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我是你的姐姐二毛（一）︱独立作家
“来……五毛。坐下，我给你讲一个二毛的故事。”
“哦，不。不是要你给我二毛。”
“不。也不是我要付给你二毛。”
“二毛不是钱。她是一个人。是你的姐姐。”
一、我与阿无
1）1983年。秋天。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是1983年。大概是9月初的样子，一个人站在我家院子的大门口，叫着：“老汪，老汪……老汪家里有人么？”
我没有回答，直接站在了屋门口。阳光或许将我的脸照得很亮。这使轮廓的识别度很高，她不用进院子就能分辨出我就是她要找的人。我站在阳光的下面，而她站在大门的瓦檐下面。明处、暗处。我在明处、她在暗处，反差是那么地强烈，所以我根本就看不清她的脸。但是，听着那充满活力的声音我就可以猜出她是小刘阿姨，我们工厂的医生——2005年，一次我与父亲的电话通话中，父亲说：“小刘阿姨前些天死了。”听了后，我只是“噢！”了一声，并没有显示出惊奇。父亲接着说：“你不知道，两年前她花了15万换了一个肾。高高兴兴地从医院回来，指着自己的腰说：新的，年轻人的。至少还可以多活20年。”我“哦……？”了一声，多少显示出了一点好奇。父亲的积极性迅速被调动起来了。又说：“听说，那个肾脏是从一个死刑犯身上取出来的。枪还没有响，肚子就给划开，将里的肾脏取出来。是为了保证在放进保温箱时，血还是流动着的。对了，听说还不能打麻药。因为麻药会伤害肾脏。”“那得有多痛呀！”父亲似乎意识到了一种残酷性，沉默了一下说：“医生与解放军配合得很好，几乎是同时，枪就响了。死刑犯不会感觉到疼的。”还没等我回话，他又说：“疼了也活该，谁让他做了要被枪毙的坏事！”——小刘阿姨隔着空荡荡的院子对我喊：“小汪，你们老师叫我来告诉你14号回学校补考。”
这个信息对于我显然很重要。我要确定一下：
“9月14日？”
“是。914。”说着她就转身走了。在走出瓦檐的阴影进入阳光里的一瞬，我看见了她好看的身影在白色的背景中跳跃出来，珍珠般的光彩、好看。
914——就要死。这真不是一个好日子。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2）考场。刑场。
9月14日，天不亮我就被我母亲叫醒了：“建辉，起床了。今天要回学校考试。”
母亲专门为我煮了两个鸡蛋。剥好蛋壳放到我的面前。我说：“我不吃。我不想考0分。”母亲早就料到了，她揭开锅盖，从锅里拿出一根油条，往鸡蛋边上一竖说：“这不，变成100分了？”
从家里到学校有6公里路。在天刚亮起来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去的时候上坡多，大概要40分钟——就像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一样——回来的时候下坡多，只要半个小时。在一个大坡上，我使劲地踩着脚踏板，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就踩不动了。于是下车，向上推着自行车。一边推一边想着：回来时就好了，一顺溜，就往下面冲。
在将自行车推到坡顶时，我看到了刚升起来的圆圆的太阳——是我升起来了？还是太阳升起来了？
亮，但不刺眼。红，却不火热。
天就这样，完全亮了。
上了这个大坡，后面的坡就不叫坡了。不用下来推车，直接就可以骑到学校。一些小坡——咬着牙，瞪着眼，蹬着腿——吭哧、吭哧、吭哧地就骑上去了。汗水随之流了出来，浸湿了后背。
40分钟之后，到了王台中学。上了一个三十余级的台阶，就进了学校大门。今天是周末，学校里很静。一棵生长在厕所旁边的梧桐树早早地就黄了叶子。本来以为它占了一个好的口岸，离肥料最近。会长得肥肥胖胖、高高大大的。没想到却因营养太多而迅速老去。
在离树的不远处，我最要好的同学阿无站在梧桐树稀疏的树叶投下的松散的阴影里等着我。因此他的身上闪着光亮。
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过他了。我对他笑了笑。然后我们就并肩穿过操场，上了二楼。在楼梯上阿无对我说：“今天上午要开一个公审大会。开完后，要枪毙几个死刑犯。”
“枪毙人？在哪里？”
“是的。不知道在哪里枪毙。等开完公审大会后，我们骑自行车去追汽车。也许能追得上。”
说着我们就进了教室。里面空空的。还没有人。我问：“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人要补考？”
竟然没有人陪伴我！我在班上是垫底的？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一会，班主任老师就来了。将考卷发给我，对阿无说：“你出去，让他自己考。”说着锁上教室门，老师就走了。
大约十分钟，我就把会做的题都做完了。剩下都是不会的。怎么办？这样把考卷交上去也不及格呀。高中还是毕业不了。
我正焦急。这时阿无从窗子探进头来问：“老辉子，做的怎么样了？”
“怎么做呀！”我抱怨着：“补考，老师还是出这么难的题。”
“快点。再晚，公审大会就看不到开始了。”
我将卷子拿到阿无眼前问：“这题怎么做？”他比手划脚地说了一阵。我就是听不懂。他一急，就翻进窗子，坐下来帮我考试。
我站在旁边说：“不用全都做完。只要60分，及格了就行。”
他做了二十多分钟卷子，停下来算了一下分。说：“好。有70多分了。快点把卷子交了，晚了就看不到开头了。”我们翻窗子出来，到班主任老师家，将考卷交给他。而后骑着自行车急急地向公审大会的会场上去了。
快到会场时，我看到围观人群的目光还没有朝向一个地方。那些目光没有纪律地胡乱交错着。如果它们有颜色都能被看见的话，会像是一团解不开的乱麻。我放慢了骑行的速度，对阿无说：“别急，大会还没有开始。”
果然，挤进人群之后，看到昨天刚搭起来的台子上还空空的。于是我们就左看一眼右看三眼、前望两眼后望四眼，想找找看有没有熟人。找是找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但是也没有用，人太挤，要想挤过去与之汇合，还真不容易。
放弃了吧！我们停止了东张西望。无聊的等待。
没有过多久，人群燥动了起来。声音混乱，但目光却一致。人们的目光朝向一个地方。那个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音。等声音停止时，看台上出现了两排人：一排武警、一排犯人。武警在后面、犯人在前面。武警脸上蒙着口罩、犯人背后插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犯下的罪行。
阿无小声地对我说：“武警脸上戴着口罩，是害怕他们的同伙认出他们来报复他们……”
我没有听清阿无后面说了些什么，因为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犯人。她站在一排高大的男人中间——纤纤弱弱——因凹下去一截而显得“突出”。或者……淫者见淫地让人联想到女性的性征。联想到这，我的下面奇怪的“凸”了起来，像是想要弥补那个“凹”。互补。方正。“世界就是因此平衡着！”这样想着，我就原谅自己的本能。
那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在秋日早晨的太阳下被阳光温暖得让看着的人身上燥热着——而后由外而内——内心燥动。怎么个漂亮法？那时我还不太懂女人，就是觉得她死了会让人感到可惜。心中生出一种爱怜。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为了体现“立即”，押送犯人的汽车一直没有熄火。宣判的话音还没有落地，他们就被左右两个武警提着迅速丢到车上。
阿无拉了我一下，就挤出正在散开而更加混乱的人群。人群分为两种，一种慢慢悠悠的像是无所事事的样子。另一种则完全相反，他们疯狂地奔向停放在路边的自行车。骑上车就迅速地朝着汽车开去的方向追着。
像是一场自行车比赛发令枪刚刚响起。公路上挤满了左右晃动着身子，双脚不停转着圈子的蹬自行车的人。
我与阿无就夹在人流中间。
其实除了人头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骑在最前头人的可以看到什么？我不知道。大概骑了在两公里，车流疏松了下来。同时也不断地可以看到有人将自行车紧紧地靠在路边逆向而来。有熟悉的人大声问：“看到了么？”
“早没影子了……别追了……”但由于双方的速度都太快，所以回答的人说了些什么？问的人完全没有听到，他依旧向前追着。
正追着，一辆军用救护车拉着警报“呜哇、呜哇、呜哇……”地逆向驶来。它匆匆地、坚定地、向着自行车流冲过来，像是载着一个什么使命。看着它坚定的样子，作为弱势的人，纷纷为他让开了一条道路。否则救命的车将变为杀人的车。它的使命将会戏剧性的反转。
好在人们都是怕死的。也是识时务的。
从客观上来看，这辆倒行逆驶的救护车，阻止了猛骑自行人的速度。从客观上来分析，自行车速减慢，使得空气中多了一分冷清寂静。以至更远更尖利更细致的声音得以切入进来——人们听见了“呯、呯、呯、呯”地几声枪响。
“妈的。还是没有追上。”人们停了下来。我望了阿无一眼，他也望着我。我问：“回去？”他看了一下周围，绝大多数人都转身回去了。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停了几秒之后，又蹬着车向枪响的地方追去。
“再追。”说完阿无就向枪响的方向骑去。
我跟着他，再向前大概骑了六分钟，一个大弯拐过去，出现了一条叉路。这条叉路阴阴的，像是要通向暗黑狭窄之地。我指了一下，说：“朝这条路走？”
越向里面，越是阴森。我感到背上一阵一阵的发凉，放慢速度，说：“算了吧。”阿无没有回答，继续向前骑。没有多远，他停住了。指着路边一片有一个篮球场大的沙石场说：“你看。”我顺着他指的地方看过去，看见了几滩血迹。血还没有干，湿湿的。似乎还可以流动。
“操！”阿无说：“老辉子，你看。他们是在这里被枪毙的。”
我低着头说：“人身上的血没有好多嘛。就只有这么一点？”
“或许……这是一块碎石地。血都渗到地下了。”阿无犹豫地说。我们同时都低着头，但是很快就被一阵阵向上涌起的血腥味冲得将头抬了起来，并扭向了另外一个地方。
3）文章。小道消息。
看杀人时我不到18岁。20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1983年死囚阿钟在号子里吃完了最后一顿早饭（一般地死囚在将要行刑前几天都会被调到小号里关押，避免他的情绪会影响到。但是1983年，监狱里面关押的人太多了，再加上被批准枪毙的人也多得排成了长队。根本就腾不出小号来）。天还没有亮，武警就叫喊着：“起床了、起床了、都起床了……”接着放风场的大门一扇一扇地被打开了。
有经验的人悄悄说：“今天要枪毙人。”
果然，铁门打开时，管教送进来了一碗煎蛋面：“阿钟，把这碗面吃了。”看到这碗面，阿钟明白自己的生命走到头了。虽然之前一直在作着心理准备，但是一旦面临了，心还是咯噔的一下就掉到了地下。
闻到煎蛋面散发出来的香味，却一点也没有胃口。他端着碗呆站着。旁边的犯人围在他的身边，眼巴巴地盯着这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面。管教说：“都让开来。你们也想吃了去死呀？”可以断定监狱里奉行的是唯物主义——这碗面是给将死的人吃的，但吃了这碗面的人却并不一定会死。他们没有退下去，而是用一种朋友般的目光盯着阿钟，似乎都在表演着一个主题：我们才是最要好的哥们，你看着办吧！
阿钟没有吃这碗面。他将面往地下一放，问到：“酒呢？”
“嘿，你还挺明白。想喝酒，你的胆量都去哪儿啦？”
将死的人也是有尊严的，阿钟闭嘴不说话了。他不知道就在几十公里外的第92野战医院的病床上正躺着一位钟姓副司令员。他患的是肾功能衰竭，急需肾移植。为了保险，必须从活体上取肾。医生还特别强调，被取肾的人之前要保证身体健康。
军队医生通过高级首长转告行刑的一位营长：取肾之前，犯人不能断气，不能打麻药，不能喝酒。
到了刑场，救护车早就等在那里。武警将阿钟从大卡车上直接拖到救护车上，将他固定到一张特制的铁床上。军医只是简单地用酒精在他的肚子上消了一下毒，一刀就划开了他右侧的腰部。第二刀肾已经离开了阿钟的身体，装进了一个恒温箱里。
阿钟想喊，但嘴巴被棉纱死死地堵住了。想要扭动身体，身子也被紧紧地固定着。但他的脸部却能极度地扭曲，比魔鬼还要吓人。
没有人知道，枪响时打的是活人还是死人——主要是因为可以知道的人并没有想去了解这些。他们的任务只是将一个活人变为死人。至于“如何变为死人？”上级并没有想要知道的意思。同大环境一样，这是一个只要结果，而不需要过程的时代。
南平，小说家。《独立作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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