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意孤行的传奇
现代中国作家中最富争议的并不算多，而女作家张爱玲无疑是其中的一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她的种种行状很不理解，尽管她的作品迷倒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因而，在许多人心目中，张爱玲算得上是一位特别怪异的人，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漠视个性而追求思想行为的一统化的文化环境里。对于别人投给她惊异的目光，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作为观察力非常深刻的作家，她必然敏锐地觉察到周围人施加给她的无形的文化压力，但是她还是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表现出少有的坚韧。
有争议的爱恋
令人们感到最诧异而陌生的是作为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的张爱玲有多少人不去爱，偏偏爱上一个文化汉奸胡兰成，不仅同他交往甚密，而且还不顾胡是已婚之人，与胡同居。在我们的文化中，出卖民族利益，投靠侵略者的人可以说是邪恶的代表，因其罪恶累累而令人痛恨和唾骂。一个年轻有为的作家与这样人纠缠在一起，其道德品质就必然会受到怀疑；对于一个拥有妻室的男子再与别的女人相好、结婚，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默认而很少予以谴责的，但是对于一个女人去勾结一个有妇之夫，却很难容忍。然而，张爱玲全然不顾由此而带来的误解和责骂等反对态度，坚持与胡兰成建立情爱关系，他们的爱恋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却也十分热烈，如火如荼。这里我们无意去探讨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种种具体的原因，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张爱玲的爱情却是如此的执着和坚定。
就张爱玲与胡兰成爱情的实际情形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张爱玲的爱情是非常纯粹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可以说与实用主义没有关系。在张爱玲的眼里，胡兰成的社会政治身份已经淡化得无关紧要的地步了，那么，真正来到她面前的就是一个为她所认可的男人，一个可以给她以爱情的温暖的男人，一个具有男子魅力的胡兰成。总之，她为胡兰成的某种男性的气质所深深吸引。而胡兰成一旦撇开了可恶的社会政治身份，还是一个挺懂得恋爱，非常善于笼络女性的人，或许还有一定的情趣和高雅的气质。所以，当他站在她面前时，张爱玲首先感觉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而存在，而不是某个政治动物或者社会符号。这种进入了恋爱情境的张爱玲完全是以自己的身心投入其中，因而她的爱情可以说是超脱世俗走向纯粹。而这对于许许多多世俗之人当然是很难理解的。
既然是纯粹的恋爱，那就跟着情感和感觉走吧！至于别人怎么说，何必管它呢！只要对得起自己的感情就行！张爱玲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到恋爱中去。她不求二人结合的家庭婚姻形式，只求得胡兰成那个可以给她以情感慰藉和精神安顿的胸怀与臂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爱情的港湾里，张爱玲只享受着甜蜜的二人之间的绵绵私语和个人情感的交流，将社会与政治的风风雨雨排斥在港湾之外，就是胡兰成此时也脱去了汉奸的身份而充当一个比较出色的情人的角色。像这样进入二人世界之后就如同脱了衣服一样将平日里的政治身份和社会角色弃之一旁的，确实非常稀罕，所以也很难为世人所知晓。
按照常人的理解，张爱玲既然热烈地爱上了胡兰成，就应该与他成为“白头偕老”的“眷属”，就应该终身相伴。然而，张爱玲不仅没有与胡兰成举行正式的婚礼，结为合法的夫妻，而且，过不了几年竟然与胡兰成分道扬镳。而这种分手当然不是出于对胡兰成的政治身份的厌恶，也不是对胡兰成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否定与唾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的了。”分手固然少不了要经受痛苦的折磨，但是张爱玲却显得非常的冷静，并不像许多分手的情侣那样大闹一场，或者大哭一通，也没有自以为自己是女人而吃了亏就向对方索要钱财来弥补所谓的青春损失，恰恰相反，据了解，就在张爱玲写了这封诀别信之时，她还给了胡兰成30万元钱。
就张爱玲的这次爱情经过来说，一切跟着情感走，爱生则聚，情尽则散，没有那种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不清的情感孽债，尽管得咀嚼诀别的苦痛，但是在突破一切羁绊之后，人们看到的当是张爱玲的潇洒自如。张爱玲的这种爱情态度就与后来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所描写的那么相似，“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跑来的；……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好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张爱玲虽然没有婚外恋，但是她对胡兰成的爱情与大淖人一样特别潇洒。而且，大淖人的潇洒毕竟是汪曾祺浪漫的想象，而张爱玲则是提前了几十年在生活中实践。
鲜明独特的个性
张爱玲不仅在爱情上显示出她的独特之处，就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她也常常显露出与众不同的风采。就在她读大一的时候，张爱玲写了一篇应征稿件——《我的天才梦》，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表现出十足的自信心和引以为自豪的过人的写作天赋。在许多人看来，张爱玲的这个“天才梦”实在是太张狂了，与人们所普遍推崇的谦虚的美德截然相反，因而她也就成为一个“怪异”之人。如果以通常的做人的标准衡量张爱玲，她的种种行状都显得十分怪僻。40年代中叶，张爱玲发表了《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之后，出书的欲念十分强烈，而她的出书说白了就是为了出名。不过，俗语云：“人怕出名猪怕壮”。成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成语，张爱玲不会不知道，但是她偏偏不理会这些在我们民族文化中长期积累的人生经验，依然坚持自己的做人的准则，努力显示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些所体现的恰恰是现代思想意识，也是五四时代文化的精髓。
张爱玲曾在小说《传奇》的前言中说过：“书名叫‘传奇’，是为了在传奇中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中寻找传奇。”其实，她自己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中的人，不断地创造着各种“传奇”。除了作为职业的写作之外，张爱玲最突出的爱好就是装扮自己。有一次，她参加一个作家聚会，衣着十分古色古香，特别引人注目。就在平时，张爱玲也总是以各种奇装炫耀于人。据说她曾经认为“自己是个很在乎自己的人，小处不自私，大处却很自私。”（参见胡兰成：《今生今世》）其实她的所谓“大处自私”，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损人利己，而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不妨碍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的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在乎外人的评价，不理会习俗的传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这些举动就是在制造“传奇”。而“传奇”的目的则是通过引人注目而表现自己，说到底也是张扬个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多少年青人都追求过个性解放，要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要追求自己的浪漫爱情，自主恋爱结婚，但是不少人仅仅把这当着一种时髦的口号，仅凭一腔热情痛快地呼喊一阵而已，有的也想付诸实践，却因现实的残酷而不得不放弃，更有不少人为了这个理想而投入到政治怀抱中，到后来出乎意料的是，让激进的政治将原先的追求驱赶到九霄云外，进而扼杀他人身上的五四精神。只是张爱玲是个十分显著的例外，她不打任何旗号，默默地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五四精神，而且始终与政治保持着距离，而此时的张爱玲同样年青，只有20来岁的她并不像许多年轻人那样血气方刚，一句政治口号就可以鼓动起来，怀着满腔热血为其并不完全理解的政治冲锋陷阵，而是出奇冷静地面对社会上政治的风风雨雨，不能不让人敬佩。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不会像郭沫若那样让政治的漩涡淹没了自己而失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不会像H风、丁玲、王S味等人那样在政治的风暴中遭遇牢狱或灭顶之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置身于政治风暴之外（在那民族危亡之际，张爱玲的这种淡然政治的态度对于抗战虽说无益，但也无害，固然不值得大肆称赞张扬，但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张爱玲不仅避免了因政治斗争而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可以一门心思研究人性中的种种缺陷、弱点以及各种病变，而且可以对政治洞若观火，非常明了，从而使她区别于许多政治盲人，进而避免沦为他人的附庸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和独立。
问题是许多人对她的这种政治态度并不十分理解，总是以狐疑的目光盯着她，认为她没有政治头脑，批评她不该与胡兰成这样的人纠缠在一起，不该在日据期间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甚至把她视为文化汉奸，对她取敌视的态度。然而，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与胡兰成的恋爱，还是在包括与汪伪有联系的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张爱玲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她的那些文字毕竟没有损害民族利益，没有向侵略者露出半点谄媚，没有因出卖政治而拿别人的分文津贴，她只是在那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卖文为生。我们如果一味地苛求这样处境中这样作为的张爱玲，恰恰显露出的是我们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无知。
对于外界的误解，张爱玲没有发表声明为自我辩护，也许她意识到任何辩护都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然而她内心的感受毕竟还是通过小说《色·戒》的创作流露了出来。正因为这部小说体现了她对爱情、社会、人生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看法，自然同她本人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小说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女主角王桂芝是否应该在最关键的时候，出于个人情感的冲动而向进入圈套的汉奸易先生作提醒，结果使一群爱国学生的除奸计划落了空。显然，这篇小说涉及到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感的冲突，特别是除奸的失败结局是每一个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强烈的人都不能接受，而女主角的因个人情感的临阵突变同样使那些爱国人士拒绝认同。其实，作为作家的张爱玲的本意并不在廉价地给几个爱国志士唱唱赞歌，她是要在这政治事件的背景上突出女人天性和人性的弱点，同时还要向人们表明，即使是背着一个“汉奸”之类坏人身份的人，也决不一无是处，并不总是绝对的妖魔恶鬼，总有他作为人的一面的某些才干与魅力。张爱玲这样的创作实际上已经摆脱了一般意义上情感对作家的控制与遮蔽，此时的她就像一位医生面对着手术台上的病人，不再视其为自己的亲友，而是将其视为一具病体，这样才不至于因不忍心下刀而延误了手术治疗。为此她申言道：“写反面人物的，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张爱玲《惘然记·序》）她的这番诘问无疑是对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文化心理的批判，显示出她对文学艺术极其深刻而透彻的理解。这就是与众不同的张爱玲，更是非常深刻的张爱玲。
敏感于政治而出走
其实，张爱玲对于政治还是十分敏感的。就是凭着她的这种敏感，她于1952年悄然出走大陆来到香港。创作《十八春》时内心的别扭、官方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文代会上清一色的中山装都令张爱玲感觉到适合于她的时代已经过去，她面临着一个非常陌生而难以适应的时代，至于以后的命运更是不可预测，于是她不得已选择了出走。后来大陆20多年的政治发展确实验证了她的某些预感。试想她如果没有出走，她首先遇到的就是创作陷入严重的危机，她的创作思维方式根本就不能适应形势去描写和歌颂工农兵歌颂领袖，一定会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接着会因为苦恼的偶尔发泄以及旁观政治的态度而被打成右派；到后来“文革”期间免不了因胡兰成的牵连而被打成“堕落的文人”或者“汉奸婆子”以至被红卫兵拉上街头游街批斗，甚至断送了性命都很有可能。正是有了这一出走，她避免了这些极可能遭致的种种厄运。更显示出她在出走中聪明过人的是她毅然割断了与仍然留在大陆的亲友的一切联系，就连同胞弟弟和姑姑也得不到她的半点讯息，仿佛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她这样的亲人。这种割断亲友同胞联系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它却免除了给亲友同胞可能造成的牵累和灾难。
不过，张爱玲的出走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如果她不对新政权抱有某种幻想，或许在40年代后期就离开上海去香港。她深知自己创作的根不在海外而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之上。可是政权的更迭与政治气候的变化与她的人生理念、创作意向完全相左，令她难以立足，甚至无法生存，而海外也决不是理想的乐土，那里的文化十分芜杂，很难说得上是好的去处，但毕竟可以自由地生活，无可奈何之中，她选择了出走。到了海外，张爱玲基本上过着漂泊的生活，香港、美国、台湾……她到处迁移，试图寻找到她梦中的精神家园，但是在她瘦弱的孤零零的身影里，人们或许体味到她一意孤行的孤独和寂寞以及人的旅途的悲凉，但更多地会领会到她的坚执和伟大。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60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的农村，在乡下生活了20年。大专毕业后，在中教系统工作8年，主要担任语文教师。硕士毕业以后在苏北某高校任教。世纪之交在武汉大学读博士，2003年回扬州大学文学院工作，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年来，教过几门课、出了几本书，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跑过几个国家、交了几个朋友，喝过几杯浊酒，写下几首歪诗。座右铭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开拓无限。”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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