防疫委员会的职责为：1.收集上报疫情，并研究贯彻上级防疫委员会的指示;2.检查下级防疫卫生工作，总结防疫经验并上报;3.检查预防消毒器材和疫苗注射;4.密切与所驻朝鲜地方政府进行联系，并帮助朝鲜居民的防疫和治疗工作;5.利用各军办的小报和举行小型集会，进行防疫卫生宣传工作。(二)建立疫情报告制度：1.军以上利用最快的通信工具，每日18时向上一级防疫委员会报告新发现的疫情，收集美军飞机或大炮投撒毒虫地点、时间、面积、虫类和疫病情况;2.收集美军投撒的各种毒虫和容器，特别注意收集跳蚤，送志愿军卫生部化验。各兵团和军卫生机关化验结果及玻璃片注意保存上送。(三)防疫对策为：1.已下发的鼠疫疫苗、牛痘疫苗、斑疹伤寒疫苗、五联疫苗，全体人员必须注射，不得有一人例外;2.以战斗精神扑灭苍蝇、跳蚤、老鼠等传染毒菌的媒介物，并须成为经常性的工作;3.保持环境清洁，必须每日打扫一次，野外厕所坑深一米以上并加盖;4.禁止喝生水、吃生菜，送往阵地的菜饭和开水都要加盖;5.管制水源，水井加盖;6.伙房远离厕所，并注意炊事员健康和伙房的清洁;7.发生急性高热病必须立即隔离，给以磺胺服用，迅即送往医院，其居所予以打扫消毒。”
据此，志愿军各级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或防疫领导小组;根据作战或驻防区域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并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普遍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按规定注射了鼠疫、霍乱、五联等各种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达100%，对主要交通线两侧3华里内及部队驻区大部分朝鲜居民共450万人注射了鼠疫疫苗;开展了扑鼠、灭蝇、保护水源、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志愿军共指定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军施放菌毒传染的病人。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还制定了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三大“卫生守约”，下发到每班2份;对2393名卫生防疫人员进行了短期训练。
为加强志愿军的反细菌战检验和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1598.3万人份鼠疫疫苗，651万人份四联疫苗，284.5万人份五联疫苗，32.3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80万余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万余公斤;其他消毒粉剂4.29万公斤。[3]
采取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发展。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国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共中央按预定部署进入反细菌战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
3月4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等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部署东北及沿海地区全面进行反细菌战防疫的措施。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和粟裕关于反细菌战措施问题与苏联顾问商谈情况的报告上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4]经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与苏联政府协商后，3月1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苏联增派一个“能在复杂天气及夜间条件下作战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机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担任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4](p.17)3月12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进驻中国沈阳地区。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为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除在志愿军部队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对铁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规定：“(一)凡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别设立防疫检验站，专门负责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二)凡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均须强制注射。凡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发现有疫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应妥为包装。(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五)凡疫情严重的车站与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装卸。”
3月16日，成立了山海关防疫总指挥部。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等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对全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防疫对象、区域划分、各区任务、紧急措施、防疫运动、研究工作、宣传工作、防疫组织等8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在疫区的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在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在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之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对防疫运动提出12项工作，要求各区根据不同情况，有选择、有重点的进行。在防疫组织上，除东北已成立防疫委员会外，要求华北、华东、中南各大行政区和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省及所属县、市、区、村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分别成立防疫委员会，以利防疫工作的进行。华北、华东军区各成立1000人的防疫队，华南军区和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各成立500人的防疫队，关内沿海各省成立300人的防疫队，所属各县成立30人的防疫队，并组织必要的防疫预备队等。指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立即实行，并将进行情况随时上报。
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除志愿军已组织防疫队外，在国内共组织129个防疫大队，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设立了细菌研究中心;苏联派来流行病学、细菌学、昆虫学、动物学等专家9人，在东北协助检疫工作;在东北地区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物品的检疫和消毒;4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完成480万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地区也进行了重点注射。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至1952年冬，志愿军共确诊和疑似与美军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⑩此外，笔者接触过许多当年曾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志愿军老战士，他们一听有人说美国没有在朝鲜实施细菌战、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情绪非常激动，问，“谁说的，这纯属胡说八道。当年我就亲自在雪地里扑灭过美军飞机布撒的昆虫。”
这些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当然也组织了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宣传运动，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尽管美国当局一直否认实施细菌战，且没有公布有关档案，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是铁的确凿事实。
当时加拿大的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博士访问中国时，在沈阳附近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他亲眼所见指出，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并声援中国人民的反细菌战斗争。几十年后，在他过世之前嘱托他的儿子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文忠志)写一本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书。史蒂芬?艾迪科特自费到美国和中国收集有关资料和访问当事人，并通过中国有关部门找到笔者，就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事进行了座谈。他说他到美国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虽然没有抓住老虎，但已抓住了老虎尾巴”，得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十几箱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有关档案没有解密。他遵从父亲的嘱托，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和访问，撰写完成《美国与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1998年11月由加拿大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
关于对日本记者收集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的看法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所收集的、但未得到证实真伪的原苏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是中国、朝鲜、苏联“伪造”的“虚假”情况的12份档案摘抄件，其大致内容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贝利亚于4月21日向苏共中央负责人马林科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备忘录，称他在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52年3月朝鲜社会安全部顾问格鲁霍夫和朝鲜外交部顾问斯米尔诺夫向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呈送的报告，称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在没有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支持朝鲜方面在“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到朝鲜调查前，伪造疫区，伪造了被传染的人员，编织关于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证据。贝利亚随即要求拉佐瓦耶夫、格鲁霍夫和曾任朝鲜人民军卫生部顾问的谢利瓦诺夫就此作出说明。
此三人在随后提交的书面材料中称：1952年2月，朝鲜政府接到了中国政府关于美国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通报，于是抢先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实施细菌战，而实际上其根本不拥有美国实施细菌战的证据。
贝利亚由此认定，伊格纳季耶夫蓄意扣押了格鲁霍夫等人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报告，使得苏联的国际形象因为支持中朝政府的控诉而受到严重伤害，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做进一步调查。苏共中央主席团于4月24日作出决议：鉴于拉佐瓦耶夫未经授权擅自行动，立即将其调离驻朝鲜大使和朝鲜人民军总顾问的岗位，剥夺将军军衔，并予以起诉;重新确定苏联政府关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官方立场，并将这一变化通知中国和朝鲜;鉴于伊格纳季耶夫“错误和不诚实的行为”，取消其苏共中央委员资格，并责成有关部门追究其责任。伊格纳季耶夫随后被免去了中央书记职务，调任巴什基尔州委书记，而贝利亚则重新执掌国家安全部门的大权。
5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给驻中国和朝鲜大使馆发出指令，要求通知毛泽东、金日成：“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被误导了。在新闻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报道是基于荒谬的证据。对美国人的指控是虚构的。”
6月2日，由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贝利亚主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
以上就是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苏共中央档案文件抄件的大致内容。美国学者将抄件中所描述的这些内容，视为中朝对美国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控诉完全是谎言的证明。
究竟应如何看待日本记者收集的原苏共中央的这12份档案?有如下三个因素必须考虑：
一是1953年6月底，即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伊格纳季耶夫开除出苏共中央的20多天后，贝利亚就被逮捕，随后又被处死。以非法和非人道手段取证、制造一系列所谓的“反党集团”冤案是其被处决的重要原因。伊格纳季耶夫则作为“遭受贝利亚迫害的人员”之一，被恢复了苏共中央委员资格。
二是在日本记者所公布的原苏联档案中，不包括贝利亚所提到的1952年3月格鲁霍夫、斯米尔诺夫致伊格纳季耶夫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到底如何，至今不清楚。
三是日本记者所得到的12份原苏联档案，与其他已经公布的前苏联朝鲜战争档案不同，只有手抄件，没有见到原始文献，并且是摘抄，不是全文照录。同时，这些档案的真实性从来没有得到俄罗斯方面的正式认可。美国《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在发表这一批抄件时专门指出，在正式的档案文献公布前，这批文件的真实性将始终受到怀疑。
因此，在俄罗斯没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档案文献之前，在中国档案文献能够证明这些档案抄件的内容之前，任何对这些档案真实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种推测，而不能形成确切的结论。不能也不应该盲目相信这些档案的内容，更不能依此作出否定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曾实施细菌战的结论。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美国确在朝鲜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绝非编造出来的谎言。
注释：
①《第42军给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1952年2月2日。
②“和大”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世界和大”指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
③周恩来关于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给毛泽东的报告，1952年2月19日。
④《中央军委关于反细菌战问题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1952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帝细菌战宣传应注意的事项》，1952年3月7日。
⑤《聂荣臻、粟裕关于苏联顾问对反细菌战问题意见给毛泽东主席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副主席的报告》，1952年2月20日。
⑥志司，即志愿军司令部。
⑦《中央军委关于反细菌战问题给志愿军和东北军区的指示》，1952年2月21日。
⑧志卫，即志愿军卫生部。
⑨《中央军委关于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给志愿军的指示》，1952年2月25日。
⑩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编《战争简史》，1956年，第77页。
【参考文献】
[1][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版，第189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77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齐德学：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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