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想象作家是“人类的良心”：他们中有太多的无赖︱独立作家
文︱谭越森
新话会上农民感恩式的吹捧，倒也符合这些年的主流文艺L线。爬行于新话会中的歌德作家们，个个身怀文坛登龙术。附炎趋势本不必有过多的指责，其乃人之常情。而文人大抵离不开名和利的，又精于避凶趋吉之聪明劲头，就更加地春心荡漾、个个巧舌如簧，如蝇吸膻紧紧靠向权力之焰，却不知在一个虚浮的世道，越向火光的中心寻找安全感和优越感，越容易烧身自毁。
新话虽然轻蔑作家这个行当，但又亲密文学，是为了牢控自由思想对谎言领地的进犯，进而将文学染成一块遮羞布，具有迷惑、致幻、乃至产生虚拟的假象，甚而制造伪高潮的功能，它貌似强大，拥有大批精英为它的遮羞布进行缝纫、添色和辩护等，但终不会长久。
人们不喜欢读谎言文学，而不是摒弃严肃文学。我不相信严肃文学没人读，也不相信好小说是新话能够扶持出来的（恰恰相反，新话只会扶持坏东西，即没有真实的思想，也没有审美价值的作品），人们早已对盛行的谎言宣传品产生疲劳和厌恶了，宁可看些玄幻的、逗趣的，也不愿意装出失足少女等待D支部书记挽救、教诲的一本正经的痴呆模样。
作家的形象终于以一个“小丑”的角色令人瞠目结舌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丑化一个作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文学事业以一种难堪且污辱式的境地无非在向人们表明，我们的文学遭受到了重大的挫折。
期望越高就失落越多，期望就毁在了我们自以为是的预想之中。这个原因在于孱弱的民族自尊心容易神化任何一个“奖项”。文学本来与“奖项”存在着悖论，文学是超越性的、精神性的，反世俗；而奖项的存在就是一种世俗的认可和游戏。
文学属于自由。作家的遭遇，可谓是新话之下，一个民族自由之材的扭曲
作家之扭曲，获得了两方面的“轻蔑”，一是新话有司者把一个诺奖得主或者说对（他们）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当代在世官方作家（封官进阶）视为仅仅是个文宣工具或文学工人；二是民众对歌德作家的憎恶，竭尽其能不惜以各种手段进行丑化，这种现象只在文g时代发生过。作为一个写作者，且不论文学审美价值之存在意义，就此两重“轻蔑”已经是陷入最大的不公之处了。
文学变成了谎言机器，维护着谎言机器的文学工人，彻底败坏了文人名声。作xie的存在，是对文人（写作者）一种巨大辱没。奥威尔论新话文学说，“（在新话社会），想象，甚至意识，都将从创作过程中清除。官僚们将按照书籍的大致类别，预先做出计划，许多人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和加工。……不用说，这样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是垃圾，而任何不是垃圾的东西，都会危及新话国家的结构。”
作家如果远离了真实，就成为精致鸟笼中啘鸣的金丝雀。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把社会“鸟巢化”(compartmentalization)，进而造成社会阶层割裂。它喜欢包办公共治理，而不允许不同阶层通过直接交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同阶层之间不交流，甚至同一个阶层内部也没有交流，那么阶层之间、个人之间就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每个阶层都会满足于自己的“鸟巢”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遇到困难不相互援助，而只能求助于政府，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中央集/权。作家在鸟巢里自然不必过于关注现实社会，他们只要极尽所能地“造梦”，把文字表达在形形色色国家鸟巢杂志上就可以了。或许若干年后，当子孙们在鸟巢杂志去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时代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由他们祖父们笔造的“真空罩”而已。
新话包揽一切，世上所有，包括人的精神、正义。前苏联作家马尔科夫认识到，建立作协体制是为了让作家们停止思考。作家们不断被告知，是“我们使你成为作家的”。如果一个作家违背当局的意愿，不愿写歌颂的题材，他将失去一切。这种体制下，自然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
《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说：把目光放到人类文学的历程上，我们必须撇开专制国家的官方文学及后专制时期的群体文学，这些伪文学不过是人类作伪历史上的一些小小插曲，也是给文学研究者演的两曲小小闹剧。布鲁姆的审美体系是如此的森严，断然拒绝任何专制文学小丑进入他的视域之中。
我们不得不再次重温丹尼洛•契斯（DaniloKis,1935~1989）在《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一文中给予青年作家的忠告：
不要扮演小丑：权贵们习惯于以此取乐。
不要扮演宫廷小丑。
不要想象作家是“人类的良心”：你已经看到他们中有太多的无赖。
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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