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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电影节：新锐导演的起点，电影本质的回归

文 / 丸子 新浪@MissRevolver

对中国独立地电影发展熟悉的影迷也许还能记得当年的“七君子事件”。1994年，广电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封杀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七名导演。而封杀原因，则是这七名导演当时违反报批程序，私自参加某海外电影节。后来王小帅曾在一个采访中回忆，当年为了能参展，主办方让一位秃顶高个儿的纯种老外工作人员，冒充王小帅的表哥，开了封“探亲”邀请信偷偷把他带出了国门。那次，是中国独立电影首次在海外电影节如此集中的亮相，而他们所亮相的平台，则是后来被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起步之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 简称“IFFR”）。

IFFR，这个创立于1972年，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了“独立”“反叛”“实验”“新锐”等标签的电影节，不仅被视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起步之地，更被称为全世界“新锐导演最重要的舞台”。

IFFR，这个创立于1972年，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贴上了“独立”“反叛”“实验”“新锐”等标签的电影节，虽然与戛纳、柏林、威尼斯、洛迦诺并称为“欧陆五大影展”，但却与大多数我们熟悉的电影节有着太多的不同：它并不属于14个国际A类电影节，也不设星光璀璨的红毯或首映仪式，95年开始设立的主竞赛单元最高奖项“金虎奖”，每年不分高下地颁发给三部作品，但要求必须是导演的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因此也被称为“全世界新锐导演最重要的舞台”。它看似没有巨星，但其实我们熟悉的文德斯、法斯宾德、贾木许、娄烨、洪尚秀、朴赞郁，甚至包括如今全世界最瞩目的商业片导演之一的克里斯托弗·诺兰，都是起步于这个每年一月在欧洲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举办的电影盛典。

【IFFR·选片】

每年一月末举办的IFFR确实带着些水瓶座的特质，它执着于创新，却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孤僻和顽固。

1971年，影展策划人Hubert Bals在鹿特丹举办了第一届电影节，由于仅有17位观众参加首映（据说当时放映的是西班牙电影《极乐花园》），开幕式和原本准备的市长致辞由于太过冷清尴尬而被迫取消。但荷兰人的雄心壮志显然没有这么容易被打倒。Hubert并没有理会被质疑的“太过先锋”，反而更旗帜鲜明地标榜自身的小众和新锐。经过四十多年的积累，终于打造出如今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新锐独立电影平台。

所谓“独立”，主要负责亚洲地区的IFFR选片人Gerwin曾将其定义为“制片方必须是独立制片者，而不是出于商业目的”，以及“内容和价值取向必须是表达作者个人态度，而不是取悦观众”两个方面。在选片上，IFFR极没原则，却极坚持原则。说它没有原则， IFFR不硬性要求参赛作品在鹿特丹首映，而一些甚至不能达到“电影”标准的DV，手机摄影作品，甚至视觉装置艺术作品，只要展示了够好的创作理念和手法，IFFR也照单全收。说它有原则，IFFR数十年来一直强调自身的“先锋”和“新锐”，2011年的电影节海报上，“Poetic, Daring, Weird, Hilarious, Sick ”五个关键词昭显了选片人另类的坚持。创作大于一切，电影的本质是作品本身，提携支持年轻导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是IFFR最核心的理念。IFFR的六位选片人按地域划分，每年在世界各地（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搜罗符合他们标准的作品。没有“嫡系”，没有“内定”，选片人得自己一部一部去把这些没有任何光环加身的导演和作品挖出来。选片人除了需要审阅投送鹿特丹的作品外，还得花上很多时间各地旅行，参加独立影展甚至小型放映，探访工作室，与毫无名气的新人导演见面聊天，再把他们带到鹿特丹。2012年获得金虎奖的《鸡蛋和石头》，就是Gerwin通过朋友牵线，跑去看了导演黄骥当时的初剪版再被送入鹿特丹的。

除了提供平台支持，IFFR还资金上为年轻导演最大协助。1988年，IFFR首任主席Hubert Bals去世，组委会以他的名字成立了专门扶持年轻、有创意的青年电影人的HBF（Hubert Bals Fund）基金，主要为贫困及发展中国家的小成本电影提供小额资金(1-5万欧)。他们针对项目的选择更侧重于导演在电影本身上的创意，而几乎忽略市场潜力和投资回报，给电影人提供最大的创作自由，故而被某些评论界认为是最具慈善性质的电影基金。实际上，克里斯蒂安·蒙吉，阿彼察邦，锡兰，又或者是雷加达斯，都曾是HBF的受益者。在许多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获奖作品中，你常看到的圆头圆脑的大老虎LOGO，就是HBF基金所扶持的电影，像不久前获柏林银熊的危地马拉电影《火山下的人生》等。这些作品在完成之后通过更主流的平台来展示并获得认可自然无可厚非，但若矫情些说，还是觉得IFFR有点“为他人做嫁衣”的心酸。

此外，IFFR也在努力为整个行业培养更多的新锐力量：针对年轻制片人培训的Rotterdam Lab每年聚集近百位制片人，进行融资、制作、宣发方面的讨论交流；每年选出近30部电影计划为其宣召投资的 Cinemart，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为拿着剧本提着项目策划书的电影作者与投资人牵线拉桥的平台；针对青年影评人培训项目每年向全世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开放，组织他们完成场刊（《Daily Tiger》），与电影导演，从业者，资深影评人见面，向各自的国家媒体进行IFFR报道等。参与这些非展映单元都可以直接通过IFFR官网提交申请，对各类电影新人从业者零门槛开放。

【IFFR·资金】

过分坚持的小众和独立，也让鹿特丹的资金压力大于欧洲三大电影节。政府支持、赞助商和票房收入是IFFR主要资金来源。名导巨星更能吸引财大气粗的赞助商，鹿特丹的特立独行有时却很难让赞助商满意。多年来，IFFR一直在极力抵抗被商业因素所绑架，不选名导，不选大片，不做数量扩充，高举“独立”甚至“反叛”的旗帜，游说赞助商也跟着一起参与这有点慈善意义的壮举。另一方面，由于IFFR很大部分资金都被投入到了HBF基金中，组委会也受到政府的牵制。作为HBF资金重要来源的荷兰外交部，希望这部分资金能够主要针对世界上最穷的一些国家，甚至列出贫富国家名单加以限制。而在组委会看来，有些所谓“最穷的国家”可能既没有电影也没有电影制作，而一些“没那么穷”或者正在快速发展的国家却有着大量的青年电影人非常需要HBF的资金支持。就像在荷兰看来已经“不算穷”的中国，虽然还在HBF资助名单里，但已经是“第三级梯队”，失去了“最穷”优先权。于是组委会需要寻找更多的私募基金或理想主义的赞助商来继续扶持更多有需求的青年电影人。

好在鹿特丹的观众对这种略显冷傲的作风还算买账。虽然没有巨星作为吸引噱头，绝大多数作品都聚焦发展中国家，“闷片儿”比例出奇地高，鹿特丹依然是世界上观影人数仅次于柏林的“观众电影节”。荷兰人的开放和包容从来就不仅限于大麻和性，更在于他们对于任何文化和表达方式的欣赏和认可。IFFR的独立性决定了其闷片多，怪片多，先锋实验作品多，但在鹿特丹却极少见到大量观众离场的画面，无论电影有多苦大仇深，沉闷无聊，特立独行，离经叛道，都很难听到观众对于选片的抱怨。荷兰人可从来都把IFFR当成他们的骄傲。

【IFFR·融入】

但我享受这种有些单调的重复工作。志愿者的工作经历能够让你从一个内部的切面快速地了解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电影节的运作流程，岗位设置，执行细节。

柏林常被称作最“亲民”的电影节，因为庞大的观众数量。而IFFR所能带给参与者的融入感，或许连柏林也望尘不及。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IFFR的志愿者运作。完善的志愿者体系是IFFR良性持续的重要基础，它不仅是为每届影展提供服务，也在为IFFR自身培养人才。志愿者的工作经历能够让你从一个内部的切面快速地了解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电影节的运作流程，岗位设置，执行细节。在IFFR，每年有800名以上的志愿者分布在嘉宾、放映厅、场刊、后勤等数十个部门。而其中有过半的志愿者都已经为IFFR工作多年，这些普通的荷兰市民，学生，以主人的姿态共同在构建着整个电影节。负责接送嘉宾从阿姆斯特丹机场到鹿特丹主会场的司机大叔说这是他第18个IFFR，每年一月底他都会暂停自己的工作，开着小私车随时待命，有时候凌晨四点就需要接机，一天往返两个城市五六次，他总是笑称他车上载着下一个诺兰；莱顿大学的中文老师今年担任了四个中国导演随行翻译，主办方称这个工作为“angel”，而一位泰国姑娘她这次接了泰语、韩语、日语三个语种的“angel ”；来自法国尼斯的金发美妞利用学校假期飞来鹿特丹做志愿者，在主会场附近的青旅订了13天房，她说她喜欢鹿特丹甚至多过戛纳，因为你能感受到自己你对于这个影展而言很重要。志愿者的存在为电影节提供了交融性更强的氛围，同时也为电影节筹办方积累了后备力量。如今IFFR很多全职工作人员，甚至选片人，当年也是从一名志愿者起步，一代代传承着IFFR人的情怀和梦想。

而较之更多大型电影节，鹿特丹最为珍贵的，是来自于普通观众与电影人之间的交流。以新生代电影人为主角，则为鹿特丹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平等氛围。没有明星，不设特权，不讲排场，那些参展的年轻导演大多还未沾染电影圈名利场的脾性。他们带着兴奋，忐忑与期待来到鹿特丹，重视并尊重自己的参展经历和在这个过程里遇到的所有人。这种平等性为观众、志愿者，电影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纽带，许多导演都能记得为自己见过一面的志愿者，他们会向普通观众耐心详细地推荐自己的作品，映后交流会上聊开心了甚至会邀请体提问者喝上一杯咖啡进一步深入讨论。我总是想，那些从这里走出去后来成为大咖的导演们，当年也是这样一个人提着行李箱，一个人排长队领证件，他们还尚未对赞扬和批评都习以为常，渴望听到每一个人谈论自己的作品。他们从这里走向更大的舞台，而那些与普通观众间无级差的平等对话，也就只留存在了IFFR这个荣耀之路的起点.

Photo: Felix Kalkman

【IFFR·华语电影】

IFFR对华语电影从来不吝偏爱。1995年IFFR首次设立竞赛单元，何建军凭借《邮差》成为第一批获得金虎奖的电影人。IFFR也曾多次策划华语专题和回顾展映，当年“七君子”就是因共同参加中国电影专题受罚。今年的“台湾制造”专题中，则放映了台湾新浪潮时期《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等8部电影。娄烨、艾未未都曾担任过IFFR的评委。鹿特丹是西方观众系统地了解华语电影的重要窗口。而资金方面， 1988年陈凯歌的《边走边唱》是第一部获得HBF基金的电影。在接下来二十多年间，张元、宁瀛、王小帅、娄烨、刁亦男、王兵、李睿珺、李红旗、黄骥等导演的30多个电影项目曾获得此基金。在2015年HBF成果展示单元，共有《鄂尔多斯骑士》《诗人出差了》《李文漫游东湖》三部中国电影展映。其中《诗人出差了》，是雎安奇拍摄于2002年，2004年获得HBF基金，素材被尘封十年后，2014年才被重新翻出来完成剪辑的作品，而该片最终获得今年IFFR最佳亚洲电影大奖。

然而，这样一个扶持，推动着中国独立电影历史，如今依旧布满中国电影痕迹的地方，在华语媒体和影迷中却鲜少得到重视。近十年来，网上能够零星搜到的鹿特丹专题报道几乎只有07、08年的搜狐和10年的现象网；而搜索今年IFFR的新闻，只有寥寥两三篇《鄂尔多斯骑士》和《诗人出差了》的通稿。中文社交媒体上关于2015IFFR讨论最多的是Spectrum单元的日本电影《味园Universe》，因为担任主演的是日本偶像团体“关8”的成员涩谷昂，粉丝们将其视为一次重要亮相。但事实上， 此次亮相鹿特丹的中国导演中，《李文漫游东湖》的导演李珞曾拍出过令人惊艳的《唐皇游地府》，雎安奇2001年就凭借《北京的风很大》成名，带来新作《父与子》的王兵更曾获得过69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大奖：他们理应并值得更多的关注。我们口口声声呼吁的对独立电影人的关注，完全可以更多地着眼于这些他们起步的地方，见证和陪伴他们的成长，而不是在个个功成名就之后，在他们漂亮的履历中，轻描淡写地提上一句“曾在鹿特丹”。

【结语】

每一个电影节都有自己的独特气质，而无论是以何种身份去参加电影节感受自然不同。但不可否认，这些年几大电影节间确实也存在明显的同质化趋势。当圣丹斯都遭遇过分“商业化”的批评时，IFFR的固执就显得更加难得。娄烨说：“电影不是红毯，不是华贵礼服，不是秀场，也不是市场圈钱工具，不是面子工程……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是一种态度”。 44年来，IFFR始终秉持了这种“电影最大”的原则，在越来越多的电影节日益商业化和噱头化的今天，它还保留着一丝难得的质朴感。它不单单是电影人的起点，也是电影本身的一种回归在这里你不会知道会遇见谁，不知道你所看的电影是否有机会发行上映，也或许会对自己身处某个时代的起点一无所知。只是可能有一天，某个曾与你站在放映厅门口聊天吹水聊天半个钟的小导演，就成为了铺天盖地的头条，不知道那时候的他是不是会想起自己在鹿特丹时青涩又期待的模样，但那时候的你，一定会有种“我们也是识于微时”的小骄傲。

参考资料：

1.搜狐娱乐 《2008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特别报道》， 作者：马然

2.现象网 《对话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选片和策划人葛文》

3.经济观察网 《独立战争》

4.好奇心日报 《10多年后他的电影得了大奖，但这颁奖的还可以坚持多少个10年？》 作者 林卉

5.鹿特丹电影节官方网站 www.iffr.com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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